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子，这是佛祖可怜你了。翠珍哪，别怪我老脸皮厚，改天我到你的面前去，我给你跪下，我给你磕头。人生、世，草木一秋，由着他们吧。你发发慈悲，由着他们，啊？
上了船兴隆才想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忘了带了，一路上要用的。红旗很积极，抢先说：“我去！”兴隆就让他去了。红旗笨手笨脚，用他的上衣把生理盐水和葡萄糖裹在怀里，跌跌撞撞回到了船上。要是细说起来，生理盐水和葡萄糖都不是药，没什么用。但是，对于服毒的人来说，意义可就大了。毕竟是十来里的水路呢。还有一点，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懂得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事态重大的时候，给病人吊上水，对病人和病人周围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吊和不吊，完全不一样了。吊瓶悬挂在那儿，给人以科学、安全、正规、有所寄托、有所展望的印象，是救死扶伤的印象。
端方和兴隆在拚了命地摇橹。红旗则歪在船舱，仰着头，望着吊瓶。吊瓶里有意思了，有气泡，一串一串的，仿佛鱼的呼吸。如果这样的气泡出现在池塘，下面必定有鱼，是鲤鱼，这一点红旗是可以肯定的，二三斤的样子。依照红旗的经验，肯定不会是鲢鱼，鲢鱼的嘴巴大，性子急，远不如鲤鱼那样安定，
所以，它的气泡就不是这样。红旗几乎已经看到那条鲤鱼了，顺着气泡往下找。他的目光经过瓶颈，滴管，最后落实到了三丫的手臂。原来不是鱼。红旗望着三丫的手，突然想起来了，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吃过药呢，还没有打过针呢，更不要说打吊瓶了。打吊瓶，这实在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不知道是怎样的福。红旗没享过。是甜的，还是酸的？是辣的，还是咸的？红旗一点把握也没有。红旗歪在中舱，想着他的狗头心思，慢慢地，在大太阳的底下睡着
老实说，兴隆不是看在三丫的脸面上，而是却不过端方的情面才上路的。作为一个医生，他不好把话说死了，其实，有数得很，三丫不碍事的。她呕吐出来的气味在那儿呢。如果不是三丫这样折腾，这会儿他一定上床了，睡觉了。他只能指望中午的这一觉了。夜里头一分钟也别想睡。这些日子父亲的动静越闹越大、越闹越吓人了。刚刚上完了吊，头上的伤是好了，可别的动静又来了。大白天他是蔫着的，没什么事。一到了夜里，吓人了，他的精神头来了。拿着一把手电，到处照。到处找。嘴里头还念叨。天井里照一照，床底下照一照，门后面照一照，笆斗里照一照，打开站柜的门，再冲着站柜的里头照一照。而到了下半夜就更吓人了，一次又一次地起来，沿着屋顶上的屋梁，一根一根地照过去。就像电影里头日本鬼子的探照灯似的。夜深人静的，那些陈旧的木梁和椽子是不能照的，一照就有了特别的气氛，有了恐怖的迹象，不害怕也害怕了。他照什么呢？他找什么呢？也不说。
后来的情形就更坏了，不仅照，另一只手上还要拿着一把刀。这一来就杀气腾腾的了。不是老渔叉杀气腾腾，不是的。是家里头有一样东西对老渔叉杀气腾腾，他要防范，护住自己。这一来家里头就有了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杀气腾腾的，躲在某一个地方，要对老渔叉下手。这日子还怎么过呢。就说昨天夜里，好好的，老渔叉把他的手电照到兴隆的脸上来了。多亏了兴隆眼疾手快，一把夺过了老渔叉的手电，反过来照亮了老渔叉。老渔叉受到了意外的惊吓，直哆嗦，手一软，菜刀掉在了地砖上。深更半夜的，突如其来的，菜刀在地上颠了四五下，你说吓人不吓人？老渔叉的脸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变得无比地狰狞，僵在那儿，悬浮在半空。两边的腮帮子也凹陷下去了，眼角的皱纹纤毫毕现，几乎就是一个刚刚从地窖里钻出来的魔鬼，而瞳孔里的光早已经开了叉，蓝幽幽的，发出又畏惧、又凶恶的光。因为畏惧和凶恶，炯炯有神。真是又可怕，又可怜。老渔叉嗫嚅着嘴唇，问兴隆：“你是谁？”兴隆跨上去一步，踩着菜刀，把手电筒反过来了，照亮了自己的脸庞，说：“爸，我是兴隆，兴隆啊。”老渔叉定定地望着他的亲儿子，下巴一会儿转到左边去，一会儿又转到右边去，认出来了，是兴隆，是他亲生的儿子。老渔叉一把抓住了兴隆的胳膊，说：“兴隆，家里藏着人！家里头有人哪！——赶快抓住他，把他劈了！！老渔叉的话把兴隆弄得寒毛直竖，却不敢乱，只能加倍地镇定，说：“家里哪儿有人？啊？连一只老鼠也没有哇。”老渔叉急了，非常急，咬紧了牙关，脑袋咬得直晃，口齿含糊地、却又十分坚决地告诉兴隆：“有。家里头有人！”
