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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总是束手无策。
接受过肝移植手术的每一个病人都与医院有着永久的联系。术后一系列治疗复杂而漫长，调整药物，按时检查，定期做B超，即便感冒发烧都要跑回医院，找相关的医生做一整套检查，绝不能自作主张，随便吃药。
这一天，彪子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大概是药物反应，拉肚子。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有一天晚上，他想吃猪蹄，可冰箱里的猪蹄已经放了两天，我怕不新鲜了，劝他吃点别的。他不肯。我当然也不会让步。
他突然间愤怒了：跳起来推开我的手，一个人跑到楼道里，打开窗户，把头伸到窗外吹风。正是隆冬，北风呼呼的。我跑过去想把窗户关上，他猛地又把我推开。
他只穿着薄薄的病号衣，我连忙把外套给他披上，他挥手扒拉到一边，头和身子愈发伸出窗外。
我哭了：“你想吃就吃吧。求你别这样折磨自己。”
他一下爆发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他妈这样活着算什么！”
他一半是针对我，一半是针对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他心里最难过的是什么，“猪蹄”只是导火索而已。
他不听劝，我只能陪他在风口站着，反复地无助地说：“求求你，回去吧，听话。”
过一会儿，他终于平静下来，被我连拉带拽才回到了病房。半晌，他慢慢地说：“对不起，可能是药物作用，心里的火一直往上顶。我觉得自己窝囊极了，放着那么多事儿不能干。”
我看着面容憔悴的他，明白他说的“那么多事儿”指的是什么。他的合同已经签到了第二年的6月，还有许多令他心痒的角色在等着他。
“咱们别着急，等身体养好了，能做的事情多着呢。再说，我不在乎你还能干什么，我只要你为我好好活着。就是恢复好了，我也不能让你像原来那样拍戏了。”
我只顾按照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抬眼，只见他怔怔地瞪着我：“我×，要知道你是这种想法，我早从楼上跳下去了！”
我忙不迭地一连串求饶，劝他千万不能再生气，答应他可以拍戏，但每天只能工作4小时，而且必须让我不离左右。
我这番话算是给了他一颗“糖豆儿”含在嘴里，“猪蹄风波”总算是平息了下来。
崭新的时间表（1）
随着彪子一天天康复，他又不只属于我一个人了。
一想起他未知的前景，我甚至想把他装在兜儿里，拴在裤腰带上，天天守着，一天当做几天过。然而他是凡人，他害怕孤独。女人在感情上往往狭隘，我时时在本能中提醒自己，不能逼着他只为我生活，得让他快乐。
他的时间表被重新填写得密密麻麻：
12月，出席《天下无贼》首映式暨慈善晚宴。
1月4日，搜狐网领奖。
1月8日，参加外甥女婚礼。
1月11日，下午到中央台录制《新闻会客厅》，晚上为“中国导演协会奖”出任颁奖嘉宾。
1月12日，下午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录制“名人面对面”，晚上参加团里演出，21：30又赶到新浪网领“年度感动艺人奖”。
那天，观众们为领奖台上的他鼓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接过奖杯，声音颤抖：
“不久以前，有一个普通的演员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忽然有一天他的爱人告诉他，说在新浪网上他接受了……”他哽咽了，紧咬着嘴唇，几度开口都说不出话来。台下的观众一边鼓掌一边热情地喊：“加油！傅彪加油！”
他攥着拳头用力地挥挥手，强忍泪水说下去：“他接受了上万条祝福，于是奇迹出现了，今天我站在这儿……”他又说不下去了，举起奖杯向观众致意。
最后他说：“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做了一个演员应该做的工作。我代表我爱人、儿子，感谢大家。”
回到家里，他嘱咐我把奖杯放好，并告诉我他哭了，面对观众最热烈的掌声，想起那上万条真诚的祝福。说着，眼圈竟又红了起来。
1月13日晚，他如约去看刘若英演的话剧，并给她送了鲜花。
1月14日，到中央台录制《走进电视剧》。
