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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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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
    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
起。
    回忆1973年是非常痛苦的。母亲在手术和化疗之后,癌症有了缓和,但仍然十
分虚弱,在她打算来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前两周,即9 月初,因肺炎而去世。
    对我而言母亲比什么人都重要,她培养我。教育我,同时也十分理解我。在还
来不及报答她,让她看到她的大儿子成长顺利时,我就失去了她。
    我记得她在临终前和我面对面谈到的一件事。她谈到我曾想带当时在纽约的父
亲到一家好的妓院去(我父亲大笑并拒绝了)。母亲微笑着说到:“你是个孝顺儿
子,你考虑这事我们会感谢你的。”
    我耸耸肩,对此有些不好意思。
    现在当我回忆这个插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用酒精来掩盖遗憾、痛苦和羞耻。为了忘却时间和现实,喝酒是我排遣痛苦
唯一的途径。只是有一点,我还能控制我自己,还能过没有过错的双重生活,还能
继续做一个以多面孔出现的情报人员。
    对特别重要的任务,我必须深思熟虑。我经常在多人共同执行的任务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所招募的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来自总部的一个官员告诉我,局里愿意支付给那
位重要目标人物比我的年薪还要多的钱(应该是免税,那将是我拿回家的钱的两倍),
外加“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如果他愿意的话”。没有开玩笑吧,加利福尼亚的
一个牧场?那好像在天堂有个加有游廊的平房。这对我也好,我可以经常去那儿拜
访,并在那儿呆上一阵子。
    这种待遇类似于克格勃提供给来自西方的变节分于如英国情报六处的金菲尔比
和我们亲爱的中情局的里克爱姆斯的苏联乡下别墅。但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
意义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传达给目标这个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告诉目标人选,中情
局对他非常重视。
    在我明确表示要退出后,朋友们几次问我一个情报员应有多少报酬。我通常答
复说,应根据其贡献论功行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低得可怜。
    但不管你为谁工作,都不能指望间谍职业是座金矿。直到爱姆斯事件发生(1994
年2 月暴露),据报道他被支付270 万美元现金,并允诺再加 190万。最近几年,
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间谍被支付过100 万美元。臭名昭著的约翰沃克家族从克格
勃那儿也只接受了一百万美金。
    间谍通常是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门赚钱的职业。
    如果一个间谍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手工作,要是幸运的话,一年他可得到不到
六位数的酬劳(这个数字来自过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这几乎要冒一切风险:他
的名誉烬管秘密地进行,但肯定他已经丧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
未来,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话(正如克格勃的奥立格·克鲁金陈述,苏联人偶尔会
干掉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更可能的是,他要长期食不甘味、寝卧难安。
    那些为敌方工作而被美国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国政府提供吃住。然后他们自己再
也不需要金钱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将被没收,且不得再与其家庭接触。那么,这值
得吗?
