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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成绩责怪我。
后来，我带着我成绩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时，母亲有时会问：“怎么同一次考试
你只得及格，她得优呢？”实际上，母亲真正担心的并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我那些
弟弟们，他们在学校尽管成绩很好，却没有经历我受过的磨难。
这种对考试成绩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从各方面都证明是有害而无利的。尽管
我“学得很好”，能通过最好的学校的人学考试，但我的成绩记录却都不好。
我要强调的是，儿子和我不一样，他应该有好成绩，但我也不苛求他。毕竟还
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于努力向上，
但不必为学校的名誉，更不必为一个不公平待人的老师填的成绩卡上的分数去费劲。
在国立台湾大学时，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女朋友。她是在大陆“优裕”的环境中
长大的，这种恋爱“组合”在当时的台湾是极少的。我必须忍受其他人陆来的人对
我的嫉妒和仇视。这样类似的种族歧视对我来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后来我还遇过
比这更糟的情况。我们爱得很深，我觉得很愉快，但这段感情的最终结果是不可避
免的。那时，年轻的我对生活、对爱的认识还不成熟，后来，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
学会驾驭爱情这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
后来，我去了美国，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个学期。在那里，经过洗礼，我成
了罗马天主教徒，后来又到了美国东北部，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带是文化教育
中心。
我对新学校没什么好感，而学校就更对我没有好感。经过糟糕的三年大学生活，
被学校以“成绩缺少进步”的理由巧妙地开除了，这是我听到的又一种新的拒绝理
由。
我不否认我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缺点，我的学习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细讨论我记
忆中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很少去罗马天主教堂。
尽管如此，也许是无意，我在德州的圣·伊格纳修斯（注：圣·伊格纳修斯是
耶稣会的创立人）教堂接受洗礼，被耶稣会大学开除，而后在东京的一间圣·伊格
纳修斯教堂结婚，后来在罗马偶然遇到了耶稣会的代理总长，他成为我关系密切的
几个基督导师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带回了天主教。
后来，在罗马，我有时去耶稣教堂，这里存放着耶稣会奠基人——罗亚拉圣徒
伊格纳修斯的遗物；有时拜会梵蒂冈的耶稣会总部做弥撒和忏悔：有时去耶稣会其
拥有的冈多夫城堡的罗马教皇夏宫；有时到耶稣会格里戈里大学作忏悔或会见朋友。
我对自己和耶稣会之间有一种无形的牵连感到惊讶和高业自从被大学开除之后，我
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学学习，我热爱法国的文化、语言和法国人的生活哲学。
众人周知，巴黎是个迷人的城市，我也对她一见钟情，这样的感情在我度过了
三年清教徒式学生生活后很容易产生，我简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未能如我所愿。我的法语不好，这使我难以在像巴黎大学这
样的法国名牌大学里学习。
很快，我就不上课了，像很多其它到巴黎的外国学生一样，我成了一个“巴黎
游民”，过着那种既不工作，又不学习，成天泡在咖啡馆里喝酒，看闲书，向女人
抛媚眼的生活。
我开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会想到爱和性，我频繁地恋爱又失恋。我再
也不好好学法语了，只和美国人、英国人，以及那些法语不好的日本人或其它国家
的“学生”交往，讲英语。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麦克·沃克，是女演员珍·琼斯和男演员罗伯特·沃克的儿
子，后来大卫·塞尔兹尼克成了他的继父。大卫曾是著名电影《飘》的制片人。
我和麦克在一起有很多乐趣。俩人经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馆里谈天。喝酒和狂
欢。我喜欢和他谈论好菜坞，麦克有好多关于好菜坞大人物的于女的故事，他把这
些人叫做“好菜坞的臭小子们”。我想如果麦克的继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会
认为我会对他有什么好“影响”。
麦克后来得了严重的精神病，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和伤心。我们也失去了联系。
我曾给珍·琼斯后来的丈夫——艺术收藏家兼商业巨头的诺顿·西蒙先生写信，才
一度又重新取得联系。
到巴黎的头一年，我没有好好学习，甚至连法语也讲不好，我心里感到对父母
有一种负罪感。因为不能向他们汇报好消息，我一定使他们很沮丧。除了星期天，
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国学生中心和艺术中心。
在那里，我可以碰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聊天，打桥牌，打台球或者玩扑
克，如果想喝酒，就会去附近的几家有名的咖啡馆。我们这帮人看上去真是无忧无
虑。
穿过艺术中心的林荫道，有一个干净的拉斯巴小餐馆，有时我们也会去那里玩
扑克，从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会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里的消费很低，一杯
啤酒只要14美分，还包括小费。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有时可能见到一些著名的电影名
星。其它顾客也互不于扰。我们经常看到简保罗·沙特里和西蒙尼·毕尔夭伊一起，
他们俩就像一对年迈退休的夫妇，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请他们给我签个名，
但从没有看见别人这样做，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那段日子里，我还有个当舞蹈演员的美国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
台上红极一时的约瑟芬·巴克尔是舞台上的搭档。约瑟芬收养了许多孤儿，当时她
正在为这些孩子募集资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说约瑟芬身体太重，在舞台上要把她举
过头顶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时都要举好几次，真辛苦。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永远
