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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气得须发皆直，并声色俱厉地声言他只说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谎言，而且全是
在“正规工作的需要下”说的。
根据唐·布朗明智的建议，我独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盖我真实身份的伪装工作
（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闻记者，招聘我的单位全然不知
我的真实身份。
这对我而言实在是美妙之极，像我一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没受过专门训练的
人，本是很难在外国新闻机构中谋到记者的差事的。学历和语言背景可能是我获得
这份工作的主要资本。
这样，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调整自己，开始了一种敏感的深度潜伏的工作。
这意味着我除了从事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报工作外，在表面上要从事一份合法的
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开暴露自己和美国的任何关系，即使是美国永久居留权，也
不能公开。（我本可以拿到绿卡，但局里没为我办理，以防我遇到麻烦。）这样，
我用台湾护照工作。从此，我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双重生活”。
这就是我长达20年的深度潜伏工作的开始。
深度潜伏，或非官方掩护（NOC ）的生活自然也意味着艰辛：冒着暴露的危险、
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双重生活而且又像永无终结。在遇到危险和被捕时，也得不到
美国政府或大使馆的保护。
还要尽量远离美国官方机构和美国俱乐部。社交圈子里没有或少有美国朋友或
同事。尤其是像我一样以第三方护照做掩护的，更要注意在表面上尽量不与美国发
生联系。与联络官或其他官员碰头的地点，一般都选在咖啡厅、餐馆、酒吧、秘密
房屋或酒店房间里。
最为重要的，则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时完全变成情报官身份以外的另一个人，
把表面工作的生活，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灵气与悟性的，
仅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实的伪装，是远远不够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非官方掩护（NOC ）情报官与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
他的家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圣诞节一样的特别时间。总而言之，
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独的披着伪装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机智和本能而生存。
通常，中情局工作的行动官员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做两年到三年的深度潜伏情报
官。至少过去是如此。深度潜伏工作一般不超过两次，因为这项工作极为艰难、孤
独，而且危险。潜伏间谍与情报站间的联络是由一到两名官员负责的，一般晚上在
指定时间和地点见面，传达有关命令。这类官员称为“联络官”，读者将会发现，
联络官对于潜伏情报官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官，我必须牺牲自己所有的美国社交生活，远离有关
社交场合。怎样生活都行，就是不能像美国人。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命运、福祸，都是从联络官那儿开始的，也在联络官手中
结束。
如果联络官称职，可资信任，情愿把时间花在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身上，那就不
会有什么闪失。而如果这条与情报站沟通的唯一管道生锈或阻塞，出了问题，那就
等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被折断了翅膀，甚至更糟——我下面还要说明。
联络官是沟通管道，更精确地说则是潜伏情报官的生命线。
在中情局里有一种说法，说非官方掩护任务可以区分一名情报官是男人还是男
孩（当然，中情局也有女的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这说明了任务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我作了20年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在局里至今总共只有6 个人有如此长时间的潜伏工
作经验。我认为我有资格说上述说法有失偏颇，是不正确的。
联络官的素质直接决定了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工作和生活。联络官既能造就、
又能毁掉一个非官方掩护情报官。
一位熟知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境遇的官员曾经评价说：“这就是很多长期潜伏的
非官方掩护情报官不值得去冒险的原因。”
无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自己的能耐有多高，都需有一位能胜任的并且有同情心
的联络官与之配合。我喜欢长期潜伏工作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虽然艰苦、有缺点，
但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至少更具冒险性。
我后来在欧洲碰到一位高级情报官，看起来他十分乐于当一名非官方掩护情报
官。使我惊奇的是，他曾作为一名官方保护的外交人员而被我们碰面所在的国家列
为“不受欢迎的人”。
“你怎么还敢留在这里，不怕被捕吗？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惊讶地问他。
“小心一点就是了”，他说道。显然，他大钟情于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潜伏生
活了。
小心谨慎可谓是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处世真言。我认为，我之所以能顺利地度
过近20年的长期潜伏岁月，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谨小慎微，时刻
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险，小心驶得万年船。
我曾与一位在不同国家的情报站担任过站长的退休官员倾谈过。他对非官方掩
护情报官有不同一般的灼见。他告诉我，他曾有一次在当时最危险的地方担任非官
方掩护情报官。在卡特总统发动从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拯救人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
他即在德黑兰担任非官方掩护情报站站长。
很难想象在那种非常时期和充满敌意的异域之邦开展情报工作，单是在那儿设
“站”已极其不易。官方保护是绝对谈不上的。我不禁为他们的智慧和勇气而叹服。
从他的介绍中我获益匪浅。我也理解他们是如何从如此艰苦的任务中幸存下来，说