1月16日，我生日那天，他陪我和儿子吃了中午饭，替我点上蜡烛，看着我默默许愿。我闭上眼，祈求上天保佑我眼前的这个人，让他能陪我再过几个生日，没想到那竟成了最后一次。当天晚上，他又驱车直奔天津，要亲自去感谢沈中阳教授。
1月28日，他应邀参加武警总医院的新春联欢会。彪子对武警总医院充满感激，他经常打趣说武警总医院的一切都那么好，就连护士的身材都是一流的。为了表达谢意，小刚和帆子也像自家人一样一同去了。
1月30日，录制中央台的《艺术人生》。
1月31日，彪子到上海参加《大清官》宣传。他知道电视台栏目经费很低，硬是不让我同行，自己拎着一只行李箱就去了。我只好让在上海陪同他的朋友每日叮嘱他吃药。新闻发布会在下午13：30召开，他特意赶在中午12点以前退房，为了节省半日房费。会后，他又回到宾馆，坐在大堂里等晚上返京的飞机。
2月5日，他再次赶到东辛幢小学去看望那里的师生。东辛幢小学位于偏远的北京平谷山区，他对那里的孩子有着深厚的感情。
2000年，在他的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成立了专门的基金，帮助那里的贫困学生。基金设定为50万，彪子捐了5000元钱，并带着儿子一同去了平谷，让儿子把图书亲手交到同龄孩子的手中。我知道他的用意，一是让儿子从小懂得献爱心，二是让儿子亲眼看看偏远山区的学校，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生活、学习的环境。
崭新的时间表（2）
儿子感触很深，亲自拍了很多学校的教室、桌椅、操场的照片，回学校后，把照片贴在班级宣传栏中，还开了一场主题班会。小孩子就在这样一点一滴的教育中感悟着成长着。
在傅彪的进一步倡议下，北京卷烟厂投入了更大的物力把东辛幢小学正式更名为“中南海爱心小学”，傅彪任名誉理事长。不管多忙，他每年都要抽时间去学校两次，和孩子们交流、沟通，教育孩子们要懂得爱和孝顺。
有人以为，彪子这样做，一定是北京卷烟厂为了“名人效应”而付了重金，事实上彪子从始至终分文未取。他倒是总说“爱心小学”这个平台太好了，让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2月6日，再次回到团里参加铁道部团拜演出。
2月7日，陪儿子过14岁生日。儿子把好友约到家里，彪子前前后后地张罗。他早早就制定好菜谱，亲自下厨为孩子们做了他最拿手的肉沫蒸鸡蛋。这一天，也是我们搬进新居后正式开伙的日子，火烧得很旺，预示着今后的日子事事兴旺。
一月二月间，彪子陪我们母子俩过了生日。每次拍合照，我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该不会是最后一次吧？只是瞬间闪过，又赶忙将它打消，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这么想。看他精力充沛地忙碌着，快乐着，深埋于心底那一颗不安的种子便不再继续发芽。我仍然相信，彪子会好起来的。
要过年了，他吩咐，从初一到十五家里不能断了客人。于是，今天来俩，明天来仨，一直忙乎到正月十九，客人们一直络绎不绝，还有许多朋友没顾上招呼呢。
新房子真是被暖透了。
小刚一直惦着彪子的事儿，其他朋友也都心照不宣。最热闹的那天，小刚一口气招呼了二十多人来到家里，说是来暖房的，其实，是来陪彪子过个年。谁都不知道明年的春节还有没有彪子。
彪子一向好热闹，朋友多就更开心。他兴奋地带着大家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对我的工作大加赞赏，夸我花最少的钱办了最多的事儿。
其实，若不是想让他早一天住上新房子，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更节约的。但那时是在和时间赛跑，顾不上那么多了。彪子很满意，看着我精心设计的各个角落，乐得合不拢嘴，没事儿就背着手楼上楼下溜达，只是欣赏，并不挑刺儿。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满足，不管房子布置得好坏，总算让彪子住上了。
大年初三，彪子的姐姐们也聚齐了，一家人在一起吃了团圆饭。饭后合影时，不知谁小声嘟囔了一句：“要照就抓紧照吧。”潜台词很明白，我听得懂，有几分恼火，几分心酸。
我记得清楚，爸爸走的那年春节，家里的人全部到齐了，连平时不怎么来往的亲戚也一个不少。春节从来没有那么圆满过，然而三个月以后爸爸就走了。所以，我心里一直固执地认为，太圆满的团聚是不吉祥的。
于是这一次，我故意躲起来，不去凑齐了拍照，好像这样医生的预言就不会成真。理智告诉我，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当时的我竟因此获得了苟且心安。