是女人、酒和饮食。我们还有人曾和他一块儿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着酒劲撒野一
般开车到东德柏林。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还有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朋友。他通晓四种语言，包括法语、英语、意大利
语，而且都说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过教育的当地人还要好。在年仅24岁时，他就
是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门。有一个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筑师。还有一个他可能曾向我介绍过
的妹妹，几年后成了意大利最叫座的电影女演员。
有了这帮朋友，时而集体行动，时而独来独往，我开始享受起巴黎写意浪漫的
生活。我指的是爱情游戏。我经常和那些抱着“享受”巴黎的态度来巴黎的年轻学
生一起，放荡形骸。我时而做导演，时而做演员，和他们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
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并不像“波西米亚人”，我穿着整洁，并恪守我的为人之
道，我是一个既充满热情，又头脑冷静的公子哥儿。
因为学业上的失败，我总觉得精神空虚，没有工作，没有目标，颓废堕落。我
常觉得生不如死。
那时，阿尔及利亚人正搞独立运动，而且爆发了战争，阿的右翼将领起来反叛
法国中央政府。我心里打算着加人政府军去镇压右翼分子，但是，他们只征招那些
有打仗经验的人，我没去成。
还有一回，为了生存目的，我又想参加法国外籍军团。但是，后来我又考虑到，
我不能适应沙漠的气候（在影下有摄氏52度），长达5 年的服役期也太长，而且军
队的那种如人间地狱般的生活又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退休后，我碰到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员，他说他原来曾在驻外军团干了6 年，
获得了上尉军衔。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儿，因为大多数能活下来的外国人，再好也
只能在外籍军团里混上个上士，像他这样能升到上尉的，委实廖廖无几。据我所知，
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后来只有一位阿里汗王子，他也做到了上尉（曾与著名女演员丽
塔·海沃丝结婚）。
这位年迈的绅士还告诉我：“光在那里和别人一样呆5 年还不够，你必须再多
呆上1 年，以证明自己的勇气。”嗅！
在巴黎的这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费光阴的几年，但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
是我长进最大的几年。我博览群书，思索生活的真谛，通过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
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从身边许多有趣的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接触过众多的音乐家、艺术家、
舞蹈演员，以及不少生活态度严肃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过客，我与他们长谈，
并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学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们的世故。偶尔也会
混人上流社会，参加音乐会和时装表演等活动。对我来讲，这些机会总是毫不勉强，
很自然地来。
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开始全面了解女人的含义，并从此喜欢上了女人。我生
活中的女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背景。我学会了怎样欣赏、接近她们，怎
样和她们做朋友，怎样说服她们跟我上床。我的浑名是“一杆进洞”，表明我常和
女人在第一次约会时就能“征服”她们。
这些功夫对我后来从事的情报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还能清晰地回味和几十个女人交往的故事。我有不少印着巴黎风景的明信片，
每一张明信片的场景都能使我想起一到两个女人，想起我和她们共处的时光。仅这
些与我有关的女人的国籍，我记得的就不少于20个。
有一次，我和一个有亲戚在巴黎的年轻女人来往了一个月后，她笑着对我说，
她的亲戚听说我对女人有一套，结果发现在我和她交往的一个月里，什么“事儿”
都没发生，就调侃她，问她我是不是有些名不符实。她后来也把这事儿当做笑话，
打趣我。
其实，她的那些亲戚哪里会知道，这恰恰是我“一杆进洞”的典型事例。正是
在第一次约会，我就和她上了床。当然我们始终什么都不说，直到最后，她的亲戚
还蒙在鼓里。
不论是在巴黎，还是世界上的什么其它地方，对这类事情，敏锐的判断力是男
人要具备的第一素质。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在开始执行任务之前，我都会首先考虑利用女人达
到行动目的的可能性。这往往是一条既省钱、省时，而又十分实用的路子。我对评
估女人这一招越来越精通，只有一次大出意外。
我十分乐于向前来“取经”的朋友传授此道，就像是社工在大街上发放三明治
一样。那位当舞蹈演员的朋友不停地向我问及我对于一个“很有可能”的女人的看
法，我则总是告诉他，那个女人看起来很冷淡，“任何男人都很难得手”。
哪知我完全错了。我的朋友咧着大嘴告诉我，那女人够得上是个女色情狂，性
欲旺盛，要男人要得发疯。没过几周，他就想找一个人来代替他，因为他已被那个
女人搞得精疲力尽，以致影响他在舞台上的正常发挥（私下他也对我承认，他多少
有点怕那女人会怀孕人我看女人，首先是看会不会对她感兴趣，如果有兴趣，又会
持续多久？一夜？二夜？一周？还是一个月？我会客观地判断出来。如果相互间关
系愉快，就能相处久一点。不过也不大可能维持一个月以上，因为很多女人都只是
巴黎的“匆匆过客”。
现代人把这种性关系看得很淡、很常见，但在35年前的社会却十分保守。
一次，我接到一个姑娘的信，她感谢我打开了她“惊奇的生活”之门，使她享
受快感。事实上，这并非我有所计划的，因为当时她的体材之大实不亚于我——丝
毫不像个16岁的少女，她的热情竟完全迷乱了我。一个处女是绝不会像她一样如干
柴遇烈火情欲亢奋的，我后来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了眼。（注：与未成年人发
生关系是犯法的。）
到后来，我搬到了位于Latin Quarter （拉丁区域即巴黎大学生区域）的奥迪
恩剧院前的一家旅馆居住，那里租金较为低廉。我一住就是4 年。旅馆的女侍应常
常会为我提供消息，告诉我哪间房里来了一个女客，看起来有点孤独，而且还“可
能比较温顺”……等等。这几乎成了我后来从事情报工作时指使操纵特工，使他们
为我卖力搜集情报的前奏。
一次，在DOME餐馆，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她手拿一束长茎的红玫瑰看着我，
向我微笑。花好还是人好？她穿戴很好，我想绝不会是个卖花女。我又看了看身后
左右，发现她竟是在向我示意。我赶忙邀她到身边落座。她说她很喜欢亚裔男人，
想看看我有没有胆量和她玩。我有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