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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上人闻所未闻的情形，惹得那些闲来无事又好奇的小伙姑娘们一阵阵感慨、羡慕和叹息……
但是正如在电影里看到演员们吃宴席而他们吃不到一般，这一些由外界带进来的信息，对山乡人们的冲击波是不大的。听过之后，他们照样回去睡自己的觉，照样按山寨规矩打发自家的日子。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命运使得我在前后两种绝然不同的生活形态里浸染过，我情不自禁地常常要将这两种生活的世态拿来对比，发出一些自觉深沉别人觉得莫名其妙的感慨。
─那激荡的波涛何时拍击到我曾生活过的偏远的山乡呢？而那同大自然一样自若坦然、充满绿色浓荫的生活，又在何时回归到城市的喧嚣嘈杂中来呢？他们交汇融合得起来吗？
莫非我们的生命环，必然要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么？
Number：5540
Title：服装标记的识别
作者：欧华
出处《读者》：总第169期
Provenance：消费日报
Date：
Nation：
Translator：
1。衣服不能用水洗涤。
2。不能干洗。
3。可干洗。“Ａ”表示任何洗涤剂均可使用。
4。可干洗。“Ｐ”代表各种干洗剂。
5。可干洗。“Ｆ”代表无色酒精和11号洗衣粉。
6。干洗时要倍加小心。
7。可以使用含氯成分的洗涤剂。
8。不可使用含氯成分的漂白剂。
9。可用洗衣机洗涤。波纹下面的数字代表洗涤液的温度（摄氏度）。上面的数字表示洗衣机的速度。（“1”表示轻柔；“2”表示标准或双向；“3”表示强洗或单向）。
10。洗涤后可使用干衣机。
11。洗涤后不能使用干衣机。
12。不能熨烫。
13。可以熨烫。熨斗内一个圆点代表温度为110摄氏度；两个圆点则表示可达150摄氏度。三个圆点，可以用高温熨烫。如果没有圆点则只可采用低温。
14。不能用沸水烫泡。
15。不能使用搓衣板。
Number：5541
Title：回归人世的鲁迅
作者：王家平
出处《读者》：总第169期
Provenance：现代化
Date：1995。4。5
Nation：
Translator：
鲁迅去世至今已近60年。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鲁迅一步步被推上了“神圣的祭坛”，成为20世纪中国最为显赫的文化偶像。
然而一旦我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对鲁迅神圣化的认知模式，以平等的视角面对鲁迅，便会产生新的困惑和茫然。鲁迅的思想太丰富了，鲁迅的性格太复杂了。在鲁迅的身上，有太多的矛盾和“悖谬”。深入到鲁迅作品的艺术世界中去，走进他丰富的心灵王国里去，最吸引我们的恐怕是他的爱与他的恨。
背负着爱的十字架
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发而进了监狱，接着父亲又撒手人寰，家庭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母亲鲁瑞瘦弱的肩上。在世人的冷眼里，在族人的倾轧下，母亲忍尤攘诟、含辛茹苦地抚养着5个孩子（鲁迅有一弟一妹在幼时夭折），勉强支撑着日趋败落的周家。作为周家的长孙、长子，鲁迅充分感受了母爱的圣洁伟大。晚年的他还多次对青年作家萧军说：“我的母亲是很爱我的。”母爱成了鲁迅寂寞人生中巨大的精神慰藉，也成了一笔永世难偿的道德债务。为了报答母亲，他以母亲的姓氏为自己起了“鲁迅”这一笔名。留日时期，作为光复会成员的鲁迅，曾被委派回国刺杀清朝官员，临行前他问：“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鲁迅关非贪生怕死，然而对母亲的爱使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这导致光复会领导取消了派他回国行刺的计划。从此，他的心灵深处投上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母爱也影响了鲁迅的职业选择。他的政治立场与封建官僚是尖锐对立的，道不同则不相谋，按照他的个性来说，应该避免与这些统治者共事才是。然而从1912年至1926年，他一直未能脱离官场。20年代中期，鲁迅的论敌陈西滢攻击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这番刻薄的言词多少击中了鲁迅的痛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委屈自己呢？鲁迅在1925年一封致青年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苦衷，他说自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谢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这里所说的别人，主要是指母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想寻到一个较稳定的职业谈何容易？为了赡养老母，鲁迅不得不做自己所憎恶的官员。
更大的精神重压还来自于母亲对他的婚姻的强制性安排。1906年，“母亲病危”的电报把鲁迅从日本召回国内。回家后，他才发觉这是一个圈套，母亲身体好好的，召他回来是让他与朱安完婚。朱安是一名目不识丁、裹着小脚的旧式女子，她万不能为饱受了西方新思潮洗礼的青年鲁迅所接受。但是母亲相中了朱安，认为她比家族里的姐妹和媳妇都贤惠。鲁迅也作了抗争，然而一看到慈母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悲哀，他的心快碎了，他必须作出最大的退让。一切都按古老的婚礼仪式进行，鲁迅头戴假辫，身着长袍马褂，像木头一般与朱安拜完堂，并走进了洞房。4天后，他撇下新娘匆匆前往日本。回到东京后，鲁迅沉痛地对挚友许寿裳说：婚姻“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好好好地供奉它，至于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为了尽孝，为了慰藉母亲孤寂的心，鲁迅作出了一生中最大的牺牲。
《诗经》的诗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描述了一种自然天象，启明和长庚皆为金星的别名，分别指代金星在凌晨和黄昏时所处的不同位置，后人借用这两句诗比较兄弟失和。鲁迅周岁时，父母亲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一名姓龙的住持和尚为师，龙师父给他起了一个“长庚”的法名，而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则以“启明”为字。难道鲁迅和二弟的名号暗示了后来兄弟关系彻底破裂具有某种天意？