作为一个赤脚医生，兴隆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得的是什么病。真是羞于启齿。说他疯了吧，他没有。天一亮，他就安好了，太太平平地坐在角落里，说话、办事都有他的步骤，说明他的脑子没坏。说他没疯吧，也不对，深更半夜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家里“有人”，躲在床底下，躲在箱子里，躲在墙缝里，躲在屋梁上，躲在箩筐里，躲在锅里、碗里，躲在鞋里，甚至，躲在他自己的耳朵里、屁眼里。总之，躲在一切幽暗的，难以被阳光照耀的地方。兴隆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能叫太阳不下山吧。东方一定要红，太阳一定要升，这不是三年五年才来一次的事情，更不是十年八年才来一次的事情，它二天一次，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谁也挡不住。真是要了人的命了。老渔叉没有病，要说有，那只能是“夜病”。他的病就这样和“黑夜”捆绑在一起了，成了黑夜的一个部分，和黑夜一样无头无绪，和黑夜一样无边无际，和黑夜一样深不见底。这个病对老渔叉来说是致命的，对兴隆来说也一样地致命。只要天一黑，家里的那个“人”就变得非常巨大，空阔，浩瀚，同时又非常细微，幽密，一句话，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如影相随。——可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他是谁？老渔叉不说。兴隆问过无数遍，老渔叉就是不说。兴隆坚信，只要把“那个人”问出来，天就亮了。父亲的病就好了。好几次兴隆想严刑逼供，他做好了老虎凳。但是，兴隆忍住了。不敢。对父亲，他还是怕。老东西的手有多毒，兴隆和他的哥哥是一路领教过来的；兴隆就没见过比自己的父亲还要六亲不认的人。除非把他打死。打不死，他一旦缓过气来，一准能要你的命。还有一点兴隆也没有把握，用老虎凳来对付自己的，父亲究竟有没有用？兴隆没把握。知父莫如子。老渔叉这个人兴隆是知道的，他有亡命的气质，磅礴的血性，越挫越勇。你问不出来的。越打，他越犟。越疼，他越是守口如瓶。弄不好就收不了场。——这可怎么办呢？一天一天的，一家子的人谁也耗不起呀！
兴隆真的是困得厉害。他只想像红旗那样，平躺在船舱里，好好地睡上一个囫囵觉。五分钟也是好的。兴隆不能。主要是不好意思。好歹是在救人，他一个医生，睡在病人的旁边，要天打五雷轰的。那就闭上眼睛吧，手脚可是一点都不敢松。
红旗已经醒过来了，他端详着桅杆上的吊瓶，已经是好大的一会儿了。他在等。他在等这一瓶的盐水干净了，好亲手换一次吊瓶，过一把赤脚医生的瘾。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也许就只有这一回了。
三丫的不安就是在红旗换上吊瓶之后出现的。兴隆并没有在意。三丫突然动了。动了几下，似乎是不好意思打搅端方和兴隆，又安稳了。后来三丫轻声说：“端方。”端方也没有听见。等端方听见的时候，三丫的表情已经相当地痛苦了，眉眼和嘴角都变了形。情势急转直下，三丫的状态说变就变。端方一下子发现三丫的嘴唇乌紫了，嘴直张，张得极其大。端方失声喊道：“兴隆！兴隆！！”而三、丫的小肚子却开始打挺了。她的嘴巴就那么张在那里，一口气就是上不来。只能拚了命地瞪眼睛，瞪得很大，很圆。嘴里似乎也衔了一样东西，是一句话，是一句什么要紧的话，想说，说不出来。端方跳上去，一下子就把三丫搂住了，感觉到三丫正在努力，是最后的一丝力量。这股力量全部集中在三丫的腹部。她反弓起背脊，在往上顶，全力以赴。她渴望顶住什么。可她的眼神似乎顶不住了，有了妥协和放弃的迹象，在望着端方。那是最后的凝望。显然，三丫已经竭尽了全力，身子松了一下。就一下，全松了。最终落在了端方的胳膊上。