他们小心谨慎到神经过敏都不过分，也唯其如此，方得幸存。
唐·布朗亲自担任我的联络官，在情报站和我之间传递讯息和情报，负责所有
的与我有关的情报指令、要求、掩护、社交以及繁琐的行政和财务问题。像他一样
以部长的身份直接联络非官方掩护情报官员，在中情局里是极少有的。（其下属有
副部长、科长和许多高级官员。我当时是站内最低级别的情报官。）
唐·布朗一心希望帮助我，使我成功。尽管他的工作负担很重，但仍对我悉悉
关护，这令我感激备至。
虽然唐后来离开了我，给我派了另一名联络官，但他仍对我极其关心，看我能
否自立。
在唐·布朗领导下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发过牢骚，犯过很多错误，有时也令唐
觉得十分头痛。虽然我很努力工作，但作为一名情报官员来说，我尚欠火候，没有
做出什么值得唐夸耀的成绩。唐并没有因此而对我有所责备。如果我犯了明显的错
误，他就会间接地提醒我，以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之处和弱点。作为一名优秀的
领导，他善良，深请领导艺术。
很自然地，后来看到唐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掌握大权，我一点也不觉意外。
我的任务是“熟悉这个城市”，这给我以很大的便利和幸运之机。那位安排我
调到东京站的部长将我移交到唐·布朗手下，当唐知道我还从未接受过真正意义上
的职业训练后，又腾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在滂花大雨中陪我在街上走了三个半小时，
边走边谈，向我传授情报工作中的主要技巧和注意事项。
他本是这个行当的顶尖高手，早年间，就曾以在东柏林的工作事迹而享有盛名，
颇有传奇色彩。有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被秘密警察所盯梢，就索性走入一条死胡洞，
盯梢他的秘密警察自认为对地形十分熟悉，就很自信地守在巷口，但却没有发现他
再出来。其实当他返身出巷的时候，已伪装得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人，就这样，从
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经过而不被察觉，摆脱了盯梢。
我曾使用过很多他教授给我的技巧。每次都能从危难紧急的情况下巧妙脱身。
例如，他曾教我如何暂时伪装成跛子，在何种情况下需这样装扮，这样装扮会
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有好多次在狭窄的走道上和对方人员不期而遇，为使对方不致认出我，我就
装扮成破子，仿佛我的一条腿比另一条短了10公分似的。与对方擦肩而过时，眼睛
转向另一方向并向下看。对方从没认出过我。
不注意基本要领曾令我陷入困境。有一次我拜访一个敌对机构，与三个对方的
情报官员谈话。要装扮成跛子。只需在袜子里放上一块从铅笔头削下来的橡皮笔擦
就可以了，橡皮不会弄疼你，但却在你每迈一步时都提醒你必须跛着走路。
我那次没有依要领做此准备，我只拿了根拐杖，装得一瘸一拐地到对方那里，
说我患了关节炎（所以我迟迟不露面同他们接触可以说得过去）。那三个敌方官员
都很强壮，目光像刀锋一样锐利，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我解释。我感到一种不同
寻常的紧张气氛，不久就觉得作呕。我终于忍不住了，没拿拐杖，用两条健康的腿
冲进了洗手间，露馅了！
叫我怎样解释我的荒唐愚蠢之举！我从洗手间出来时，屋子里鸦雀无声。还好
那次谈话是我掌握主动权，所以对方没追问令人尴尬的问题，在情势上占明显优势
挽救了我。但这一教训却深铭于心。
我同我未来的妻子初次相识也是这个时候。
一次我给一位我在巴黎学习时认识的日本女士打电话。她是一位年迈的贵妇人，
以前曾以无忧无虑的爱情生活闻名。我想对她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赌场表示感谢之
情，于是请她吃晚饭，而她就将我介绍给她——我未来的妻子。
我的女伙伴在电话里高谈说正同照顾她孩子的一位年轻女人在一起，我说我不
在意，邀请她一起来。她们来了。
老妇人向我介绍了那位年轻女士，并且加重语气说：“现在，她是一位良家妇
女，我要对她负责。你要保证永远别碰她。放老实点厂现在我和和子一起回忆我们
初次见面的那晚时，都会禁不住笑出声来。和子那时刚刚洗过头，用一方头巾包住
头发，那样子有点令我反感。她个头不大却骨架粗壮，脂粉不施，完全本来面目。
虽然她长得并不“丑”，而且开朗友好地对我微笑，但我记得当时我在心里说：
“不怎么样。”
我带两位女士到位于著名的银座区的高级日式餐厅去用餐。我当时拿着工资和
临时任务津贴，经济条件不错。当时我们三个人的一餐饭，在现在东京相近档次的
餐厅可能要花费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妇女，很少在餐厅吃饭，所以对餐厅的环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厅有一道河豚菜式，虽然河豚的血液里有致命毒素，但却被日本人视为
珍馔。河豚须由特殊牌照的厨师宰杀制作。此时，餐厅的老板正在我们前面的柜台
上准备河豚。
和子听到我们准备吃这道少见的菜式，惊道：“哦！我们不会中毒吧？”
真是尴尬。不过餐厅老板的脾气还不错，并没理会她的话，这倒使我宽心了些。
还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礼轻声对和子说：“如果你喜欢，还
可以吃我的。”使我吃惊的是，这位良家妇女一言不发，真的开始一盘一盘地吃我
的菜！
后来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罗马天主教信徒，这在日本人中是极少的。她曾想进
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于不知道的理由两次拒绝了她。那时她正在一间
孤儿院做义工，照顾行动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儿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见面，已经过了4 个多月。这也是情报官的职业特点所致。
事情不可预见，无法给自己设定日程安排，有事时还无法解释，可谓身不由已。
四年后，当我快要结束派遣东京任务的时候，有亲戚朋友问及我：“你要搬去
哪儿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可能去华盛顿，那儿比较适合我。”不久后，我却
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纽约，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说：“今后还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
乡巴黎。”
我父亲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识到我的真正职业，他们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坚持从
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临时任务结束时，我返回华盛顿特区，为长期驻扎东京做准备。
局里向我下达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数同事解释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为我在
东京执行临时任务时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作为一名非官方
掩护情报官的敏感之处。即使对我的同事，我也必须隐瞒我自己的真实身份。
谈到我作为外国报刊记者的掩护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国媒体意外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