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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丢给正在讲课的教师。有一次，上课铃响了许久，教师问各国学生：“咱们还等如意吗？”日本学生伊藤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等那‘坏分子’。”教师忙告诫：“不要用‘坏分子’称呼一个姑娘！”伊藤反而乐了，说：“我们的中国话，和老师教的常常含意不同。比如说，欧洲同学叫我‘三好学生’，您猜是哪‘三好’？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
留学生中另一姑娘，是荷兰的俞荷白。她的个子不高，黑油油的黄皮肤，漆黑的头发剪得象大串联时的红卫兵。她穿一身板板整整的男孩子服装，连脖子上的纽扣也系得严严实实。不施脂粉，不苟言笑，进门问声“老师好”，就正襟危坐，大而圆的黑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黑板。
两个英国学生到得最早。中等个儿的韩克图长了一双浅绿色眼睛，熠熠闪光，眼神既温柔又善良，蓬松的卷发带着火焰般的光芒。他住在中国学生宿舍，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学习进度和要求。他说，我们最不乐意听冗长的作家生平介绍，最想听听艺术分析。我说：“把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他马上脸红了，呐呐地说：“我记得不好。”怎么也不肯拿出来。进课堂时，他一手提暖壶，一手拎两个茶杯。
“你怎么带两个杯子？”和韩克图一起进门的高个子英国青年贺安雷问。
韩克图谦恭地笑笑：“有老师的一只。”
英国人之后，进来了敦敦实实的伊藤直哉。进门便深鞠躬：“这位老师是”听了韩克图如此这般的介绍，他又来一个九十度鞠躬：“我有燕（眼）不识泰山！”
他会灵活地运用汉语词汇，尽管读音不准。据说留学生特别注意四声，上课时人手一册英汉词典，动不动就去翻检，而且还常打断老师讲课：“老师的四声错了。”
二
留学生听课和本科生迥然不同。他们不怎么记笔记，但听课很专心。蓝如海水或绿似深潭的眼睛欧洲人的眼睛，与黑如点漆的日本人的眼睛，瞪得一般圆，紧紧盯着老师。这可糟了。给本科生讲课，学生低头“唰唰唰”记笔记，教师便可以低头看讲稿。留学生眼巴巴地瞅着你，怎么看？只好不看。两位欧洲姑娘和伊藤尚有时翻开笔记本记上点什么，那细高个贺安雷的眼睛简直眨也不眨，盯得人如芒刺在背。他时而脑袋一歪，“嗯哼？”听不懂了，请进一步解释。时而手忙脚乱地查字典，又去琢磨四声，似乎教师有无学问，全在于四声是否说得准。
常有这样的情况：你认真推敲，重点讲授的地方，诸如思想性啊，艺术性啊，对他们如东风吹马耳。你无意中冒出句什么话，他们却齐伙儿兴趣盎然。这时，你便要把一句最无关紧要的词语，常常是成语，什么“独立物表”啦，“顾影自怜”啦，写到黑板上。“嗯哼”者们便如获至宝，人人动手，一笔一划抄写在本子上。似乎这是来中国留学的很大收获。
“老师说，西门庆娶李瓶儿为妻，违背了中国传统道德，因为什么？那句话怎么说？”
“朋友妻，不可戏。”
“请写在黑板上。谢谢。”
“你们懂吗？”写完后，我问。
“似懂非懂。”贺安雷说。
我立即表扬他：“瞧，你已经十分恰当地用了一个词。”他裂开大嘴，开心地笑了。
有时，我试图采用欧美文学作类比，以便欧洲学生可以接受。
“你们问什么是风格？风格即人。以英国文学而言，同样写爱情，同样是女作家，《呼啸山庄》使读者如处凄风苦雨中，奔波于泥泞小路，《简爱》令人如食橄榄，酸甜各半，《傲慢与偏见》却象花前月下俊鸟的啼鸣。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你们英国三位女作家的风格？韩克图？”
“我不知道。我没学过英国文学史。”韩克图平静地说，直率地说，毫不掩饰地说。
我倒是从心底佩服他。如果是我，有无勇气承认，某一部书是我理应读透而实未涉猎的？
敢于当众不动声色承认自己没学过英国文学史的韩克图，到了课间休息，又天真地炫耀起来：“啊哈！你们瞧，我会写一个繁体字！”于是，大家围在黑板前看他描字。
