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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9月，教皇发布了开除路德教籍的“破门令”，路德也针锋相对，于12月10日在维登堡当众焚烧了教皇的命令。1521年4月，教皇又勾结皇帝查理五世在沃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要路德前去认错。但路德在会上宣称：“除了以圣经为根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外，我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后退，因为我们决不违反我们的良心。”5月8日，查理五世颁布沃姆斯敕令，规定5月14日以后捉拿路德，路德于是改名换姓，躲进了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此后，他一直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工作，民族语言的统一为以后各地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纽带。
沃姆斯会议后，由于路德投入了诸侯怀抱，革命运动因此发生分裂，1522年9月，骑士阶层单独采取行动，举行了暴动，但由于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得到其他阶层的支持，因而很快就彻底失败。随着革命的深入，路德也暴露出他的真面目，他一再撰文攻击闵采尔和起义群众。他的背叛，把市民阶级的运动出卖给了诸侯，而德国的农民和平民，却在闵采尔的领导下把革命运动推向了高潮。
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活动的评价：第一，路德一生的活动确有一些是值得肯定的，如他酝酿了宗教改革思想，推动了宗教改革的发展等，但也有不少应该揭露和批判，如他维护诸侯的利益，背叛人民等，因此对这样的人物，不应给以过高评价。第二，他不是“封建主义社会崩溃和资产阶级革命兴起这场变革的开拓者”，只不过是宗教改革的引发者，因为他从未想到对现存社会作根本的、制度上的改革。第三，他并没有要求运用国家暴力去推翻这个罪恶的社会，相反，而是要维护这个罪恶的社会，他虽然宣扬过暴力，但他是要诸侯和国王掌握暴力，而对农民和平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却竭力反对。第四，对于他后期翻译圣经和改革宗教的活动也不能不加分析地肯定和赞扬。
3、托马斯？闵采尔的宗教改革。闵采尔曾是路德的积极支持者和合作者，但当1520年路德抛出三篇调子越来越低的纲领性著作后，他开始对路德进行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革命主张。1523年初到1524年夏，闵采尔在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镇任牧师，在这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革命的宗教和政治理论。在宗教理论上，他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反攻，他认为天主教宣传“赎罪说”，是给“破房子刷白粉”，破房子应拆掉重建，不能刷白粉；路德不敢把信仰解释成理性，他却认为信仰就是理性，甚至基督教讲得玄而又玄的圣灵也是理性；他说天堂不在来世，就在此生，信徒的使命就是在现世建立天堂；上帝的意志就是不为自己而为社会谋利益，那些为私利而损害社会的富人和剥削者才是不敬上帝的人。他的理论，实质上是在基督教的外形之下传播着一种泛神论思想（恩格斯的评价）。闵采尔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恩格斯的评价），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指科学共产主义，而是指闵采尔隐隐约约想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社会，他的共产主义和农民的平均主义有所不同，其独到之处在于明确地认识到财产公有是改造社会的基础，他认为实现公有制的基本前提是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消灭诸侯割据，他说：德国不应再有诸侯贵族，因为贵族的巢穴是“强盗窝”。总之，闵采尔的思想是十六世纪最进步的思想，他的理论和实践是一次用“平民方式”消灭封建制度、统一德国的伟大尝试。
二、德国的农民战争。1、农民战争概况。1524—1525年，德国爆发了历史上空前的农民战争，这次战争席卷了大部分地区，涉及全国三分之二的农民。这次农民战争有三个中心地区：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萨克森和图林根。1524年夏，士瓦本南部的农民首先举起了义旗，他们宣布要消灭除皇帝外的一切统治者，并以《书简》的形式提出纲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用和平的手段或暴力解救自己脱离苦难，其基本思想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由普通人掌握政权。然而革命领导权被温和妥协派掌握后，他们和士瓦本司令官特鲁赫泽斯达成停战协议，并在门明根拟定了和敌人谈判的“十二条款”。它主要反映富裕农民利益，只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限制地租、徭役等，没有提出没收地主土地问题。调子也比“书简”温和得多。特鲁赫泽斯乘机于利用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于1525年3月底反打，击溃了士瓦本地区的农军。1525年3月末，法兰克尼亚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斗争也最激烈，这一地区有许多中、小城市，市民力量较强大，他们参加起义后，逐渐把起义纳入了自己的政治轨道。1525年5月，他们在海尔布琅农军会议上提出了“海尔布琅纲领”（帝国改革纲领）要求在德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改革教阶制度，取消诸侯的一切“同盟”，纲领还明确规定要统一度量衡、统一币制，取消一些苛捐杂税，保护商路安全，允许农民赎卖封建义务等。这个纲领反映了不同阶级的要求，并正确提出了统一德国的主张，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种纲领很难立刻实现。正当起义者为此纲领辩论时，镇压了士瓦本起义后的特鲁赫泽斯率军赶来，市民立即为敌人打开了城门，法兰克尼亚的农民起义很快被镇压。图林根和萨克森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群众都站在闵采尔一边。1525年3月，缪尔豪森的平民、矿工推翻贵族政权，成立自己的“永久会议”。建立了革命政权，闵采尔成为负责人。不久，整个萨克森、图林根地区都爆发了农民起义。从而把德国农民战争推向顶点，但由于起义者缺乏武器和训练，闵采尔本人缺乏军事经验，因此很难抵抗诸侯军队。起义队伍也很快被敌人消灭。
