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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蛹变蛾，这是我的一次蜕变！”
“这到底是一次精神升华？还是一次精神堕落？”
“我要记住这个日子。”
“我要保留下这把铁锹。”
铁锹我一直保留下来了。但那是1968年8月哪一天，随着岁月如逝水东流，我已然遗忘了。返回京华文坛之后，每到夏季三伏，当汗滴滴落在我笔耕的稿纸上时，我自己常对自己讲述这个流逝过去的故事：我是经过火焰山的孙行者了，在我面前再不会有真正的炎夏……
与贼共醉
我正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那条狗，在这个非人的环境中正向狼嬗变……
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曾写下名篇《荒野的呼唤》，小说内容是描述一条驯良的狗，由于生存环境之恶劣，先是与同类厮拼，最后成为狼群领袖的故事。这部小说，饱含了人生哲理，可谓喻世明镜。
笔者在劳改队曾经历过这种生存异化：
“文革”年代，还是在《灵肉之裸》描写的那块盐碱荒滩，我曾与一个绰号叫“何大拿”的老扒手同醉，醉后演出过一场非文化人应当演出的威武而悲壮的戏剧。事情发生在年节之后的正月十五，舞台就在我和他同在的一个监号：
“喂！喝个醉吧！”老扒手说。
我说：“你那酒是白薯干做的，喝了上头。喝我母亲送来的北京‘二锅头’吧！”说着，我打开了瓶盖。
劳改队平日禁止囚徒喝酒，但每到年关或重要节日，队长还是破例允许劳役犯们喝酒的。大楼之外有个小卖部，由班长代买，分发给各个囚号。我之所以能与“何大拿”交杯，一则出于灵魂孤独，二则因为我跟他有点缘分：年节之前，队长令我以“何大拿”为模特，写上一段山东琴书，由当过演员的囚徒登台表演。琴书内容是表现曾经是出名扒手的“何大拿”，经过改造，在出工路上捡到了5毛钱，将其交公的屁事。此事场部曾张榜公布，以示“劳改政策之威力”云云。
老实说，我能应命写这位老扒手，不外是寻找两天轻松，躲避两天在冰天冻地中的劳动而已。那年冬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在四面皆墙的冷屋子里动动笔杆，比在阴霾的雪原里挨冻要强百倍哩！
何大拿把“二锅头”喝了个瓶底朝天，把酒瓶往炕洞里一扔，歪歪斜斜地扭动着身子继续口吐真经道：“那天，我出工走在队伍最后边，顺手扔在那儿5毛钱；收工时，我又走在队伍最前边。在他妈的兔子都不拉屎的盐碱滩，哪有人会走过这儿？所以我扔的钱，还是我自己捡到，立刻把它交给带队的队长……嘿嘿……这戏法还真灵验，我成了场里“活学活用”犯人标杆……嘿嘿……”醉态中的我，似乎也笑了。我能估算出来他把5角钱交公的事儿是假的，但是没有想到他自我设计得如此周密，简直可以与和神探福尔摩斯斗法的大盗亚森罗频相媲美了。
“秀才，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光葫芦头、大嘴叉的“何大拿”发着酒疯朝我喊着。我起始一动没动，因为热酒烧膛，我的心神正处在一种不安和躁动之中；但是“何大拿”像贵妃醉酒般地摇晃开了他的双腿，一边摇着一边对我炫耀他的神偷之本领：“你看，这是我回家探亲归来，在火车上‘吃大轮’的一点小小玩艺。一个老太太挨着我坐着，怀里抱着吃奶的孙子。我满以为她那包裹里会有钱包什么的，顺手牵羊地拿下车，想不到净是些尿布、奶嘴之类的玩艺。唯一的一张纸片片，是张选民身份证。63岁，选民证上写着她叫崔凤莲！”
是好奇？是诱惑？还是“何大拿”这几句话触动了我的哪根神经？”反正我一个鲤鱼打挺，便从炕上坐了起来。
我从地上捡起那张被窃者的选民身份证看了看，63正好与我母亲同岁。我与“何大拿”一块喝干了的这瓶“二锅头”，就是我老母亲带着我的小儿子，顶风溯雪拐拉着两只缠过足的小脚，从遥远的北京给我送来的；而“何大拿”良知丧尽，竟然在火车上偷来一位老奶奶包裹里小孙子的尿布和娃子喝奶用的奶嘴儿。更为可悲的是，我居然将这瓶来之不易的“二锅头”与贼同饮，与贼同醉……
我突然怒火中烧，大声喊道：“何大拿，你他妈的良心让狗叼走了吧？”
他反唇相讥道：“秀才你小时候是用尿布擦的嘴吧？说出话来怎么又骚又腥？”
“混蛋”我从炕沿上站起身来，“你偷谁不好，为什么专偷一个带孙子的老太太？”
“干我们这一行的，手上不长眼睛。”“何大拿”赤裸裸地对我摊牌，“摸着鸡是鸡，摸着狗是狗。这回，算我让鸡 了眼珠，包裹里没钱，而是那娃子的尿布。”
“你是你娘养的吗？”
“你咋骂人？”
“在狼窝就得学狼叫。”我借着酒劲吼道，“这是我的一大进步。”
“放你妈的狗屁。”他先把手里的尿布向我的脸上掷了过来，然后如同猛虎扑食一般，整个身子向我压了过来。
我闪开了。
“何大拿”踉跄着的身子，倒在了炕沿上，我趁势从他身后，赏了他屁股一脚。他一声未吭，回过身来，就挥拳朝我脸上打来，我只觉得头“嗡”地一声，脸上火辣辣地如同被火烫了一下。这一拳激怒了我，我抄起墙边架上的脸盆，朝他砸了过去，脸盆打空了，我像头拚命的狮子，趁他发愣之际迅猛地挨近他，狠狠地还了他一拳。