    至于我们这些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话归纳:按劳取
酬。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觉得最好是去抢银行,一个月一次,肯定比当间谍
合算。至少抢银行更需周密策划且获利更丰。当然,如果利用你的时间和头脑努力
学习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你照样可能赚大钱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或者持枪行劫。
    要是他或她有幸成为中情局的一员,并充当~名情报员,但这不会像听起来那
么容易。新了可能尝到一些从事此工作的“刺激和乐趣”。但薪水按政府规定的,
一般雇员的没有什么吸引力的薪水标准支付。然而,会有一些附属的好处,如可以
免费旅行或在餐厅和征招对象吃饭(如果该对象值得如此对待的话)。
    但要记住,有时旅行并非总是安全或令人愉悦的事。一位女同事就曾告诉我一
个关于妇女地位不如狗的地方。还有一次,她冒险外出,一个乞丐走过来拉她的裙
于以引起注意。当她使劲拉住裙子时,她看见乞丐的几根手指已沾住了她的裙子。
她意识到那个乞丐是个麻疯病患者。真是个可怕的故事。
    无论站在哪边立场,一个成功的间谍在他退休后可能有点积蓄。当然我对此只
知冰山之一角。但我的确看到一些间谍在退休时名利双收。我也知道一些反西方的
间谍不得不躲进“铁幕”国家,在那儿过得并不如意。
    我们的“退休者”境况要好得多。
    随着东欧共产政府的倒台,许多(并非全部)传统意义L 的间谍开始失业(几
乎是幅滑稽的漫画:一个曾经颇有价值的间谍整天为面包奔波)。一些人被追捕,
一些被投入监狱、受到惩罚。有的免了处分,有的则还在奔跑。
    我们都同意这样的看法,间谍是最紧张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假若你要做好的
话。电影或电视明星、体育明星或者某个名人最终或会归于平淡,但在此之前至少
他们享受过荣耀并赚取了大量金钱。对一个间谍来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可
能公开享受他的荣耀或者公开他的富有,真是糟透了。
    一些前苏联的背叛者受到了美国“良好的对待”,因为他们一直处于“高位”,
使他们能为美国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时是十分关键的信息。
    我曾遇见或了解一些拿高报酬的间谍。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有特征。有些人
相当傲慢,如像要补偿他们失去了的荣誉、尊严和自尊。
    我也听说过两个贪得无厌的前间谍。例如,当他们在一间旅馆房间会见与他们
接头的官员时(这两个人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且所涉及的案件毫不相关),走
之前都会随手带走旅馆房间里一些诸如肥皂、洗涤剂甚至纸巾之类的小玩意儿。或
许对他们来说,得到某些东西一直是他们的动力。
    我常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曾当过间谍的纯粹是想获得兴奋和刺激。我猜不会很多。
如果你想兴奋排出你的肾上腺素的话,你可以花很小的代价,请医生帮忙;或者,
你自己独自一人不带任何武器行走于漆黑的夜晚,或迟或早你就会有一次发生在你
心脏和肾上腺的难忘经历。但是你可能必须跑得比子弹要快。
    谋报工作是黑暗的、充满阴谋的世界里的极为秘密的职业。身处其中的人不可
避免地会感到难以排遣的挫折。我就碰到过比我事先考虑的要多得多的处境。但你
必须继续下去,保持准确的判断。高昂的激情和灵敏的感觉,绝对不能总处于压抑
状态。
    我有一个非常独特有用的建议:如果你想感觉好,非常非常好:去找一此三盎
司活着的癞蛤蟆,不是青蛙。通过它们的皮肤分泌粘粘的、各种颜色的物质的丑陋
的癞蛤蟆。
    早上一醒来,抓起它的后腿,送进你嘴里,将其生吞下去。
    现在你真正知道到底什么是“感觉良好”了。你刚干了想象不到的事,你今天
内不必再干一次,这一定使你觉得整天快乐。这意味着放松、冷淡和信心,意味着
你能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是在开玩笑吗?不,不完全是,不是。
    在从事谍报工作时,有时你觉得好像在被迫生吞一只令人作呕的癞蛤蟆。你甚
至不知道为什么被迫这样做。你别无选择。此外,你的上司会以组织的名义强迫你
这样做。你明知这极不公平,对此你尤能为力。那么你就想想我的关于癞蛤蟆的故
事。只要想想你不必一会儿再吞下另外一只癞蛤蟆,你就会觉得好些。
    在曼哈顿,我经常步行。部分原因是出租车费贵,部分原因是不想让莫里怀疑
我骗中情局的钱。他不许我有一些我认为是正当的开销,如在家中准备工作宴会,
要是他不允许我有这种合理的花费的话,不难想象他会怎样算计我其它的开销。
    一次宴会,食物和饮料按人头每人补偿我10美元。但其它一切费用由我和妻子
支付:烹凋、劳力、装饰和清洁。打破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事实上有些还很贵重,
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如果不怎么考虑在家中宴会的效果或对客人的影响的话,我可以非常高兴地邀
请我的客人到一家餐厅,每人花三四十美元,我和妻子也不需承担额外的劳动力或
花销。莫里不让我有这些合理的花费,而他却几乎每天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别官员举
行毫无节制的所谓“工作协调午餐会”。
    我从不和莫里就此问题争执。钱在我的议题上并非处于头等地位,所以我不为
钱争执。
    纽约是个高消费的城市,甚至很多家庭必需品我们都没有,我们也很少出去吃
饭。我仍然在花我在东京时的积蓄。
    一个好心肠的上司十分体贴地劝我带妻于一起去吃一次工作餐,让她放松一下。
但我那时有一些“目标”
    ,为了对他们产生较大的影响、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我更愿意在家里招待他们,
让自己扮演殷勤的主人角色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记不起在哪本书上读到富兰克·塞纳特拉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甚至练习丢
弃烟头的方式;我也读到过,劳伦斯·奥立佛爵士在上台演哈姆雷特之前还要在一
面大镜子前练习词句。奥立佛练习调整句?
