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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友谊。这种生活方式对我儿于的影响使我很难过。他小时候的好朋友都离他
很远，或者中断了联系。他现在的好朋友都是在我退休并定居下来后才遇到并结识
的。
我们的儿于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孤独大概一直是他最困难的体验。我们当父母
的尽力去做他的朋友，但这当然不太合适。儿子养成了独自学习和玩耍的习惯，对
一个孩子来说，他远远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
你在国外生活，纵使你也是一名非官方掩护的情报官。如果与你的朋友和邻居
分别，基于同样的原因，你亦会觉得孤独。因为在经过一两次旅行之后，很可能你
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在非官方掩护的情报人员中，有多少朋友我能再见到他们？
非常非常少。
在你安全回到美国之前，由于对职业的考虑和关注胜过你和同事之间的友谊，
因此，在国外，彼此之间也不会与你有正常的交往。就是在美国国内，非官方掩护
的情报员朋友遍布全国，除非你们碰巧都在华盛顿区或同一时间在同一城市，否则
聚在一起是十分困难的。
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国家之前，要像一般的旅游者一样，带上大量可以防止你平
时易患的病的药品。有些国家可能没有这样的药品，即使有，其价格也会高得离谱。
在日本，我就买不到在美国随处可见的普通抗酸剂。同样的药品，在日本就需
要处方，而且价格要高5 倍多。
如果可能的话，在出国之前，要从你的医生那儿得到你要去的地方的医生、牙
医或专家的名字。这为我到罗马执行任务少了许多麻烦，节省了大量金钱。对孩子
来说，没有医疗保险的牙齿护理，在哪儿都会相当昂贵。
不管是否有官方掩护的中情局人员的妻子，和一般外交人员的妻子一样，肯定
都会将烹调作为社交活动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因为职业要求，我妻子经常要准备
主餐。当然，只有用我的真名时才这样。
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妻子和子的烹调技术，而且只要我稍稍叮嘱一下，她就会很
乐意地应我所求，马上着手张罗。
数年来，我们邀请了众多的客人，甚至20年前，她就因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国菜
而得到中国外交官和记者的赞赏。常常在谈到中国烹调时，她还能进行一些粗略的
评论。
现在，和子已收集了30多本烹凋书和20多本厚厚的可供选择的菜谱。每次她都
要详细地记下主餐的菜谱和客人的爱好，这已成了她的习惯。许多中国人都建议她
去开烹调课或开家中国餐馆。
炒菜，烘烤或开三明治宴会等是非常有用的技术，这可使你的生活更加愉悦，
同时亦可使你丈夫更好地工作。真是一箭双雕。
和其它技巧一样，社交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可以通过实践和训练来提高，和子
对此了解不多。丰富的经历，加上你的幽默和一些适当的玩笑，你在任何聚会上都
会过得很开心。
如果你有运动、植树养花或参观博物馆等方面的爱好，这也是在国外结交朋友
的好力、法。
许多妻子拥有工作，这可在多方面改善你的生活。在国外，整天呆在家中会产
生厌烦感。我相信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不管他或她在什么地方，都应该做他
或她最擅长或最愿意做的工作。
巧的是，我妻子和子在她的生活中实际上从没有出去工作赚过一分钱。（最近
她做了一天陪审员工作并赚了15美元，她认为这非常伟大，并非常骄傲地送给了她
妹妹。）和子在婚后一直都充当家庭主妇。对此我从没有抱怨过，相反，我对她所
起的作用十分满意。
可以说，和子对我们家庭所做的和付出的也是一种工作，一种不是一般薪水所
能替代的工作。因此和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在其努力中不断遇到挑战。
在这里，我只能描述我们所做的一些与其它家庭不同的事。
大多数家庭喜欢外出进餐。而我们经常在家里吃饭。这可节约不少开销，和子