“啊哈！你们瞧，我这把”瑞典学生傅瑞东拿出一把折扇，也要卖弄一番，却偏偏忘了怎么称呼，慌忙现买现卖，“马老师，这叫什么呀？”
“折扇。咱们讲《桃花扇》，就是这样扇子。”
“这是我来中国的纪念品。”傅瑞东摇起折扇，得意洋洋地说。
三
苏格兰青年贺安雷喜欢打断我的讲课，匆忙表示不同意见。
“我不同意老师的这些分法：《西游记》是浪漫主义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这样分，简单得很，可是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你以为怎么分好呢？”我反问，“若按英国文学理论，这类书算什么类型？”
“对不起。”贺安雷耸耸肩，“用汉语讲不清。”
这也罢了。文学评论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听听这些外国青年的意见岂不可以开阔眼界？他们提问题，我就解释，时而辩论几句，课堂气氛倒活跃起来了。
有一次，我却给惹火了。
“猪八戒是个成功的人、神、物融合的艺术典型。”
我刚说了一句，贺安雷便插话：“我不喜欢中国当代文学。人没有人的特点，成了莫名其妙的神。”
“我也不喜欢某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我忙转换话题，“对猪八戒怎么看？学者们有分歧。有的说，猪八戒反映劳动人民弱点，这显然不对。好吃懒做不是劳动人民才有的。有的说”
贺安雷慌忙抢话：“依我看，猪八解（戒）反映了中国高级干部的特点。”
我的心一沉。想必同时脸也沉下来。幸亏有了杀手锏，应声而对：“你说得不对。你看过《十里长街送周总理》吗？人民顶风冒雪，扶老携幼送灵车。那才是中国高级干部的楷模。猪八戒与中国高级干部不能同日而语。”
贺安雷沉吟片刻，要求把“楷模”二字写到黑板上。
我请出周总理英灵，堵住了英国青年的嘴。但我仍不自在，不踏实。我的心仍在往下沉
这几年，某些笔墨耕耘者，只要自己因为“文革”受过磨难，就以为献给读者一部揭露阴私的小说，一篇展览脓疮的文章，一首指桑骂槐的诗歌，一出阴气森森的戏剧，是他神圣的义务。老干部则受到了类于病梅的遭遇：“斫正而养其旁条，删密而夭稚枝，锄正而遏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结果呢？对消极面的扩大描写，不单纯为居心叵测者利用，更会使不明真相者受蒙蔽，以为这些乌七八糟便是中国社会之本质。“猪八戒象……”便是报应！
“老师，我不忍心反驳你举的例子。周恩来属于全世界。”课间休息，贺安雷又说，“可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周恩来们哪儿去了？有的干部连猪八戒还不如，猪八戒至少不投降。”
我啼笑皆非，他把“恶攻”罪名巧妙地转赠给我们某些当代作家了。
唉，应当尽量从生活中发现诗意，挖掘美。至少，从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出发。我不由得沉思。
爱说话的贺安雷又向日本同学发问：“伊藤，暑假到哪儿去旅游？”
“去中国南方。”
“去香港吗？”
伊藤用他那双机灵的黑眼睛看一眼英国同学，睨一眼中国老师，提高了嗓门，清清楚楚地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去中国南方，当然包括去香港。”
这会儿，轮到英国小伙子难堪了。贺安雷做个鬼脸儿，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出口。
我惬意得很，国为伊藤的友好态度；更因为贺安雷也是一个幼稚坦率的人。我还听说，法国姑娘如意翻译的中国名著已在巴黎发行，这位貌似落拓不羁的少女实际上是位自强不息的学生。我还感到，留学生教学工作会促使我们深思一些平时作壁上观的问题。“教学相长”竟是一句没有国界的格言呢。
Number：4791
Title：“巴黎公社墙”的秘密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34期