    要是这些伟大的表演艺术家都还要练习这些他们熟悉的动作,肯定我也必须这
样做。
    我开始在镜子前面练习我的表达方式和关键对话、借日、妙语等等。
    我用各种语言练习可以在哪种场合使用的方式。我经常对一些“目标”同时使
用两种语言。对话、手势或语调的变化往往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
    这已成为我在各种聚会上的习惯,这种习惯非常有用。我不是那种能言善辩的
人,但我能用事先准备好的语言、令人信服地“表演”。这对我培养潜在的情报员
或招募他们帮助极大。
    在此期间,我接触了一个可能的合作者(与有协约和定期付薪的特工不同),
他似乎不想再提供合作。他和妻子刚搬到纽约。我被告之,他以前一直合作得很好,
可能是与他接头的情报员对他太太流露出不正常的兴趣,因而惹火了丈夫。“去把
他拉回来”,莫里说得很简单。
    在电话中,他以种种借口不愿出来和我一起吃饭。我对那对夫妇用了一个中国
化名。从与他妻子的电话交谈中,凭直觉,我感到有潜在的危险。我练习得到的对
女人的感觉仍然十分敏锐。
    在和他们夫妻令人失望的约会之后,我还约那位丈夫单独吃一顿午餐。
    在纽约我经常使用不同的化名。当使用中国化名时,我经常用当时十分著名的
姓如毛、周、邓等。用这些熟悉和著名的名字称呼我会不断地敲击我的记忆神经并
不断提醒我:我是谁,我现在处在什么情况下。
    当我同时使用四五个化名和身份时,这尤其有用。我妻子经常感到吃惊的是,
我怎么在晚上能一会儿醉酒,一会儿睡觉,一会儿又被电话吵醒,而且在第二次响
铃时,就能询问对方名称并用正确的化名、身份回答相关问题并畅谈一番。
    有一天要赴与他的午餐。提前2 分钟,我去那“目标”的办公室造访。当我进
去时,我问:“嗨,有人吗?”突然有人大叫:“毛先生!毛杰瑞先生!”
    我知道是在叫我。可是毛杰瑞不是我对今天要见面的“目标”使用的名字。
    我当然知道现在叫我名字的人是谁。他是我接头的一个值得信赖的特工。在这
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知道我叫“毛杰瑞先生”。
    由于担心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同时面对他和我的“目标”,因此我得尽快回避他。
我很快地作了一个迷惑的表情,然后走出办公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快步走了
十多步,试图平息一下怦怦的心跳。这时我又听到从办公室门口传来警笛般的尖叫
声:“毛先生,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这个笨蛋!你不能闭嘴吗?我在心中咒道,我的心现在跳得又
像机关枪了。我意识到我应控制这种形势了,无论事情有多微妙。让我的“目标”
出来见见到底谁是“毛先生”可能还会好些。在这种情形下留下尾巴而不解决.可
能会留下事故隐患。
    我停下来,转过身,向我的特工走过去,问到:“你在这儿做什么?办公室里
的老板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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