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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彩云很快就发现了我和白波的私情，有如缉私巡警一般，随时追踪袭击我们。我和罗彩云为什么不离婚呢？一是她不同意。她说她是明媒正娶，除非犯了族规家法，否则是不能“休”她的；另一是当时上海习惯，离婚要付一笔终身赡养费，按我的经济状况，确是力所不能及，另外，我脑子里也有封建意识，觉得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不能太对她不起。因此，我采取妥协态度，形成了一种两个人都很难熬的局面。
抗日战争爆发，我把罗彩云和儿女送回老家，同我父亲一起生活。1946年我把女儿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张乐平家，明明后来进了舞蹈学校，继承了后母的事业。儿子申 1953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校任教。他结婚成家后便把母亲接来同信。在这以前，经儿子劝导，罗彩云和我办了离婚手续。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牛鬼蛇神，进了监狱。罗彩云受我牵连，也遭了不少罪，生活直一直由儿子赡养。1975年我从监狱出来，女儿才告诉我说，她母亲已在几年前吞报了过量的安眠药而离开了人间。我们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我毕竟有对不起她的地方。如今我已到了耄耄之年，想起这些往事，心里依然感到内疚。
浪漫的北平之旅
我和梁白波结识，是在1935年初。梁白波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女子公寓中。她以前在新华艺专和西湖艺专学过油画，后来去菲律宾的一所华侨中学教美术，这时才从菲律宾回国，向画报投稿，试着靠拿稿费过日子。
在接触中，我发现白波对我似乎颇有好感，主动约我陪她吃晚饭，我们谈话很投机。我也感到，白波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总把我往她那里吸。
经过若干次晚间的约会，我和白波在心灵上紧紧贴在一起了。既不像初恋那样陌生，也不像新婚那样新鲜；既是异性的同类，又是艺术上的知音。我俩一见钟情，相逢恨晚，彼此都感到是天作地设的一双，谁也无法抗拒。白波自然知疲乏我有妻子儿女，但她不在乎，这就是30年代的浪漫主义。我呢，在罗彩云与白波之间，既甜又苦，唯其苦，才更觉得甜。我与白波，如同飘浮在空中的气球，一天一天地挨着。封建卫道者说，叶浅予是弃旧恋新的负心汉；个性解放者则说，叶浅予是个大胆的叛徒。
这一年春天，我和白波应津浦铁路局激请，参加了卫生宣传列车活动，这真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最幸福的日子。
我们在北平玩了3天，铁路局的人南返了，我和白波却在金鱼胡同一家公寓住了下来。白天游故宫、天坛、颐和园。。。。。。晚上看京剧名角儿演出。我因受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影响，在几年前就开始画速写，这次有白波作陪（她开始画速写了），更是画兴大发，有如皮球打足了气，出手尽快，十几天时间就画出了几面张速写。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了一本《旅行漫画》。
没多久，上海的小报上居然刊出了《“王先后”失踪》的消息。那是一位作家朋友从罗彩云处访来的，说什么“王先生”的作者，因感情突变，离家出走云云。想不到我个人的家庭纠纷竟捅向了社会，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着白波到南京去另外字了个“窝”。之后我被罗家父女“押”回上海。离婚不成，后来由一位律师朋友出面，同罗彩云达成了分居协议。我保证按月向她提供赡养费，她则同意与我分居。
和白波一起生活的几天，对我艺术上帮助很大。白波是个很有才华的画家，她平时喜欢诗，还曾为殷夫的诗画过插图。她自己具有诗人的气质。我和她相处，常常感到是和诗人在一起相叙。她对我的影响，使我在创作《王先生到农村去》这套画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力。
1938年的武汉，是抗战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我和白波联合张乐平等组成了漫画宣传队，白天为抗日工作，晚上则互相交流情怀。白波就在这时与一位受人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这一年夏季，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很想让白波同行，想不到，她明白干脆拒绝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她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对我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但冷静下来后，我倒有了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那就是，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武汉话别后不久，梁白波就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漫画界从此失去了一颗发光的慧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怀着凄楚的心情从香港回到武汉时，武汉已在日寇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桂林，随后又受命再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特邀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爱戴爱莲举办表演会，希望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
我如约去了。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却舞技娴熟。她操一口英语，中国话根本不会说。我这只是中学程度的英语的人如何应付得了？没办法，只好通过打手势、画图画来交流思想。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戴爱莲成了熟朋友。她告诉我，她初到香港时，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唯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
我也告诉她，在她之前，我从未与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华侨艺术家接触过，但我觉得和她很合得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光景，我俩之间即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开始谈情说爱。
表演会之后，戴爱莲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正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确我俩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再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当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却又从天上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失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让人兴奋！
这一年，我33岁，爱莲24岁。
一周后，我和爱莲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途。这一路水陆兼程，艰苦备尝，爱莲却觉得十分新鲜有趣。
