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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夜无人人睡”，号子里久久地洋溢着一种幸福感。我清楚地知道，这种幸福感不完全是来自口腹。借用现而今一本书的宣传用语来说，那一夜我们“装在胃里”的是“文化”。吃肉已绝不止于是在“祭牙”，而差不多是在祭祖了。那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亲情（吃“团圆饭”嘛），象征着归属。——生活在一种传统中，你才是一个族类的一员。这些当然都是我后来的感想。当时我只是惊讶犯人们的反应何以如此强烈（我自己倒比较理性，不认为大年三十吃肉与平时吃肉有多大的分别），因而感觉到这背后有着比吃重要得多的理由。
更让我惊讶的是干部们的态度，他们不仅容忍了人身攻击，而且容忍了“反动言论”！——他们认可了犯人们的反应，显然是因为他们认同了犯人们的“理由”。在那个“政治挂帅”六亲不认的年代，古老的“人之常情”那一夜在一个监狱里（堪称“阶级斗争第一线”）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形成的全部政治原则和政治压力都被犯人们和干部们一同抛到了九霄云外。
写于 2005年元月
时间的玫瑰
北 岛
本书收入的九篇文章，是为《收获》杂志的“世纪金链”专栏写的，自2004年第一期起连载，至2005年第三期。专栏好比贼船，上去容易下来难。不少同行都叫苦连天，我不知好歹，非要一试。其中苦衷，以最后期限为甚，那词多半来自英文deadline，直译为“死亡线”，可见其凶险。但也正是这贼船带我乘风破浪，窃得此书。
在我看来，二十世纪（尤其上半叶）的诗歌是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它冲破了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边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视野和与之相应的国际影响，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的国际诗歌。．这一诗歌的黄金时代，无疑和工业革命、“上帝之死”、革命与专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大清洗、原子弹，即和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黑暗有关。我不想给它穿上“现代主义”小鞋，那是西方理论主流话语中一个霸道而混乱的概念。
伟大的诗歌如同精神裂变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隆隆回声透过岁月迷雾够到我们。也许正是由于过度消耗，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诗歌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中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在扼杀想象力；消费主义带来娱乐的同时毁灭激情；还有官方话语的强制和大众媒体的洗脑的共谋……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告诉我，二十世纪上半叶也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随之是白银时代。我没接着问，估计是废铜烂铁的时代。
自1999年起，我在美国大学教创作课。让我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美国学生对国际诗歌，特别是对这一黄金时代所知甚少。为此我挑选我所喜欢的大师的作品，编成教材，在课堂上带学生们逐首细读。久而久之，自有些心得体会。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版的大量译作粗制滥造，带来进一步误导，使本来在批评缺席、标准混乱的诗歌中转向的读者更糊涂，相比之下，老一代诗人兼翻译家倒在岁月尘封中脱颖而出，译作依然新鲜硬朗，让人叹服。至于我对某些译作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有什么权威性，而是希望能引起警醒，取长补短，建立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
