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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两军的团结，一定要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于两军团结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
到了这时，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着３种斗争：与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同时，还要与张国焘的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后一种斗争看似没有流血牺牲，但比起前两种斗争，毛泽东等人感到要艰难得多。
“先向前走吧，能抱多远就算多远。天塌不下来的！”毛泽东说。他在遇到困难又一时需要忍耐和形势紧张时，总爱说这句“天塌不下来的”话。
“张国焘人多势众，我们应有所考虑。”
“让我们向他妥协？办不到。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吗？天塌下来有山顶着！”毛泽东横眉以对，把电报纸“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他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昂首挺胸畅吟道：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张国焘的倔强脾气在两河口会议后毕竟没有“倔”过毛泽东，主要还在担心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的现实意向还不明，他暂时只好勉勉强强地随队北上。７月６日，徐向前、陈昌浩奉命介别率军出发。
徐向前率中路军的１０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又要防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又要对付藏族地方武装的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行进不到３０公里。
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红３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
徐向前异常高兴，对司令部中的参谋人员说：“这个‘彭’就是江西中央苏区‘朱、毛、彭、黄’中的‘彭’，过去对这几位只是闻其大名，可从来没有机会见面。现在，彭德怀同志来到近前，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
参谋人员把地图铺在徐向前的面前。
“立即发电报表示热烈欢迎，约请彭德怀同志在黑水河的渡口会面。”徐向前对参谋说。
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信排，骑上战马向黑水河畔飞驰而去。
黑水河仅从地图上看，很不起眼。这条小河是岷江支流之一，宽虽然只有２０多米，但水深流急，波涛汹涌，冰冷刺骨，难以徒步涉过。这里的人来往过河，只有依靠铁索桥和溜索。
当徐向前一行抵达黑水河边后，不见桥梁也不见船只。陈参谋腰间拴上绳子下河试了试水，赶紧退回来，向着岸上叫喊：“冰冷得很！不能过，水流太猛，岸边简直就站不住脚！”“要是能找到一只小船就好了。”警卫员康先海叹息道，他弯腰拣起一块石头，投向河中，石头在浪尖上跳了几跳，转眼间就被急流卷走了。
“讨厌，讨厌！”徐向前在岸边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
这是他在遇到紧急情况又一时没有寻思出办法下的习惯用语，有时子弹在他身边飞，他也总是不慌不忙地一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手在耳边挥挥手，好像是在吆喝苍蝇，习惯性地说着：“讨厌，讨厌！”
“对岸有人！”康先海眼尖，首先报告说。
“是自己人，可能就是彭军团长。”徐向前从望远镜中看到对岸是支红军队伍，都骑着马，判断道。
两岸的红军将士都互相招手，但喊话声是谁也听不见，被喧嚣的河水奔腾声淹没。
河对岸的红军正是彭德怀一行。昨天，彭德怀率部进到黑水寺时，军委命令他立即带红１１团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至石雕楼迎接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黑水河。红３军团主力和军团部暂留芦花。
无法过河，徐向前等人只好顺流而上寻找渡河点。
“这个画地图的人简直是太马虎了，这么大一条河流画在地图上竟然如一条小溪流，懂不懂比例？”参谋人员埋怨。
徐向前微笑道：“不要怨这怨那个的，让你现在就此画一张现地地图，说不定还不如缴获来的这个图画得准确呢！川西北河流密集，如果都上地图，那你准会画成江南的水网地，甚至画成一片汪洋大海，那才叫比例失调哩。”
两岸红军将士都向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准备过河到对岸。
“哎呀！不好，总指挥，你看，铁索桥被破坏了！”康先海尖声叫道。
大家的目光顿时凝集在不远处风水河流上的铁索桥，只见激流上空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在山风中悠荡。
轰鸣的河水在咆哮着。徐向前陷入沉思。
这时，对面河岸上的一队人马也接近了岸边。这里的河面较窄，看得清楚，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魄健壮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戴着一顶草帽，在见到河对岸有队伍后，便摘下草帽呼喊。
徐向前也挥动军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
“讨厌，真讨厌！”徐向前咒骂着河水。
“总指挥，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康先海指着对岸说。
徐向前举起望远镜，他清楚地看到一个战士在扯着一根绳子，几个人都围着他；好像是在做过河的准备。
“那么点绳子，能过河？”徐向前把望远镜递给了陈参谋。
不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河这边打了个手势，接着那个战士在用力甩那段只有一米多长的绳子，旋转中那绳子突然向对岸飞来。原来他们借助绳子的惯性力，扔过来一小块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捆着一张纸条。
“这绳子上有纸条！”康先海把纸条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带３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
“古有鸿雁传书，红军今有奇石传信，妙！妙！”徐向前高兴极了，忙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写着：“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这张纸条也用绳子拴在小石头上甩过河去。
