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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其必出二也，蜀人又以船行，吾军皆在旱地，劳逸不同：其必出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四处皆是守战之地；蜀人或声东击西，指南攻北，吾兵必须分头把守；蜀兵合为一处而未，以一分当我四分：其必出四也。若蜀兵自南安、陇西，则可取羌人之谷为食；若出祁山，则有麦可就食：其必出五也。”于是在各处隘口，皆设营寨，以防不测。果不出邓艾所料。姜维也同样认为魏军有“五不利”、蜀军有“五利”，故攻魏有“五可胜”，彼此所见皆同，因都是从彼此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之故。姜维引兵杀奔祁山，见魏兵已立下九个寨棚，势如长蛇，首尾相顾，知魏人早有准备，料邓艾必在此。于是派将在此虚张声势，暗自提大军去取南安。邓艾见蜀兵连日不来搦战，一日五番哨兵出寨，或十里或十五里去而回。艾凭高视毕，慌入帐与陈泰说：“姜维不在此间，必取董亭袭南安去了。出寨哨马只是这几匹，更换衣甲，往来哨探，其马皆困乏，主将必无能者。”乃派陈泰攻破敌寨后，再拦击蜀军，自己侧引军先赴南安埋伏。结果，在邓艾、陈泰前后夹击下，姜维大败，逃回汉中。这次战役，邓艾料姜维“五必出”之由，姜维亦料攻魏有“五可胜”之理，彼此不谋而合，而邓艾料姜维出则出，姜维料攻魏胜却不胜，这是因姜维之料为邓艾所先料，艾早有防御，使姜维不能充分利用其“五可胜”的条件。姜维见敌已有准备，乃避强击弱，采取“远而示之近”之法，在祁山虚张声势而实取南安。深谙兵法的邓艾，已看出其虚实之计，乃就其计而破之。
姜维六伐中原，与邓艾在祁山斗阵，邓艾另生一计：自己暗引军袭祁山之后，却令人下战书搦姜维来日斗阵法。邓艾不全知“八阵”之法，刚斗阵大败，何以又约斗阵？姜维已知其有诈，批回书去讫，对诸将说：“吾受武侯所传密书，此阵变法共三百六十五样，按周天之数，今搦吾斗阵法，乃“班门弄斧”耳！—但中间必有诈谋，公等知之乎？”廖化说：“此必赚吾斗阵法，却引一军袭我后也。”维笑说：“正合我意”，即令张翼、廖化引一万兵去后埋伏。邓艾声东击西，结果反中埋伏，被张翼、廖化两军夹击，魏兵大败。艾舍命突出，身被四箭。司马望斗阵也大败逃回。二人商议退兵之策。
望说：“近日蜀主刘禅，宠幸中贵黄皓，日夜以酒色为乐，可用反间计召回姜维，此危可解。”邓艾便派“间谍”资金珠宝，迳到成都结连黄皓，布散流言，说姜维怨望天子，不久投魏，于是成都人人所说皆同。黄皓奏知后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维回朝。邓艾战不胜姜维，却用“亲而离之”之法退了蜀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邓艾和姜维都善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且运用之巧，各有其妙。
姜维八伐中原，不从祁山而从洮阳出兵。哨探来报，司马望对邓艾说：“姜维多计，莫非虚取洮阳而实来取祁山乎？”邓艾说：今姜维真出沈阳也。“向者姜维累出吾有粮之地，今沈阳无粮，维必料吾只守祁山，不守洮阳，故径取洮阳；如得此城，屯粮积草，结连羌人，以图久计耳”。乃尽撤祁山之兵，与司马望分兵两路，分别埋伏于洮阳城内外。蜀兵一到，司马望和邓艾内外夹攻，重创蜀军。姜维知魏兵尽在此处，乃暗派张翼引一军取祁山，他则引兵搦邓艾交战。次日又引兵搦战，邓艾按兵不动。姜维令军士辱骂，邓艾寻思：“蜀人被吾大杀一阵，全然不退，必分兵去袭祁山也。”乃着邓忠守城，已则领兵去救祁山。是夜二更，姜维听得寨外喊声震地，鼓角喧天，人报邓艾引精兵夜战。诸将欲出，姜维止之。因邓艾日间按兵不动，夜间却求战，姜维料其虚作夜战，实是乘势去救祁山，便引三千军来助张翼。正当张翼被邓艾打败，被隔在山后，无路可逃，惊慌之间，忽听得喊声大震，鼓角喧天，只见魏兵纷纷倒退。左右报说：“大将军姜伯约杀到！”翼乘势驱兵相应。
两下夹攻，杀败魏军。邓艾折了一阵，急退上祁山不出，姜维令兵四面围攻。
后因后主情谗，拟派人代姜维，令姜维班师。姜维为避祸，便屯兵沓中，以图后计。蜀之伐魏自此告终，魏之伐蜀从此开始。