本书中不少片断是在路上写成的。从委内瑞拉山区的小旅店到马其顿湖边的酒吧，从柏林出发的夜行火车到等候转机的芝加哥机场。正是这种跨国旅行，与诗人写作中的越界有对应关系，使我获得某些更深层的体验。为了这种体验，我有时会专程前往某地，比如德国的马堡。在那里，由于失恋，帕斯捷尔纳克告别哲学转向诗歌，写下他早期的重要诗作《马堡》。只有在马堡街头行走，似乎才得其要领，因为这就是首行走的诗，一切都在行走中复活了。
我所热爱的九位诗人，他们用不同语言写作，风格迥异，构成了二十世纪诗歌壮美的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由于我无意勾勒全景，再加上时间精力等原因，还有不少重要诗人未能收入本书。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九位诗人中的两位——特朗斯特罗默和艾基依然健在，而且我有幸认识他们。在关于他们的文章中，我以朋友的身份进入他们的生活，难免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我采用的是一种较复杂的文体，很难归类。依我看，这无疑和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个人与时代、经验与形式、苦难与想象之间的复杂性相关。有人在网上说这是“诗歌传记”，我看不无道理。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要感谢两个人。首先是我的妻子甘琦。这本书的最初构想就是她提出的，并在她的劝说下，我终于上了贼船；她又是第一读者，每篇文章都先由她悉心校阅；我在种种压力下陷于绝望时，她的鼓励，就像孤独的长跑者得到的唯一掌声。另一位就是李陀。他对每篇文章都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特别是为我在理论上的薄弱环节把关。当然，还得感谢《收获》的程永新和编辑们，正是由于他们在“死亡线”那边的耐心等待，才有了这本书。
2005年5月15日 于美国戴维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手记
宋 琳
贝尔格拉诺时间
在电影《反观布宜诺斯艾利斯》中有一个短暂的镜头，火车从两堵高墙之间开来，既荒凉又充满回忆的瞬间，被孤零零嵌在其他镜头之间。我认得那个画面，那辆火车是自北朝南向贝尔格拉诺C线火车站开来的。我差不多每月一次去贝尔格拉诺的阿姆贝尼奥斯街采购中国货。这条街在与胡拉蒙多街交叉处也与通向河汊纵横的美丽风景区提格瑞的铁轨交叉。下火车后过了扳道口，就是所谓的中国城Barriochino：一小段街面上的几家中国饭店、超市、杂货铺而已。左边，即火车所停靠的月台上的大挂钟停了。每一次都显示着同一时间，8点45分。因此给我一种错觉，似乎无论早晚抵达都是在同一时间，贝尔格拉诺时间：一个不动点。时针就像射中靶心的箭，那支与火车同步的箭，从铸铁火车站出发，穿过跑马场、一片片网球场地、废弃的库房和车厢、天桥、游泳池、花园，穿过贫民窟、在两条铁轨间滚动的足球、风中的衰草、尖叫，也穿过广告牌、大片树丛、奔跑的狗的影子、铁栅栏、亲吻以及坐在车上的那个我，在火车停靠的瞬间射中靶心。一个终止在某一刻度的时间，反而提醒了对流逝的时间的注意。它促使我回忆上回，和上回的上回来到这里是什么日子。但根据“贝尔格拉诺时间”（而不是我的手表所示的时间），我的每一次到来不过是一种重复，几乎在跨出车门的瞬间，我就读出了挂钟上的时刻，那个随意的、逸出时间之流的时刻。事实是：某年某月某日，贝尔格拉诺C线火车站西月台上的挂钟，走至8点45分时停止了。它以逸出时间的方式，让我注意到，或毋宁说主观地确认，挂钟由于不再走动，但又继续挂在那里而从一个有用的物件变成了一件雕塑作品。可能由于月台内侧的墙壁上有一个小神龛的缘故，它多少还带上了宗教色彩。但那儿为什么有一个小神龛呢？挂钟在一个瞬间停止了，停止使这个瞬间变成了永恒。
舞 鞋