到了重庆，老朋友们把我俩团团围住，说要看看叶浅予凭了什么魅力“骗”来这样家。爱莲见他们唧唧喳喳，她一句也听不懂，就目瞪口呆地问我，朋友们在议论什么？我实话告诉她，说他们怀疑我是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爱莲急了，忙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心甘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才知道原来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真高兴。”
这期间，周恩来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和爱莲。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工作。我觉得此话有理，便说服爱莲暂时不去延安，留下来，努力在重庆打开局面。
就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了一周的疲劳大轰炸。
轰炸过后不久，即在抗建礼堂举行了戴爱莲舞蹈表演会。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舞和现代舞揉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并把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配合下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中的所见所闻画成《重庆行》漫画80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再同爱莲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开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俩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户农民家里，为时将近一月，后来还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化装混入难民队伍，才算脱险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23幅，记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学得《哑子背疯》一剧，后来成为她的保留节目。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许多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持下，爱莲和广西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配合，组织了一场音乐舞蹈表演会。我照例在后台为她管服装。那时除了我，谁也摸不清爱莲演哪个节目该穿什么服装和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她换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是戴爱莲的“跟包”所谓“跟包”，乃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不但在后台管事打杂，还得为主角做饭，当翻译，必要时还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后来爱莲主演“边疆乐舞大会”，我就是节目组织者、海报设计者兼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爱莲反过来成了我的“跟包”，为我当翻译员、对外联络员和画展招待员。当然在她开表演会时，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还兼乐队成员她演《哑子背疯》时的锣鼓点子，就专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一段时间，我还是挺不错的炊事员。在纽约时，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买齐，回来便精心烹调。那时老舍也正在纽约，我们常请了他一道来解馋。
爱莲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达（当地华人称“千里达”），15岁随母亲去伦敦学舞，1939年母亲去世，次年她就独自跑到香港，和我结了婚。我们在美国时，她31岁，离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决定回特立尼达老家去探望父亲和二姐，也让家里人见见她从祖国带回来的这个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达的华侨对我和爱莲的归来反应极其热烈，因为爱莲是唯一回到祖国的舞蹈艺术家。她还在纽约演出时，特立尼达的报纸对她就已是一片赞扬，如今大家更想亲眼一睹风采。爱莲专从纽约请来一位男演员伴舞，演出了《春游》和《巴安弦子》，获得很大成功，我则当然只能躲在后台管服装，继续当“跟包”。
为了显示戴家女婿不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把我在纽约展览过的画全部带了来，在爱莲的表演会前展出。我岳父虽穷，却还搜索钱柜，买下了我的一幅画。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举行了全国首届文代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化队伍胜利会师。我和爱莲此时已回到北平，爱莲参加华北大学文工团，当了舞蹈组的领导；我当了美协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请爱莲当了北京舞蹈学校校长。
这一年秋末，我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爱莲忽然向我提出离婚。这真是睛天霹雳，我大吃一惊，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已经爱上别人了。我问那人是谁，她是来我们家住过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着眼泪，与她办了离婚手续。屈指算来，从1940年到1950年，我和爱莲在一起生活了一整整10年。我一直倾心于她对艺术执著的奋斗和追求，没想到最后我们却是这样分手。
最近翻阅画箧，发现1944年在重庆北温泉松林宿舍画的一幅《松林人物志》，那上面有一对走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那就是我和爱莲的写照。
磕磕碰碰的银婚生活
我和王人美的婚事，是朋友们有意促成的。在这以前，30年代王人美在上海当歌舞演员时，我曾在画家丁聪家里和她见过一面，但没有交往。1955年又经朋友介绍见了面。目的很明确希望我们组成家庭。当时人美41岁，我48岁；她离开前夫已经10年，我也已独居5载。经过几个月的交往，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婚礼当天就不太愉快。人美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描写：
“…我们想老头子老太太结婚不要声张，可不知怎么，风声还是漏出去了。朋友们纷纷送来贺礼。怎么答谢呢？叶浅予说请老朋友们聚聚餐吧。几十个人拥进四川饭店，有郭沫若、于立群、阳翰笙、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凤等等。叶浅予花了近200元钱。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破产了，因为他全部的财产也只有200元，我又好气又好笑，只好自己掏钱去买必需的日用品…”
婚后，人美从北影宿舍搬到大佛寺西街47号叶宅来住。我开始发现她思想偏狭，争强好胜，总怕别人小看她，处处摆出女主人的身份，又性格急躁，动不动就发脾气。结婚才一个月，我俩就为一点小事顶撞起来，她竟一本正经地提出要和我离婚。结婚一个月便离婚，简直荒唐！我问“：这到底为什么？”她说：“你有大男子主义，我受不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