邓艾和姜维斗智之战，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应变之才。因为客观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不能老是抱着花岗岩脑袋去思索，而是要有应变的才智，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形势，不然就会到处碰壁，甚至遭受失败。特别是在战争中，应变之才尤为重要。如果双方都有应变之才，这就看谁料得准和抢先一步，捷者胜，迟者败。邓艾和姜维斗智之战便是如此。如前面所述姜维三伐中原之战，他根据当时形势预料蜀军有“五可胜”，因而决定出兵祁山。可是，战争不是由一方所摆布，而是由双方共同策划，你有新策我有对策，邓艾早料到蜀军有“五必出”，故预为防御。姜维出兵一知敌人有准备，立即改变作战方案：在祁山虚张声势，暗提兵取南安。但邓艾并不因料中姜维出兵而盲目乐观，他是步步为营，处处细察，当他见蜀军不来搦战，只派一些哨探往来侦察，而其马皆困乏，因而知“主将必无能者”，故料姜维必不在此而是往袭南安，便派兵虚攻蜀军，自己则急引军赴南安埋伏，终大败姜维。彼此所料都准确，都善于随机应变，而邓艾之所以胜，是因姜维的行动早为其所料。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变化，不可能尽知，所以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邓艾又何能料事皆中，何况姜维也是智者，两人是才均力敌，如果谁在某个环节上有所忽略或疏漏，就易被发觉而遭到挫折。姜维六伐中原，邓艾之所以败，是因姜维从邓艾刚斗阵败又约他再斗阵中，引起他思考：他熟悉阵法，邓艾何以敢“班门弄斧”？故料邓艾明是斗阵，暗是袭祁山之后，乃伏兵大败之。姜维八伐中原，彼此应变之才更出奇翻新：邓艾料姜维必出洮阳，早就分兵两路埋伏，姜维行军果如其所料，便中伏受重创。但蜀军全然不退，姜维次日又来搦战，邓艾便料其“必分兵去袭祁山”，乃按兵不动，在夜虚张声势引兵出战，以乘势救祁山；姜维从其日间不战夜间出战中，已知其在此是虚攻实是去救祁山，乃制止诸将出战，引兵来救祁山的蜀军，前后夹攻大败邓艾。由此可见，邓艾与姜维斗智之战，胜者的共同之点是：既准确地估计形势，又有应变之才，且智在敌先。这不仅战争如此，凡一切竞争也如此！
4。棋逢对手：羊祜陆抗两交欢
读到《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第一百二十回），即关于羊祜和陆抗边境交欢的故事，确是“令人气定神闲，耳目顿易，直觉险道化为康庄，兵气销为日月。” （毛宗岗话）以往各回，写两军对峙，尽智竭力，以决生死， 而这回却写羊、陆两军互以德相报，彼此馈酒赠药，宛如良朋相处，真梦想不到之奇文。
镇东将军陆抗奉吴主孙皓之命屯兵江口，以图襄阳。陆抗是陆逊的次子，足智多谋，颇有乃父之风。是时，晋已火蜀，其势已非昔比，伐晋亦非其时，故他主张保境安民为上计，乃在江口按兵不动，晋国名将羊枯奉其主之命镇守襄阳，俟吴国内部有变，趁势灭之；他因江口守将是陆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在边境，先以德服吴人：吴人有降而去者，皆听之。减戍逻之卒，用以垦田八百余顷。其初到时，军无百日之粮，及至未年，军有十年之积，使军民丰衣足食，甚得民心。祜在军，常着轻裘，系宽带，不披铠甲，帐前侍卫者不过十余人。
羊祜以德服人，深得人心
一日，部将入帐禀祜说：“哨马来报，吴兵皆懈怠，可乘其无备而袭之，必获大胜。”祜笑说：“汝众人小觑陆抗耶？此人足智多谋，日前吴主命之攻拔西陵，斩了步阐及其将士数十人，吾救之不及。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一日，羊祜引诸将打猎，正值陆抗亦出猎。羊祜下令：“我军不许过界。”诸将得令，止于晋地打围，不犯吴境。陆抗望见，叹说：“羊将军有纪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归至军中，察问所得禽兽，被吴人先射伤者皆送还。吴人皆悦，来报陆抗，抗召来人入，问道：“汝主帅能饮否？”来人答说：“必得佳酿，则饮之。”抗笑说：“吾有斗酒，藏之久矣。今付汝持去，拜上都督：此酒陆某亲酿自饮者，特奉一勺，以表昨日出猎之情。”来人回见羊祜，以抗所问并奉酒事，一一陈告。祜笑说，“彼亦知吾能饮乎？”遂命开壶取饮。部将陈元说：“其中恐有奸诈，都督且宜慢饮。”祜笑说：“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虑。”竟倾壶饮之。自是使人通问，常相往来。一日，抗遣人候祜。祜问：“陆将军安否？”来人说：“主帅卧病数日未出。”祜说：“料彼之病，与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药在此，可送与服之。”来人持药回见抗。