鲁迅对弟弟一向是厚爱有加。父亲去世后，他在弟弟面前扮演着父、兄双重角色。二弟周作人只比他小4岁。幼时，他们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们少年时代的诗文总透露着一种亲密无间的感情。1900年2月，鲁迅离开故乡前往南京继续求学时，曾写过《别诸弟三首》，其中之一写道：“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他1901年4月写于南京的另一首《别诸弟三首》诗云：“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这两首诗抒发的都是长兄鲁迅对弟弟们真挚的思念之情。1906年回国完婚后不久，鲁迅把二弟作人带到日本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互相关怀，相濡以沫。他们一起筹办《新生》杂志，共译《域外小说集》，共同的兴趣、爱好和理想，使兄弟二人成为文学上的知音。1909年，周作人即将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而国内的老母也难以支撑衰败的家庭，为了尽到长子、长兄的责任，鲁迅忍痛打消了赴德国留学的念头，回到国内谋职养活全家，每月还给羽太信子一家寄去60元的生活费。经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后，鲁迅与已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于1919年底把全家迁到北京，他用四处兼职、多方借贷凑足的一大笔钱，在西城八道湾购置了宽敞的宅院，从此做起了安度大家庭生活的美梦。
不过，现实是残酷的，鲁迅心中这片仅剩的“人性乐土”不久就彻底沦丧。1923年7月中旬，周家大院发生了严重的“内讧”，二弟及其妻子羽太信子与鲁迅闹翻了。鲁迅在事发的7月14日的日记中用寥寥数语记载了这场冲突：“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5天后，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内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关于这场“家庭内战”的起因，至今仍是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中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可备参考。其一是“信子离间”说：鲁迅对管理家政的二弟媳羽太信子的铺张浪费、不知节俭多次给予批评，她就污蔑大哥对她“非礼”，周作人听信谗言，中了离间之计；其二是“信子原为鲁迅情人说”：鲁迅留日期间即与信子同居，后因与朱安结婚，就把信子介绍给二弟为妻。作人起初不明虚实，至事发前才得知“真相”。前一种说法有一定的材料依据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后一种说法因缺乏有力的证据而难为广大学者认可。不管怎么说，这兄弟二人从此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冲突半个月后，鲁迅迁出了八道湾寓所。几个月后，她回旧居取自己心爱的书籍，愤怒的周作人竟然举起一个铜制香炉向兄长砸来，幸亏友人及时劝阻，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
这场冲突使周氏兄弟二人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就鲁迅一方来说，他为二弟作出了那么多的牺牲，本也不指望恩恩相报，只要二弟能与自己长相知也就知足了，却未料竟落到恩将仇报的地步。鲁迅悲痛万分。在随后的三年里，鲁迅一直处于十分孤独而绝望的境地，《野草》集里的散文诗充分显露了这种情绪。
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鲁迅与朱安度过了近20年毫无爱情的夫妻生活。自然，鲁迅身边也不乏女性的身影，他那个冷寂的家中常有女师大学生青春的笑声传出。在这群女生中，勇敢地向鲁迅放出“爱之箭”的是许广平。从此，鲁迅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情“拉锯战”。
“战事”发端于1925年3月11日。那天，许广平给鲁迅寄去第一封信，请求先生给她一个“真切的、明白的指引”。这是一封普通的师生往来信件，然而在信的末尾，许广平有意提醒先生自己是位女生。或许她担心先生把自己误为男生（许广平像是男性名字）？或许这是在透露对先生的爱慕之意？从鲁迅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的行动上看，他是较看重这位不大熟悉的女弟子的。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鱼雁往来。在随后的女师大事件中，鲁迅与许广平等学生一道同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无畏的斗争，他们在并肩作战中培养了亲密的感情。一得空闲，许广平就来鲁迅家抄写文稿。一日，许广平大胆地握住了先生的手，从此，他们开始了热恋。许广平是爱得那般地毫无顾忌、热情奔放，而鲁迅则显得有些犹豫。他的处境是十分尴尬。他未尝没有休弃元配朱安之意，可一想到母亲那颗脆弱易碎的心，想到朱安被休后的可怜处境，他只好退却。然而，许广平炽热的感情和青春的风采又非轻易就能够从记忆中抹去。他痛苦至极。鲁迅面临着极大的来自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时一些论敌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为了躲开北京的流言和家庭的无形压力，鲁迅于1926年8月携许广平南下。
在这场爱情角逐中，鲁迅内心也充满了深深的自卑，恐怕他在心里不止一次地作过这样的比较：许广平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未婚女子，自己是已有妻室、疾病缠身（患有致命的肺结核病）、年近迟暮之年的人。所以，鲁迅曾经很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知鲁迅者莫过于许广平，她在一封信中直率地对鲁迅说：“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自己。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这里所说的“遗产”，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包办婚姻，面对这份特殊的“遗产”，许广平作了最大的牺牲，她在这封信的末尾安慰鲁迅说：“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什么不能吃苦的。”据专家考证，这所谓的“在京谈话”指的是鲁迅当初与许广平确立恋爱关系时的约定：他无法与她正式结婚，在名分上，他仍保持原来的婚姻。
鲁迅读完许广平这封信后，打消了原先的许多顾虑。1927年10月初，鲁迅携许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