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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五胡史是被史学家们强奸，至少还保留一些痕迹的话，那么只要你少数民族认同了汉人的文化，你的统治地位我就承认这类学问，根本就是一场你情我愿的通奸了。
这个时候，先秦〃夷夏之辨〃早已不记得了。
我们的学者们发扬光大了新的天下观，明末大儒顾炎武提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提出的保天下，也就是保住汉人先进的文化，保国家，也就是保住汉人正统地位的国家。他认为两者相比，还是保天下为第一。于是只要少数民族认同我们文化，我们就可以承认他的统治地位。
而后面一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更是大家耳熟能详，后人读来热血沸腾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型，不过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句话竟然是曲解原意了。
这样一来我们从心理上很快认同满清的统治地位，我们还以〃征服者被征服〃而欢欣鼓舞。
难道不是吗？
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么多清朝大戏，这么多清朝圣君，这么多清朝清官？
今天甚至连完全与朝代无关的电影、电视都尽量往清朝靠，好像那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盛世，沾上一点边愣是就能火起来一样。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那一部部电视剧好像真成了我们的历史。
可笑的是，今天我们热情歌颂的康乾盛世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说道。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其时1748年，乾隆十三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提到。
〃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自己。〃
其时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
然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哪里能听得进去这些。
纵然是今天的中国人不也是还在做康乾盛世的美梦吗？中国人现在不是最爱听〃这个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类话吗？
十九世纪后期，明明是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写着：〃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
真是好厚的脸皮。
〃大清国〃，〃大皇帝〃，〃恩准〃，〃夷〃。
那可真是，〃中国人，就是这样自信〃啊。
可惜中国没有对日本也演一出〃征服者被征服〃的好戏！
中国人不是从来最听不得〃东亚病夫〃的评价吗？
是的，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也不承认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但是，我们是不是〃东亚病夫〃，难道取决于外国的评价吗？外国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难道我们就是，外国人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我们就不是？
一个人有没有得病，难道是是医生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
难道清朝末年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病吗？
难道那些为吸一口鸦片卖儿卖女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用秋瑾的血沾着馒头以为能治病的人没有得病？
难道那些扬起脖子大声说〃吓，杀头，好看〃的阿Q们没有得病？
中国的病根，是在愚昧，是在麻木，是在自以为是。
我们说，我们不是〃东亚病夫〃，那我们就站起来。然而我们好不容易站起来后，却不肯承认曾经得过病。
却嚷嚷着，〃其实我一直就没病〃。
我想，不敢正视自己的过去，不敢面对曾经的错误，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病的开始。
过去的伤疤都没有勇气揭的人，怎么敢于直视自己的今天的伤疤，更不要说还能做出壮士断腕的豪举。
国家进步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人若是不能奋进，必然将被淘汰，那些不思进取的人最好的选择就是做阿Q。
也许，一个国家是否病了，看看这个国家里的阿Q数量的多少，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又听说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想必中国又是表示强烈抗议罢。
靖国神社内供奉着大约明治维新以来246万个亡灵，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其中包括战后被处以死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
我们需要注意，被认定了战犯的是1000多名，而靖国神社供奉的是246万。我们指责〃靖国神社已逐渐变成军国主义〃，也就是说把那246万都当成支持军国主义的人，这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246万个都是有名有姓的，每年日本历届政府的许多官员都以不同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他们认为〃战犯被处死以后，就已经成为佛〃，参拜靖国神社，是〃代表国民的感情〃，〃是天经地义的事〃。真诚地追悼〃所有为国捐躯者〃。
相比之下，我们记得几个那些为中国捐躯烈士们的姓名？我们是否想过需要一一考证他们的姓名？
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
我们的政府官员为谁祈祷过？
我们的国民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们又什么时候看得起过中国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又什么时候还记得〃真诚地追悼我们的为国捐躯者〃？
中国的不被侵略、不受欺凌，只能是取决于中国的自强，而不是别国的善意。希望中国强大、为中国强大而努力的，只有中国人，不会有日本人、美国人。
这一点日本人就认识得很清楚。
而中国，敢说我们比日本强吗？
6。4。纵论社会
五胡时期西晋的基本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其时最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后者的产生与前者是有密切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看来，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制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是不正常的，但是在当时，还是相对进步的制度和风气，只是在后来不可避免的变态了。
在曹魏时候，总结分析东汉帝国崩溃的原因，认为主要问题是在于〃兼并〃。土地集中，地方官就无法统辖境内的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
所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正是对东汉人才任用现实的真实写照。
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就实行〃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说，直接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上去品评人物，以此作为吏部任命人才的任命机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曹魏建立后由吏部尚书陈群提出。
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以此制选官。
但是结果我们很清楚，这种制度导致的结果最后又像《晋书》刘毅传里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完全有悖了创立的本意。
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
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
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他们几乎完全操纵〃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
为什么曹魏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到了晋朝，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主要是由于中正官职多为世族门阀出身的官僚所把持，这一制度变成为他们培植门阀私家势力的重要工具。
《晋书．段灼传》中，段灼曾对晋武帝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这样，九品中正制已不再是真正选拔人才的途径，这一情况的出现，加速了士族制度的形成，也是西晋政治迅速走向黑暗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唐朝之后推行的是〃科举制〃。这种改革的选举制度比起〃九品中正制〃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始终没有做到本质上的突破，最后科举制也沦落成为写八股文比赛，而不是真正的选拨人才。
就这样，历史往往陷入了一个怪圈，始终无法解决人才选拔制度，看来还需要在文化和思想上有所突破才行。
晋朝另外一个突出的社会风气是〃清谈〃，我们都知道〃清谈亡国〃的说法，但是事实上的〃清谈〃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得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
汉代那个时候并不叫〃清谈〃，而叫〃清议〃。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
《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一方面是有气节的士大夫〃处士横议〃，另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慷慨抗愤。
桓帝时期，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反将朱穆判作苦役。
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
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请愿。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是难得的贤臣。于是桓帝赦免朱穆。
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
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宦官们自然不会示弱，他们利用张成事件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
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竟然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
于是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即下诏逮捕党人。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
建宁二年，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图危社稷。于是出现了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宦官首先将第一次党锢之祸的领袖上百人全部逮捕并杀死。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事情还没有就此结束，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者，或耆拥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以慰天命〃。
结果引发皇帝的勃然大怒，〃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
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当时的〃清议〃影响很大，史载〃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
《后汉书》评价〃清议〃说，〃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清议〃之风维持了二十多年，读书人前赴后继。这些知识分子发动了数次规模宏大的抗议，他们的品格也受到当时人们的敬仰。
这段历史时期的读书人反映出来坚持理念的气节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