“飞燕”到了对岸，河两岸一片欢呼声。
彭德怀接到纸条后，高兴地挥动着大草帽，向着河对岸致意。
“通信员，把电话架过河去！”彭德怀命令。
“这河……”
“人不能过河，电线还不能过河？”彭德怀反问：“哈哈，笨蛋！我刚才怎么把信送过河去的。”
“哎呀！我明白了。”马上，通信兵隔河又投开了石头，用绳子在河面上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德怀和徐向前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
“我们一定要见面！”彭德怀对着奔腾喧嚣的河水大声喊叫。
“明天吧，黑水河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是个地名叫亦念的小村庄，那里有座铁索桥，我们在那里见面，怎么样？”
“就这样，一言为定，明天亦念握手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是中午，彭德怀也刚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
“徐总，前边河面上有一条溜索，我们先过去把电话架起来。”通信兵建议。
向上流望去，果然见一条绳索悬挂在河两岸，上面悬挂着一个竹编筐子。这是附近山民渡河用的常用工具。
“不必架设电话了，我一个人过去。”徐向前说着向前走去。
“不行，徐总。那太危险！”随行人员都加以阻止。
“这玩艺儿我还真没有坐过，也试试新。当地老百姓都敢坐，我们为什么不敢坐？”徐向前想与彭德怀见面心切，执意跨上了竹筐。然后，用脚向岩石上一蹬，反作用力推动着竹筐带人向对岸溜去。
轰隆隆的河水在徐向前的脚底滚滚而下，溜索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又停在半空中，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两岸的人都悬着心，望着河流上空的溜索。
“谁过来了？这很危险！”彭德怀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我是徐向前，你好啊，彭军团长！”徐向前没待溜索竹筐靠上岸就开始亲切地招呼。
彭德怀大步迎上前来：“徐总指挥，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真让人担心！”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两员主将奇特的相会，这给彭德怀和徐向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两人一见面还经常提起这黑水河上“奇石传信”和“空中飞人”的场景。１９５６年，红军长征胜利２０周年，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篇《黑水河畔》的文章，以纪念他与彭德怀的如此“飞石”初相识。
彭德怀率红１１团到达亦念后，又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的顺利北上。
第三天，张国焘的特使黄超来到亦念，和彭德怀住在一起。黄超的嘴巴很能说，见面就说：“张主席说此地给养艰难，让我特来慰劳彭军团长。带来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请军团长笑纳。”
若是仅送一点吃的，彭德怀不会感到稀奇，会像往常一样收下，可这２００多元银洋却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他心中在犯嘀咕：“这不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嘛！”
“我无功受禄，实在不敢当。你实话实说，这次来是想干什么？”彭德怀的话直截了当。
黄超住下后问起了会理会议的情况。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你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与你谈了？”
“我是听张主席谈的，可能中央在什么会上提起过吧。”
“如果中央谈了，又问我彭德怀干什么？”
黄超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又说道：“张主席很了解你。”
“怪了，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他能了解我什么。”
黄超又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战略方针，我认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不能把全国的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也不能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成果。”
“西北马家骑兵可是厉害得很呀！应该避开他们才好。”
彭德怀到此把上面的谈话综合起来一想，知来者非善意，黄超此行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又从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入手，企图破坏党内的团结。
第二天，口直心快的彭德怀对徐向前说：“这个张副主席看来想拉我到四方面军工作。”
“你千万不要来，我都想法离开。”
“为什么？”
“一言难尽，这边的人并不好相处。”徐向前面露愁容，没有再说别的。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之初，徐向前即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他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虽然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舒畅。具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头衔的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喜欢自作主张。徐向前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屈求全，完全是凭党性在坚持工作。
在理番时的一天晚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中即提出：“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代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感到突然，问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当时就表示不同意：“你还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因此，两军会师后，徐向前的主要想法还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是，还没等徐向前提出这个要求，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