Provenance：人物
Date：1984。1
Nation：
Translator：
流传的，那怕是盛传的，也要认真地思考：是那么回事吗？
拉雪兹神甫墓地的“巴黎公社墙”，吸引了各种肤色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旅游者。北京外语学院讲师沈大力也来到这里。他不仅仅为了献一束花，或者在影集里增添一张照片。他在整个巴黎忙碌，奔波，在这块墓地中默默地寻觅着自己所追求的……
1978年10月，沈大力第一次到巴黎，第一次来到拉雪兹神甫墓地，在人们的指点下，他找到了“巴黎公社墙”。这就是在画片上常看到的那堵浮雕墙：一个少女张开双臂保护着后面的人群，右墙角有一块大理石，上半部写着作者的名字“保尔莫罗·沃蒂埃”。在许多国家，甚至在法国，人们总是把这座浮雕墙视为社员墙，沈大力对这堵墙充满着敬意。他拨开大理石下半部的泥土，露出下面一段文字：“我们企求所希冀于未来的，是公正，而不是复仇……。”疑惑产生了。他想起了公社委员费烈牺牲前的话：“我相信未来会怀念我，为我复仇！”他想起了古斯塔夫·玛佗罗临死前写给母亲的信：“为死者伸张正义，为我复仇……。”他再仔细看看那具雕像，突然，发现少女背后护卫的群像中，有的着装并不象公社战士，而是凡尔赛军队的衣帽。他更疑惑了。
一些熟悉公社历史的人告诉沈大力，那堵墙不是真正的公社墙，公社的信仰者从来不承认那堵墙。至于具体原因，没有人能讲出更多。此时，沈大力想的是有责任把这件关系到公社历史的悬案搞清楚只是为了对公社的原则和历史负责。他决心进行一次有意义的历史考证。
沈大力在所有可能了解情况的人中间开始了调查。关键问题是，这堵雕塑墙的作者跟公社有没有历史的，或者感情上的联系？据说，沃蒂埃参加过公社。但是，当他查到工人运动词典后，发现那个参加过公社的沃蒂埃是雕塑墙作者的父亲，早在1893年就逝世了。而雕塑墙作者是1871年出生的，直到1909年才雕成此墙，他的信仰和感情同他的父亲毫无共同之处。经过确凿考证，沈大力发现雕像墙作者是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反动人物树碑立传的。在文献资料上记载着，这座雕塑墙曾被题为“献给革命的牺牲者”。一位巴黎公社社员的后裔告诉沈大力，所谓“革命的牺牲者”，就是指“革命的受害者”，因为公社曾枪毙了72个反动派的人质。沈大力渐渐弄清楚了：作为雕塑墙的艺术主题，“她”所保护的是公社和公社的敌人。“她”是调解人，“她”反对复仇！
必须找到原始证据！
沈大力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度过了全部业余时光。可惜找不到有关这堵墙的确凿的证据。直到1982年4月23日，他已购买了24日回国飞机票，还没有眉目。他把行李交给别人整理，决心再碰一下机会。
他来到巴黎装饰美术馆，那儿，谁也不知道沃蒂埃。馆员让他查《二十世纪雕塑杰作集》，好多大本子，堆起来有一人多高。他耐着性子一页页翻着，终于找到了。这里有一幅沃蒂埃完成雕塑后在墙下的留念照片，标着“献给革命的牺牲者”，而且，他惊异地发现，“革命”这个法语单词是个复数！更清楚了，这个“革命”决不是指公社。沃蒂埃是在为历次革命的“受害者”树碑。
他必须再找到当年树立这堵墙时的权威文件。这犹如大海捞针。这时，他注意到有一个年岁较大的学者，正坐在自己对面，翻看着一大堆工程建筑的书。沈大力心中一亮，雕墙和建筑不是也有联系吗？他同这位建筑学家聊了起来。那人一听他在研究巴黎公社，顿时来了兴趣，说：“我帮你的忙，关键是必须找到巴黎市政厅档案馆。”这个档案馆一般人很难进去，他自称有办法。
果然，稍经周折，他就把沈大力带进了森严的市政厅档案馆。
他们搬来了1909年市议会辩论记录。那位建筑学家自告奋勇帮他找。快下班了，两人都有些失望。建筑学家说：“今天没时间了。你把地址留下，先回国去，我接着帮你找，找到后就寄给你。”沈大力未及答应，却瞧着旁边一本有着“树立”字样的档案文本，心里一动，连忙打开，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1932页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