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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人员完全停止在餐馆或在某家做客、吃饭。
让我忽略时间顺序详细描述关于以后和中国外交人员一起吃饭的故事。
一段时间之后，我家成为第一个（第一个中情局间谍）中国官员私下拜访外出
到某处做客的地方。
当时我对他们非常友好。我妻子和子当时非常了解各种中国菜式，尽管她是道
地的日本人，和子还是受到曾和日本军队打过战的老资格共产党于部和他们的妻于
的欢迎。
我问莫里是否我可以邀请他们来我所住的公寓吃饭。莫里，一个有着一张圆脸、
狡猾（我后来的发现）的家伙，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他急于了解中国和一些中国人
（好可笑！），但他对安乐的生活和自我保护更有兴趣．他是那种死也不敢冒一点
险的人，在列举了几个“更有资格”的人邀请过中国人并遭到拒绝的例子后，莫里
很傲慢地拒绝了我的想法，说中国人根本不可能受邀出来吃饭。
有点被他那“无所不知”的态度所激怒，我问到：“我可以试一下吗？”
莫里的答复是：“去干吧，尽你所为。”
莫里做梦也没想到我可能会成功。事情完全出乎这个卑劣、不诚实、原本就不
该被允许加入中情局的阴谋家的意料。
我的理念很简单：我是个中国人，我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妻子中国菜做得很
好（若是法国菜，那就另当别论），她也受中国人欢迎。那么为什么不干呢？处于
这样条件下的人都会去做的。
有人说中情局的暗探生活在他们特别的世界里形成了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说这是真的，正如在此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样。
我是一个中情局间谍，但是没有官方身份，我生活在一个完全正常的世界里，
与在纽约基地或中情局总部的怪异的气氛没有关系。我的观点与莫里的不同。我的
是正常的，他们的有时却是怪异的、有邪念的和偏执的。
对，中国代表团成员来到我所住的公寓吃饭了！
这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情局人员第一次请中国官员到家里做客（我这样说是因
为我对世界各地的情况都非常了解）。莫里对这种努力给了什么评价呢？这将在以
后提及。
应该说，尽管我没有恶意并尽量使两位中国客人更随意些，但他们仍有点紧张。
他们来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对我的信任逐渐增加而且越来越放松。
情报官员确实是请他们的对手来用餐和参加聚会。虽然这是一个阴谋，但这并
不意味着有什么危险。间谍活动常常是彬彬有礼的。
我们也曾搞过一个“女士晚会”，邀请代表团成员的夫人们参加。我和她们打
招呼后就出去，让她们和我妻子闲谈。和子对我的间谍方法或目的一无所知，但这
没关系。不知道这些，她可更好地当好女主人。
这些中国人对我妻子的烹饪技术赞不绝口。这对我的情报来说不算什么，但这
说明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
1973年圣诞节，我们的儿子彼得收到一件来自中国代表团的由真羊皮做的毛茸
茸的大熊猫。之后12年间，彼得每天晚上都抱着大熊猫睡觉，直到他14岁。这个可
爱的大熊猫现仍放在他房间里。
我成为第一个会见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中情局人员。
我会见了三位到联合国任职的中国大使和他们的妻子。资深大使黄华后来接替
了乔冠华成为外交部长。
很明显，中国人认为我对帮助他们了解美国及其盟国非常有用，我生在台湾对
他们亦极有吸引力，他们希望可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情况（实际上，他们对台湾的了
解比我了解的更多）。至于我，对他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有一年，在中国代表团的宴会上，一个中等年纪、从其衣着来判断，身份重要
的中国人径直向我走过来，自我介绍了他的姓名，然后说道：“我昨天刚从北京来，
你能为我解答一些问题吗？”
我察知我在中国官员里已经相当有名，觉得有点惊讶荣幸。
我说明我的答复是“很有根据的推测一，其中一个答复两天后上了报纸的头条。
我受到鼓舞，我知道我的资信将因此而提高。
中情局测谎仪进行测谎时，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曾与外国外交官或情报
员有过接触吗？”这理所当然的是中情局最关心的事，这也是变节者里克·爱姆斯
当初接受测试时“卡壳”的问题。
如果答复“是”，那就要进一步交待清楚细节。在我这种情况时，我的答复是
“是的，但我已将我的接触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并将其交给了我的上司”。这就够了，
因为这是我的主要工作，我为能在这敏感性工作上活跃而倍感骄傲。
一个从事情报工作的人的恐惧感是难于定义和描述的。但恐惧确实存在。恐惧
是在充分考虑到一切后仍存在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如对对手的能力超过我们的担心
等等。自信和理性的思考是克服恐惧最有效方法。
有时，恐惧是苍白、抽象和令人压抑的，很难说个究竟；有时，某种危险的确
可能会在脑中浮现。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对恐惧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有一段时间，在我和妻子因儿子一天天长大而高兴时，和子突然问我：“要是
在哪个国家被逮捕，如果我们不坦白，有恶意的政府威胁要杀死我们的儿子，我们
怎么办？”
对其它的中情局官员来说，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一个没有官方身份的间
谍来说，这是一个遥远，但也确实存在的问题。
我想了一下，说道：“如果一个政府这样野蛮并作出这种威胁，而不论我们坦
白与否，它都会将我们全部杀死，我们最好否认一切。”
听完后，我忘不了妻子死一般的沉默。
回过头来说，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势和处境，正确地看待恐惧，不要让它影响你
的生活和行动，以免使其成为你经常的心理负担。于我们这行，一定的危险和恐惧
均应顺其自然。
你可能会认为从事谍报活动比在比萨饼店工作危险得多。也许吧，但也不尽然。
从事间谍工作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更大的挑战，因此，心态是非常重要的。与在比萨
饼店工作相比，间谍工作听起来更神气、更令人激动和有英雄主义。但我敢打赌地
说，同在一年时间里，在美国被抢劫者杀死的比萨饼店雇员比美、英。法、德的间
谍被杀的人数要多得多。当然，这并非说谍报工作更安全，只是不同行业无法互相
比较。
一切进展顺利，我仍然期待着指派我去巴黎的指令和我朋友从巴黎返回。
在此期间，我抽空去华盛顿见中情局驻巴黎站的站长，一个很有名望的先生。
一如他的名望，他看起来庄重、有权威而且也非常英俊。我另外一些上司也在场，
站长和我就我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启程去巴黎进行了讨论。热情的站长的最后一
句话是“几周后咱们巴黎见”。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巴黎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在
哪里，我能做许多别人不能做的事。
事后，出席这次会见的我的一个上司告诉我：你一直在和巴黎站站长讲法语，
而其它人却没懂一句。我根本想不起有这回事。可能我太激动而没注意到这一点。
计划要求我以官方的外交人员身份去巴黎。对此我并没感到不安。可以想象，