“傅老师，复发了。”（1）
生活重又恢复了“宁静”。
彪子依然如故，以惯有的笑容向关心他的人们传递着自信与乐观。他又开始工作了。
3月15日，他带着编剧王培公老师进驻武警总总院，开始了《冷暖人生》剧本的前期创作，走访一些医生、护士、病人及家属。
《冷暖人生》是彪子手术以后萌发的创作冲动。他在患病期间，看到、听到了许多非常感人的、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事，决定将它们记录下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肝病患者，关心肝移植。
半个月以后，3月30日，我们驱车赶往天津，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是沈教授的根据地，对那里的医生、护士进行采访。
他们从肝移植在中国的创立聊到艰辛的发展过程，又聊到这项技术逐渐成熟的现状，从当年沈教授单枪匹马创业聊到今天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这一切，彪子架起摄像机全程记录下来。每天分成三个时间段，沈教授随时把稍有空闲的医生、护士派到我们的酒店。彪子盘腿坐在摄像机后面的椅子上，像记者一样不时地发问，不时地打趣儿。
疾病使彪子对生活有了重新的思考，他对这个剧本投入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剧本中人物的设定、脱稿时间、拍摄周期都列入了他的2005年工作计划。一切都在按部就班进行着。
然而命运又一次捉弄人。就在警报刚刚解除了一个月，就在彪子想热火朝天大干一场的时候——4月1日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彪子突然被一阵巨痛惊醒了。
这疼痛实在很蹊跷，彪子忍了又忍，大汗淋漓，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让我给医生打电话，请人来打止痛针。就这样，勉强捱到了天明。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第一中心医院，彪子再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腹腔、头部、肩、脊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仔细地检查着。
又是漫长而忐忑的等待。
我告诉自己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我告诉自己不能害怕。彪子总对我说：“别害怕，害怕没有用。你得去面对，还得微笑着面对。”
2个小时过去，一向耐心的彪子终于被折磨得不耐烦了。他烦躁地蹬开盖在身上的薄毯，大吼了一声：“我不做了！”
医生连忙打开那扇铁门，他夺门而出：“怎么那么长时间呀！要是有事就把胳膊剁了得了！”他的脸涨得红红的。稍作平定，他一边揉着疼痛的肩膀，一边跟医生说：“我胖，窝在那里面，还得保持着一个姿式不能动，‘嗡嗡’的噪音一会儿响一会儿响，我简直快疯了。”他解释着，怕刚才的冲动伤害了人家。
沈教授安慰他：“好了，没事儿了。别说您做了两个小时，有的病人几分钟就坚持不下去了。”
彪子不是“面瓜”，他是有脾气的，性子也急，但他严于克己，不会轻易对外人无理。朋友们都说，什么事要是让彪子发了脾气，那这事就真说不过去了。
我知道彪子这次的爆发并不是全无道理的。
他曾说，那个圆圆的罩子，在身上来回转悠着套来套去。它不是一个美丽的光环，也不是荣耀的光环。可就是这个光环，总让他立刻感到一种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真实。
“傅老师，复发了。”（2）
频繁的检查、持续的疼痛、巨大的心理压力捆绑在一起，让他无力顾及太多，做了一回真正的自己。但他总是很快地回过神儿来，很快克制住自己，不允许自己因生病而任性。彪子活得累，心累。
沈教授读完片子走出来，我俩围上去：“怎么样？”
沈教授笑着，肌肉有点僵，镜片后面的眼睛闪过一丝异样。
“没事，有什么事您跟我直说。”彪子很敏感。
“只要是肝里的事儿咱就不怕。”我看着沈教授，话却是说给彪子听。
沈教授笑笑，拍了拍彪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