可以为我们做各种口味的食品：中国的，意大利的（我们儿子爱好的），美国的，
有时是日本的或法国的食品。她现在对我的肉、蛋、油、脂肪、胆固醇和糖的摄人
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凡是中国美食家认为精美食物必不可少的成份，她都限制。
从她年轻时开始，她就一直通过锻炼来减肥，但常常并不成功，直到现在才有
成效。和我朋友对其妻子的态度相反，我从不要求和子减肥。其实她根本不胖，但
像大多数女人一样，她想变得“苗条”些。由于现在她每天积极锻炼，因此她成了
一个非常健康的女人，倒使她的丈夫显得有些老态和懒惰，有时看来像受到苛待的
人了。
在我退休之后，她对医院、家庭护理和慈善事业的自愿工作显得非常积极。
我想，如果和子有份工作，那么我就可有些额外的收人可用。然而我敢肯定我
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我们的儿子也肯定愿意他母亲呆在家里而不是出去工作、作
为一个学生，他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受到母亲那充满爱心的烹调和食品的款待，我
们的儿子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购物者，我常常从我熟悉的卖家那儿以较大的
折扣价得到非常好的东西，并因此省了不少钱，尤其是我们住在罗马时。与其他家
庭中有较多人赚钱相比，这也是对我家庭收入较少的一种补偿方式吧。
我们也常常收集一些瓷器、银器和水晶器等，很多情况下我们都用到它们。
不管是在执行国内任务还是国外任务，我都相信，孩子都需要更多的来自他们
父母的关。乙和照顾。对一个中情局情报官来说，当他或她努力工作，不停地忙碌
或频繁地旅行时，这往往非常困难但绝对是应明智地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也相信每个人都不相同，情报官和他们的配偶都必须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作出最好的计划。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更多是如何避免失败，而不是成功的秘诀。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再到日本
我对第二次日本之行计划了很久，并且憧憬着以后五年快乐的生活。谁知一开
始就出现了不祥之兆。
再一次作为一名极密‘情报官，我在纽约的一家规模虽小但信誉卓著的公司接
受为期两周的实际掩护工作的训练。和蔼、爱国的社长给了我一个副社长的头衔。
准备这一新任务时，我不得不接受专家的指导，阅读关于我自己和将要在东京
开展的活动的文件。我发现总部和东京站为一个行动存在严重的分歧，而我被提名
为这个行动的案官。
厚厚的文件中，大多数是往来电报，争论一名在日本的特工的价值。这里我称
这人为草见立夫，他被认为是一名“睿智”的中国事务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结束了混乱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头九个月里，中
国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同时邓小平第二次下台。在这种
情况下，中情局需要它的中国事务专家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能
够从中国得到有价值情报的谍报员非常有用。
梅旦尼仍在华盛顿地区，他饶有趣味地注视着我对这项与草见立夫有关的新任
务的反应。当时我提升到GS－13级，成为优越的“长期会员”和一名多面手时，梅
旦尼则完全是一名“中国通”，他处于GS－13并且正向GS－14前进。中国通梅巴尼
能讲三种主要的中国方言，但他不讲日语。他不是学者或分析家，也不是招募人员。
他先是中情局的语言专家，后来主要从事特工管理这种极密情报官的通常角色。
在这个极密情报官组里，我在梅旦尼下面工作。
我和家人匆匆抵达日本，正好赶得上和于父亲的忌日，这对我们全家是一个重
要而令人悲伤的日子。
经过站里的“安全检查”，同意我租下了一套高级双层公寓。这里离东京最大
的国家公园（也是奥林匹克公园）代代木公园只有3 分钟的路程。后来我儿子几乎
把那里当成了我们的后院。
我不信教，也不迷信。但多年以来，我感觉自己虽然有点微弱、但可以明显觉