2、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德国农民战争留下的历史经验是：德国的农民虽然经过浴血奋战，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单靠自己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农民只有和其它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农民只有在一个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然而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十六世纪的德国，阶级关系十分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它们之间的利害不是相互冲突就是极其悬殊，整个民族分成两大对立营垒的情形还没有出现，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把一切革命等级团结在自己周围，汇成了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像平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不但不能领导农民，而且其行动往往视农民为转移。骑士是农民的剥削者，根本不可能和农民结成同盟，和市民结盟只是短时间内在局部地区出现，影响不了大局。当时德国的历史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软弱、动摇的资产阶级在革命发展到高潮时却由于害怕人民而叛变了革命，因此，恩格斯说：德国农民战争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3、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德国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仍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德国的天主教会势力，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金银财宝被没收。在新教各邦，教产都落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天主教会再也没有可能恢复以前的状况了。此外农民战争还打击了封建贵族，特别是骑士，他们在战争中到处被打败，城堡大半被毁，日趋没落，只能更深地依赖诸侯。此外，农民战争留下的经验教训（工农联盟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农民战争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工农联盟”思想，即农民阶级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4、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要对德国农民战争作出全面评价，应全面分析农民战争中产生的纲领性文件，通盘考察它的整个过程，才能确定这次战争的性质。“书简”最先进，但有较多的空想成分，“十二条款”虽然温和，但也反映了农民要求社会改革的愿望，“海尔布琅纲领”预测到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值得重视。这三个纲领都具有革命意义，在当时的德国，农民要求建立以皇帝为首的统一国家是进步的，不能用皇权主义加以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要确定农民战争是否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必须把它放在宗教改革的范围内看，不能单纯说它是“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农民战争并不总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农民纲领的实现，也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5、农民战争后的德国。三个中心地区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德国农民战争基本结束，有十万以上的农民被杀戮，南部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领主统治，农奴制也死灰复燃，北部和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负担无限制的徭役、赋税，生存条件更为艰苦。农民战争后的德国状况：市民虽然背叛了起义，但并没有得到好下场，城市贵族的统治被恢复，城市特权也被剥夺，市民阶级不得不向诸侯支付巨额赔款，更严重的是农奴制的普遍恢复和其它不利因素的影响，使得德国工商业衰落，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受阻。诸侯是唯一从农民战争失败中捞到好处的集团，他们夺取了天主教会的财产，加强对城市和农民的压榨，势力衰弱的贵族不得不听从诸侯的摆布。路德的宗教改革，也彻底蜕化为诸侯的工具，1530年，路德亲自审定由亲信向奥格斯堡帝国会议提出路德教的系统理论（奥格斯堡告白），告白认为基督教各派都是基督的战士，应当相互宽容，教徒必须服从当时的国家政权和法律，遵守各项社会制度。告白是路德教的信仰纲领，它标志着路德教已变成了庸俗市民的官方宗教。在路德教会里，诸侯代替教皇成为教会的首脑，因此诸侯的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在战后都大大加强了。皇帝查理五世不满诸侯的强大，1529年，他召开帝国会议，重申1521年沃姆斯会议反对异端的禁令，于是路德派诸侯于1531年结成同盟反对皇帝，查理五世当时忙于对法战争，1546年才带兵回国打败诸侯同盟。皇帝的胜利又引起诸侯的广泛不满，新教诸侯和一些天主教诸侯在法王的支持下组成同盟并打败皇帝。经谈判，1555年缔结奥格斯堡和约，规定“教随国定”，即诸侯有权决定臣民的信仰，这使路德教取得了合法地位。同年，查理五世宣布退位，帝国瓦解，德国出现两大诸侯集团，北部、东北部属路德教集团，南部、西南部属天主教集团，德国的分裂割据依然如故。
第五节 ？ 三十年战争。一、起因。三十年战争起初是德国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一场内战，后来由于西欧和北欧的一些主要国家先后卷入了进去，从而成为欧洲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战争断断续续打了30年（1618—1648年）。战争主要还是起因于诸侯之间、诸侯同皇帝之间的矛盾。宗教改革后，诸侯势力不断增强，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签定后，新教与天主教势力几乎相等，七大选侯中有三个信奉新教（勃兰登堡、萨克森和巴拉丁）。新教、旧教诸侯都无意遵守和约，常常为扩大地盘和增加财产，以宗教为借口挑起武装冲突。德国皇室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着奥地利、捷克、士瓦本和阿尔萨斯一带，在诸侯中版图最大，实力最强，它的旁支还控制着西班牙，皇帝依靠自己的实力，利用诸侯间的矛盾，积极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他以反对新教为号召、限制新教诸侯为借口，竭力取得天主教诸侯的支持，以加强中央皇权，但皇权的加强又加深了与新旧教诸侯之间的矛盾，也使诸侯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1608年，新教诸侯以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为首组成“新教同盟”，1609年，天主教诸侯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为首组成“天主教同盟”。诸侯之间的纷争往往还搀杂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法国不希望出现一个集中统一的强大邻国，因而竭力使德国处于分裂状态，以有利于法国的扩张和夺取欧洲霸权，自亨利四世以来，法国一直执行着削弱哈布斯堡家族的外交政策。丹麦、瑞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