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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就默默地走开了。”
朱德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骡子事件”平息了，但却加深了人们对前几天“坐骑被抢事件”的记忆。
没过几天，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他具体布置的一个批斗会。地点在阿坝喇嘛庙格尔登寺大殿，这就是长征路上极为重要的“阿坝会议”。
斗争性很强的黄超在会前就吵嚷着，鼓动道：“要发动无产阶级的爆发性，把朱德拉出来揍一顿！”
朱德、刘伯承迈进会场，抬头即见一幅大横标借着两墙之角挂在会场拐弯的地方，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场上杂乱无章地坐着许多人，还有许多不穿军装的妇女、儿童，根本不像省委开会的样子。
大家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打招呼，满脸的“阶级斗争”中有迷惑不解，也有敌视和仇恨。
“今天的会议肯定多少有些火药味了。”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耳语。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４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墙壁转角处坐的是省委的负责人曾传六、李文海、肖成英。李伯钊也在场。
张国焘首先讲话，内容无非是鼓吹南下，说毛泽东等率红１、３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
台上台下都有些人开始起哄：
“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难道你们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肖成英第一个站起来，严厉地质问。
“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
“朱德你老实交代！”
朱德站立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我没有指挥好，没有打好，这些我在以前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说北上！”黄超打断了朱德的讲话。
“姓朱的，你现在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人的情绪是经不住在特定场合下煽动的，许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时，会搜尽对方的缺点加以夸大和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出格的话，有时甚至是舌头加拳头。阿坝会议也如此，有些人本来与朱德无怨无仇，可一进入争论的角色，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是越说越难听。有人呼起了口号：“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尽管台上台下闹哄哄的乱成一片，朱德却稳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以不予理睬应付这一切。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张国焘似乎是在打圆场，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奇妙般地使刚才整个会场上的快节奏转瞬间慢了半拍，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３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台下有人站立起来叫嚷：“没人听你在这里作政治报告，就是要作政治报告，那也是张主席的事。现在是让你表个态，是拥护南下，还是拥护北上？”
朱德示意那个人坐下后，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问题，说：“刚才这位同志肯定是共产党员，对我党的组织纪律一定很清楚。关于北上决议，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中央毛儿盖会议我是举手同意了的，拥护北上，你们要南下，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你们走，但是我是不同意南下的，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就是南下了，以后终究还是要北上。现在如果硬要我发表一个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这就是我对北上的态度。关于南下的问题，我有一种看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是那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全是在胡说！”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举到了朱德的面前。
“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李文海的发言头一句就是口号式。
台下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朱德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朱德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朱德竟被腾空架起来，这是张国焘在肃反中常用的那种“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方式。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不要吵，不要吵！你们要尊重朱总司令嘛！”张国焘退了两步，向扭拧朱德的人努了努嘴。那几个人放开朱德退了下去，有个人在临离开主席台前还恶狠狠地向朱德踢了一脚。
“你这个老糊涂！”
有人在这时竟然呼出“打倒朱德”的口号。
“老右倾！”
“老顽固！”
“老混蛋！”
谩骂声不绝于耳，这些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正在努力充分表现自己对“张主席”的忠诚。
“朱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
张国焘说着，眼睛都放出了血光。
“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
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他把“党中央”３个字说得完全变了腔调。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气恼至极的张国焘走到刘伯承的面前，压低嗓门威胁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谅你现在还不敢。”刘伯承的话，大家都能听得到。
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张国焘为了从客观条件上否定北上方针以证明其南下方针的正确，在这个《决议》中阐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资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并指责党中央及其路线，说：“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张国焘认为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并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一定要坚决执行这一决议。
张国焘也考虑到了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他在《决议》中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显然是有意地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他亲手枪毙小猴子的故事，说：“那个小猴子很聪明，可它就是不懂得纪律，不听招呼，惹人麻烦。所以，它招来了杀身之祸。只要纪律严明，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那些不听招呼的人。”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但他对待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是不能像对待那个小猴子一样说枪毙就能枪毙了的，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此后，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朱德发起轮番攻击，以图逼迫朱德、刘伯承就范。除继续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外，张国焘还以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不断地作报告，到处讲话，借以打击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
朱德和刘伯承也听说了那个小猴子的故事，可他们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朱德惋惜地说：“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猴子也许是为我们而遭杀戮的。政治手腕阴险的张国焘是在杀猴给人看。”
每次“批斗会”上，朱德与刘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励。会下，朱德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
朱德忍受着各种谩骂和侮辱，他的妻子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此时，处在政治斗争夹缝中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一时期，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他每天除蹲在地图前看上半天外，就是盘腿坐在镇外山坡上看那似乎是永远也看不透的大山。
徐向前，一生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台山，大别山，大巴山……大山因他而增辉，大山更馈赠予他坚毅、挺拔、沉默的性格。而他在长征路上，得之于大山最多的还要算川北大巴山的那野竹了。大巴山的岩涧谷地，到处生长着野竹子，当地农民多是砍来当柴烧。徐向前也看上了这野竹子，他把粗一点的拿来钻几个洞做成了箫，把细一点的做成了烟袋杆，挖来竹根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大烟斗，徐向前的手艺巧着哩！警卫员和通信营的战士们，也跟着徐向前学会了做箫，做烟具。然而，谁又曾想到，这大巴山野竹的“精灵”，在风雪长征路上，为徐向前和工农红军立下了殊勋奇功呢！９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松冈一带集结，徐向前率部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宿营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
徐向前话语本来不多，现在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箫，低婉沉重的箫声响起在朔风凛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爱吹些红军自编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满江红曲子等，有时也常教警卫员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但他最喜欢吹的还是那首《苏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苏武牧羊》又从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倾诉出来。在大巴山时，他是边吹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讲解吹箫的知识，说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苏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时的心情才能吹好箫。现在，他一言不发，目不斜视，独自吹箫，尽把乱如麻的思绪、无处可谈的心里话、一肚子的无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愤难言的箫声。徐向前在后来曾回忆说：“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正是说的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的事。
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徐向前的劝说，仍坚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对此万般无奈，从此，一根旱烟袋更是难以离手，把与张国焘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缭绕的烟雾中。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这件大衣还是１９３０年红４军在湖北黄安活捉匪首赵冠英之后，军部经理处特意为徐向前做的。１９３３年在四川巴中时，徐向前又在这件大衣的右前侧用块蓝布缝了个口袋，由于颜色不协调，这个大衣口袋并不怎么美观，徐向前自己却满不在乎，说只要实用就行了。这大衣口袋的实用处是干什么呢？原来是装他自己缝制的一个烟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烟袋。徐向前那时很喜欢吸烟，但当时没有卷烟，只好吸点旱烟叶，特别是观察敌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总要吸上两袋，结束一场战斗后也要吸上两袋，真像农民栽秧、割谷一样，下田干活或收工歇息要来上两袋。但徐向前的烟瘾并不像有的人难以戒掉那样大，他有时找不到烟叶，不吸也就是了。但在这二过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却难以“戒烟”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内就瘪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