骄阳似火。三丫的身子却冷了，火焰一样的阳光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基本局面。端方一直把三丫搂在自己的怀里。两只眼睛痴痴的，不知道朝哪里看才好。他的目光最终停落在滴管上，顺着滴管，端方的目光爬了上去，直爬到吊瓶。端方望着吊瓶，突然却把三丫放下了，直起了身子。他把吊瓶从桅，杆上取下来，看仔细了。是汽水。端方拿着吊瓶，开始喘，喘了半天，这才想起来拿眼睛去寻找兴隆。没想到兴隆早已经盯着端方了，方的眼睛红了。兴隆后退了一步，胳膊和下巴全挂下了，也在喘。小船停下来了，漂浮在河的中央，后面挂着一条大橹，水面上安静得一点涟漪都没有。红旗望着他们。端方盯着兴隆，兴隆也盯着端方。只是喘。红旗不知道兵究竟发生了什么，红旗永远不会知道了。最后还是端方先有了动静，他伸出胳膊，把吊瓶敲碎了，丢在了河里。一个，又一个，咣叮咣噹，全部丢在了河里。兴隆的两条腿一软，“咕咚”一声，瘫了船板上。 （未完待续）
希望
何 顿
一 老 五
老五点上支烟，眼睛斜瞟着窗外。窗外是一派七月的骄阳。骄阳把树木烤得有些蔫不拉叽。已有几天没下雨了。老五是个喜欢树木的男人。他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是因为树木，假如没有树木，这个世界不晓得是什么样子。老五对镇政府今天下令把这里的树木砍了扩建街道，明天下令把那里的那片年轻树林伐掉修建商场或住宅区，很是愤慨。电视上说，砍伐树木是损毁自己的家园，会使子孙后代痛恨的。他想他这个平头百姓看了电视尚且有所忧思，那些当领导的难道就没一点触动？老五居住在黄家镇下河街，这是条破败的老街，街上尽是些颓败不堪的旧屋子。老五早几年就下岗了，下了岗，人就跟丢了魂一样。他领到的下岗生活费根本养活不了他、老婆和儿子，便找亲戚借钱，把家改成了收废品的店子，再把收购的废品卖给县废品回收公司，赚中间的那点差额。老五是那种希望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因而很努力的人。别人有星期天，他把星期天取消了；别人有打牌的时间，他把别人打牌的时间用来整理破烂或推着三轮车在大街小巷里叫喊着收买废品上。老五的妈妈在世的时候曾教导他，说“滴水成河，粒米成箩”，要他学会节俭。母亲临终时，还睁着双烂板栗样的眼睛说，人最要紧的是本分，只有本分才不会惹祸，不要学那些坏人的样贪财。这些年里，老五一直遵循着母亲的教诲隐忍地生活着。他没几个朋友，以前厂里的那些朋友，他都没来往了。他们打牌，他不打；他们喝酒，他不喝。自然就玩不到一起了。
现在老五有点想“贪”了。这个贪念来源于昨天晚上吃晚饭时他在岳母家听到的一则坏消息：大毛被人杀死在自己家里了。据大毛的老婆说，保险柜里有十几万元现金于大毛被杀后不翼而飞了。就是说那个杀害大毛的盗贼将十几万元现金卷走了。十几万呢！他拚死拚活地干，一分一角地积累，从年初忙到年尾，一年下来才挣几千块钱，人家一个晚上就弄了十几万，这真让他佩服和羡慕！当他昨天晚上听到这则坏消息时，他脑海里蹦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住在光裕里的结巴子二牛。早几天的晚上十二点钟，他从岳母家回来，看见一个人在距大毛家四五十米外的樟树下徘徊。他当时吓了一跳，以为那人会冲过来打劫他，但那人没理睬他。他从那人身边走过，借着那人吸烟时红亮起来的光，他认出了那人是光裕里的二牛。他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收购废品时，曾在二牛手上收购过一只破铁锅，早一向还在他手上买过一辆已破烂得无法再破烂的单车，为此二牛跟他讨价还价了一气，还凶神恶煞地对他瞪眼睛。那天他有点纳闷，二牛深更半夜站在这棵树下干什么？假如他当时不是那样想问题，他是不会记住二牛的，当他听岳母用哀伤的语气提及大毛被人杀死在家里时，二牛就像一只甲鱼浮出了水面。
昨天晚上，他和老婆从岳母家回来，走到那棵樟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