以官方身份可能更安全。这样的变更依赖于任务的性质和地点。不管怎样，我们不
会像在东京那样过隐居生活了。
正如谚语所云：命运中注定没有的，似乎伸手可及的官方身份，却突然“消失”
了。
数年之后，我见到那位取代已安排给我的职位的官员，我仍然能很好心情地回
想此事。
我还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于“爱”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
留。后来，中情局计划要我们两个交换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职位，而他回纽约
代替我的职位。然而这样的事从没发生。
回首往事，我职业生涯的每一个转折点，尽管许多事开始都是失望，但最终都
是福星高照。失去这次去巴黎的任务，尽管我伤心万分，但从许多方面看也是福。
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我的任务，这我会在下文中提到。从各方面考虑，
巴黎不是我那个时候该去的地方。
最使我伤心的事发生了：我获悉母亲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误诊多时了。
现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却不容易，尤其已处于发展阶段。
我飞回台北劝母亲来美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但是母亲一开始便拒绝到美国去。
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战士。在40岁时，她骑自行车去上夜校达4 年之久，并以优
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个私立学校4 年的学习中她3 年获得奖学金。她也以此
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学习，尽管我当时使她失望。
对去美国治病，母亲不太情愿，尽管她英文不错，她说她宁愿留在台湾与父亲
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台湾是故乡，而美国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思想。也许她想到了儿子们的一片好意，毕竟她有
个儿子是医生，一个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内科医生。
母亲首先到了纽约。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来访的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讲述关于一个我十分了解的国家的情报摘要（那时，我偶尔要执行这样的任
务）。我妻子去机场接我母亲，但在她可能会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却没有接到。 整个
晚上，我们打了许多长途电话到东京、台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询。第二天
早上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原来，航空公司没有为母亲在东京机场办理转机，将
她安排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却又未能通知我们。
在我巴黎之行泡汤和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明朗期间，我在纽约的事业却有了发
展。
我不应该再拘于细节，但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间谍不能做的事，并使“莫里邓恩”
的事业也有了极大的起色。
是的，我将莫里邓恩加了引号，因为一直到我离开纽约后，在和其他人交谈并
读到了我自己的档案文件之后，我才知道莫里邓恩将我的大部分成绩占为己有。他
还虚构十分卑鄙的谎言来侮蔑和贬低我。
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可卑的、谎话连篇的上司！我虽曾怀疑过他的不轨和堕落，
但我仍不能相信一个每周都要面对的人会做出这样背叛我的事。此外，他毕竟是中
情局的官员。但这件事本身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他按常规从纽约调到国外任职以后，总监察办“指控”莫里对其另一下属的
成绩据为己有。（他对我的犯罪没有被发觉）他真不该对我这样已经有较高知名度
的出色情报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经常使用同样的手段犯下同样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荣升
至 GS －14时，对其审判亦开始了。
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以后提及。
即使作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我还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员。该成员在他的
国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于潜伏该国的间谍站起先表示反对，不相信我的这种努
力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非常安全、机智地招募到一个又
一个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通过社交关系，结识了许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
报人员，因为这些国家或为会员国，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人，他们的新闻记者也遍
布联大。
我的掩护身份非常可靠。因为我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专门的学术和新闻背景。我
可以非常自如和内行地谈论国外一些外交官和记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一些国家的外
交官甚至新闻记者要么是初来乍到，要么是不熟悉有关新闻主题，我必需跟他们解
释并作分析。他们也情愿和我交往。
那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谈：越战和和平谈判。水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
为一个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出现、石油危机、国际恐怖分子等等。
美国公众对电视和出版物上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如醉如痴，外国外交官亦是如此，
但他们对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然而．占据我头脑的仍是我母亲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疗。病症预测并不
乐观，我母亲亦很压抑。
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频繁激烈地。无羞耻地争吵。我心中唯一的亮点是儿子彼得，
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
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