法国姑娘，我和妻子共同的朋友克里斯黛，从马塞找到一个工作兼旅行的机会来看我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二天，下着雨。她睡在我的书房里，起床，喝过咖啡后，时差还未调整过来，第一件想做的事情就是去买一双探戈舞鞋。她不会跳探戈，至少不会跳标准的探戈，买舞鞋当然是为了学习。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了那家专卖店的地址，她告诉过我，可惜我把它忘记了。总之，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雨找到了那条街。老板是一个典型的阿根廷人，祖籍意大利，对女顾客知道怎样才够殷勤。他方她介绍了店中所有款式的探戈舞鞋，每一种都很别致，只要尺寸对，似乎对于她都一样合适。老实巴交的克里斯黛，不知道被舞鞋还是被老板的炫目方式弄糊涂了，随便选了一双准备试穿。她坐下来，露出修长而白皙的“玉足”。但就在这个间歇，她得到了跳舞的邀请。音乐声起，老板欠身做出邀舞的动作。于是，在加岱尔忧郁的歌声伴奏下，她赤足在鞋店里翩翩舞蹈起来。 那双舞鞋在地板上，鞋跟像凯旋柱一般高高立起，比圣诞节的巧克力还要精美。
葡萄酒俱乐部
因为认识露茜拉的缘故，老巴勒莫的葡萄酒俱乐部成为我们常去的地方。她是俱乐部创办人的遗孀。第一次是她请我们去，接下来没有她，我们也会自己去，或陪着从法国来作短期讲学的教授、度假的亲戚、朋友一道去。俱乐部内有饭店、葡萄酒工艺展室和探戈小剧场。门厅的玻璃天花板上绘着酒神和采摘葡萄的农妇及少女图案，庭院内有喷泉与青藤垂挂的回廊。你可以坐在喷泉边的露天席间吃饭，也可以到小剧场内点菜，或边喝酒边看演出。里面有吧台，服务员随时会到你的桌边来服务。
每逢礼拜六，老钢琴家萨尔冈和他的乐队“EnVivolv。”固定来俱乐部演奏探戈、米隆加和华尔兹乐曲。乐队除钢琴外，由吉他；簧风琴（Bandoneon）、小提琴、低音提琴组成。墙上就贴着演出招贴画和许多照片，从照片上看那时他们还多么年轻！他们在此演出至少已有二三十年了。观众中上了年纪的票友，常常会随着音乐兴奋地哼唱起来，换曲目时就隔着舞台向演奏者抛去几句开心的玩笑话，那种气氛的亲切随和在南美实在很常见。当地人总喜欢说“删yfamiIiaI”（非常家庭式的）。
萨尔冈已经七十多岁，风度翩翩，戴着圆形眼镜，留着小胡子，干练而清瘦（钢琴家多数都清瘦）。他一弹出《维多利亚旅馆》的第一乐句，听众酌情绪就骚动起来；他的老搭档、吉他手德里奥身穿扎着花领带的白色西装套服；足登白皮鞋，身材肥胖，一副花花公子派头，但指法相当细腻；簧风琴手马尔库尼额头高高的，拉起琴来颇像失意的贵族。弹到得意处，他们会扭头相视一笑，为一个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效果。
露茜拉的儿子圣狄亚哥也有自己的乐队——“蓝桥”，音乐类型则属于新人类主义范畴，融合了安第斯音乐、非洲音乐和印度音乐。演奏方式也很特别，一种印度的弹拨乐器被像中国古琴一样平放着弹奏，创造出古琴那种强弱变化的颤音效果；长短不一的笛子则表现了印第安音乐特有的流动节奏活力。我感觉到他们正在挖掘一种更开阔的表达空间，那是与传统探戈不同的声音。探戈在当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似乎正逐渐成为“旧时代的风流韵事”（柏桦语）。我听过的探戈歌曲演唱者大都是上一代的人，起初以为是偶然所见，后来听得多了，方知人们对这种艺术的喜爱带有明显的怀旧情绪。尽管跳探戈舞的年轻人依然不少，参加米隆加晚会的几乎全都是中老年了。
西方老妇歌
一座花园等在小径的转角处，门边有一面凸面镜，一条可以拉动里面门铃的铜链子。M夫人的客人大部分都已先我们而到，她站在住宅的门廊下迎候我们。作为为亚洲艺术博物馆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员，M夫人去过亚洲，也可能是这一缘分使她把同我们的认识和交往看作是那次遥远旅行的继续。
我被邀请在一个晚会上朗诵诗歌，在蒙德维得亚街的一个宽敞、通风的地下室里（我记得九三年在布拉格的一次朗诵也是在地下室，点着蜡烛，有一种演出神秘剧的效果）。来了六七十人，大都是退休的老人，女士居多。每个人都请我在分发给他（她）们的诗页上面签字，我受宠若惊，尽管我知道在此作为明星的是汉字而不是我。
M夫人想必足有九十岁了，雍容华贵，不久前摔伤的一条腿还未痊愈，由她的秘书搀扶着站到麦克风前，颤颤巍巍地做了演讲。主题是她的亚洲之旅。那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但她热情洋溢的叙述，很快把人们带到了遥远的恒河或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地区。明净的水田、茶树、大象背上的轿子、丛林里的老虎和天堂鸟。种种当时显得破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