众将说：“羊祜乃是吾敌也，此药必非良药。”抗说：“岂有酖人羊叔子者哉！汝众人勿疑。”遂服之。次日病愈，众将皆拜贺。抗说：“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今宜各保疆界而已，无求细利。”
善用兵者不轻言战
上述故事，基本上符合史实，详见《三国志·吴书·陆抗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羊祜、陆抗都是儒将，他俩都足智多谋，彼此都互相敬畏，故在边境对峙时都不敢轻举妄动。羊祜曾领教过陆抗的厉害，因此部将来报“吴兵懈怠”，建议“乘其无备而击之”时，羊祜不同意。陆抗是名将，岂 有保卫边疆而让士卒“懈怠”，显然是诱敌之计。羊祜也是名将，当然不会中陆抗之计。所以他告诫说：“此人为将，我等只可自守，候其内有变，方可图取。若不审时势而轻进，此取败之道也。”凡是善于用兵的，不轻易言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总是伺机有可胜始战，羊祜如此，陆抗也如此。当时蜀国已亡，只剩下吴国，且已国穷民困，不可能向北进军，故陆抗按兵不动，以保境安民。而羊祜施德于吴民，与陆抗在边境交欢，是有其深谋远见的，是服从于其战略目的，并非是为使彼此相安无事而已。三国鼎立近半个世纪，为什么谁也不能征服谁？其中一个最重的原因是：民心归附，将士效命。所以，曹操、曹丕不能东下江东西取西川，刘庸，人民困苦，将士想效命也无从用其力。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羊祜是晋国著名的军事家，他是懂得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的，深知“得人心者昌，夫人心者亡”这个真理的。故他镇守襄阳后，一方面加强屯田，使军民丰衣足食，取得军民的支持；一方面施德于吴民，送药于吴将以结其心，这其实是为瓦解吴国民心将心，也就是“攻心”之战，是其征服吴国最高明的战略思想。陆抗也深知羊祜用心，故说：“彼专以德，我专以暴，是彼将不战而服我也。”这是陆抗忧国之言。羊祜施德于吴民，而吴主孙皓对吴民暴虐日甚，其后来被晋所灭是意料中事。羊祜虽因病逝不及伐吴，但其施德于吴人的战略思想，为其推荐的杜豫所继承，因而使吴人纷纷不战而降。
由此可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要争人心的支持，其次不求侥幸取胜，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也是取得其他事业成功的决定因素。
三、伺 机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计篇》）又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战之可胜。” （《孙子兵法·形篇》）《三国演义》的重大战役都体现了这些战略思想。 由于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善于用兵的将帅都表现得十分慎重，不轻言战，能胜始战。凡胜者都是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以歼敌人。
《三国演义》描绘的最大战役有五，即官渡、赤壁、彝陵三次战役和魏灭蜀、晋平吴两次战役，这五大战役决定了三国的兴亡和晋的一统天下。官渡之战，是曹操、袁绍争霸之战，最后操胜袁败，统一了北方。赤壁之战，刘备、孙权联盟打败曹操，三分鼎足之势形成，彝陵之战，吴胜蜀败，蜀国从其强盛的巅峰开始跌落下来，最后被魏所灭。这时，晋已代魏，剩下的吴国已势孤力穷，逃避不了其灭亡的命运。由于五大战役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认真探讨其胜败之由，是很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