察到的能力——我称之为先觉，凭此我能预感到快要发生的事情。我不能确切地说
明，也不愿谈论它，因为这听起来有些“怪异”。连我妻子也不全信。因为它们常
常变成现实，所以我不能否认我的预感。
说到我的酗酒，我又开始每周喝一两次‘有限量”的酒，当时我拒绝承认，但
我很明显回到了成为一名酒鬼的出发点。
和勾搭女人一样，喝酒不是成为一名优秀行动人员的必要条件。但我必须得说
（当然并不是为自己辩护）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些不好的习惯在情报世界里确实很有用。我从不在
意“我不相信不喝酒的男人”这种说法。就像语言一样，喝酒和与女人调情是一名
情报人员可以充分运用的特殊工具。在阴暗、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和尔虞我诈的情
报世界里，我们要面对的许多性格，这些不是我们应该赞美的道德典范，但是如果
特工或目标拥有这些缺点，负责行动的官员就能够利用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有用的
联系。
梅旦尼不与女人纠缠，并且只喝极少量清淡的饮料。在我将要与之共事的一组
极密情报官中，没人饮酒会超过两杯，几乎全都显得是末日来临之时、进人天堂的
有力候选人，似乎只有我肯定是罪人（希望神学上的结论会不同）。
我们的部长是我第一次执行临时任务去东京时碰到过的头儿。他是一名狡猾的
独裁主义者。有经验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也讲日语，喝酒，喜欢女人，因此有时在
某些具体问题上会给下属留下一些余地。
这次我不会因为那事而对他或其它任何人心存畏惧。我有经验和坚实的自信心，
不担心自己的能力和未来。
我从来没被所谓的“强人”所吓倒。在东京和纽约的七年时间里，我与无数
“强人”交谈过。这里我指的是不同国家的政府首脑、部长、大使和商界巨子，以
及那些有别人为他们开门并受到尊重的人。
我常常觉得只有确切的理由才能赢得尊重和敬仰，而不仅仅是地位或权势。
我一到东京就建议不通过通常的途径——由我们的人介绍，而由我直接拜访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记者。因为在纽约与他们“真诚”地交过朋友，我已经很了解中国
的记者和外交官。一名可能的中国情报官员曾经告诉我，将来我可以用他的名字作
担保人。我是到那时为止、唯一的一名遇见过两位中国外长并与他们握手、还不在
乎的中情局官员。虽然我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样，但很值得一试。以前用相同的方
法我已经成功了几次。
梅里尼和头儿拒绝了我的提议，没有任何特别理由。我只能猜测可能是梅里尼
不愿意我用这种手法抢了他的风头。
我们的秘密情报人员与中国人没有直接的个人接触。
我不仅失去了使站里和我自己有一个好开端的机会，还感到站里从我的联络员
到我的上级——梅旦尼像一团不详的乌云罩在我的头顶。这是第一个明确的讯号：
梅巴尼是我的对手而不是盟友。
这令人沮丧。我知道一旦梅巴尼超过我成为我的联络人和上级，这种情况就会
持续下去。以前在纽约时，在一个名叫莫里的家伙手下，我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
有时，一名官员可以要求调换在站里的职位。但这样很少会有好的结果，因为
他可能会被视为麻烦的下属。
对一名极密情报官，如果有选择，也会更有限c 可能没人愿意担任联络员，那
是公认的一项麻烦而又得不到奖赏的工作。
我惊诧地了解到，按照一条奇怪的规则，我光彩的身份——受人尊重的纽约公
司副社长在日本没什么价值。
这不是我或任何人的错，我被告知申请那项特殊职业的许可证需要一大笔钱和
很长的时间。
于是，我在东京没有可用于作掩护身份的工作。但他们还是让我先行一步租下
了合适的办公地点，修饰一下外表以便于开展工作。并不是那么困难，不是吗？可
能是轻而易举。
“我们都很坚强，能够承担别人的不幸。”——罗斯福勾公爵。
一名日语流利但几乎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同僚把我介绍给了特工草见立夫。他之
前的案官是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在加人中情局成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