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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
李特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们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张国焘愤愤不平地说：“我推测他们曾经开会慎重讨论过，决定由凯丰写这篇文章。你从哪里得到这份报纸的？”
“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给我的。据说他们在两三天前就发了这张报纸，并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怎么能这样干呢！好像一、四方面军不是一个娘养的一样。”李特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
张国焘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把他那张报纸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问李特：“你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对这篇文章怎么看？”
李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然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一员，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３３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他比张国焘小５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影响。１９２１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３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２０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ｌｉｔｔｌｅ”，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１９３０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３１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５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８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
“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１６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３路军：左路军由第１、第３、第５、第９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７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８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