他嘴角淌下血来……那血滴使我从半醉中清醒了一点点，但已然为时过晚，欲罢战而不能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张开两只像老虎钳子一般的手，朝我的脖子夹来，我虽然闪开了他的手，却没能躲过他的光葫芦头，他那如同铁头僧似的脑袋，猛地撞在我的肩骨上，我后退了几步倒在了墙角，他不失时机地扑到我的身上一边骂着：
“老子今天教训教训你这吃屎（知识）分子！”一边左右开弓地抽打我两个耳光。
起始，我没有反抗，清醒了的我，意识到是我首先挑起的“战争”，只当自作自受算了；但是他不依不饶，骑在我身上，不断挥拳捶打我的前胸，这种侮辱性的姿态，终于再次激发了我的酒兴，乘其不备，我伸出一只手狠狠捏住了他的喉咙，狠命一推，反将他推倒在地。毕竟我比这个老扒手年轻几岁，两个人在地上滚了几个滚儿之后，我反将他压在身下，继而以牙还牙地打得他鼻青脸肿。他几次想挣扎地翻过身来，都没能得逞。
“服不服？”
“不服。”“何大拿”铁嘴钢牙，“呸”地一声喷了我一脸血污，“就凭你这‘吃屎’分子，还能斗得佛爷（佛爷为贼的代称）？！”
我再一次大打出手，直到他哎哟哎哟地叫出了声音。
去别的监舍喝酒的同号回来了，先是拉开了我，后又从地上拽起了他。同号见我们俩脸上都带有血污，扭身要去禀告队长。“何大拿”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袖，气喘吁吁自我解嘲：“别去，这是我和秀才喝醉了酒，两个人闹着玩呢！”很显然，他害怕我兜出老扒手玩弄的5毛钱的把戏，更害怕我道出他在火车上继续表演三只手的恶行。
同号询问的目光，又转向了我：“真？”
我先是无言地点点头，然后开口说道：“只当这是我的一次与贼同醉吧！”元宵节那个夜晚，月亮很圆很圆，它把清冷的光束，投进囚窗，洒在坑上。“何大拿”很快进入梦乡，发出火车拉笛般的呼噜声响；我则在酒醒之后，久久不能入寝，先是想到我的老母，后又想到陪同母亲来这荒芜土地上探望我的小儿。我想：如果“何大拿”不是偷了那火车上的老人和小孩的东西，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有些感伤，又有些兴奋。感伤的是我向原始人返祖了，才有这场借酒发疯的武打表演；兴奋的是我正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那条狗，在这个非人的环境中正在向狼嬗变在武斗中我是胜利者，因为我曾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Number ： 8094
Title ：找眼镜
作者 ：
出处《读者》 ： 总第 157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李斌
一少年在打篮球时，将一只隐形眼镜丢失，找了一会儿没找到，便回到家中告诉了母亲。
母亲走了出去，不一会儿，就找回了隐形眼镜。
“我确实是非常认真地找过了，妈妈。”儿子说，“您是怎么找到的？”
“我们找的不是同一件东西，孩子。”她说，“你找的是一个小塑料片，而我找的是150美元。”
Number ： 8095
Title ：给青年朋友们
作者 ：萧乾
出处《读者》 ： 总第 157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4。3。6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我相信大道理你们已经听得很多啦 。我这个老头子最不会讲大道理，我也不去班门弄斧，这里，我就随便跟你们聊聊天。我本想把题目写成：“要是我能再年轻的话”，又觉得那是废话！今年我连84都过了，土埋了不止半截儿。还没听说谁返老还童呢。所以还是就向90年代的青年说几句话吧。
前些年还听人批“活命哲学”批的人，桌上可摆满了补品。我要是个青年，就非把自己的身子练得结结实实的不可。因为不管你将来是从文还是从武，是搞科学还是钻研哲学，身子骨儿都是头号本钱。其次，不管怎么批你“个人奋斗”，也还是要埋头苦干，非干出点名堂来不可。以前人们是为了“光宗耀祖”，其实，中国不就是咱们的祖宗，给它争气有什么不好？看到谢军，看到王军霞，我伸出拇哥。当中国人就得给中国增光。从鸦片战争以来，咱们的祖祖辈辈多窝囊啊！我在国外那7年刚好在抗战，国内每打一次胜仗，我的胸脯就挺得高一些。60年代当咱们国家敢跟北边儿的“老大哥”顶的时候，我真佩服啊！
可是这个敢顶不能是空的。得有实力，得有真本事才成。你会什么，咱也会。你有什么，咱也有。在国外呆过的，最懂得国力的重要。当然国力强了绝不可欺负人。可有了国力才能不受人欺负。这国力靠什么？靠的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奋斗：不光当螺丝钉，而要出类拔萃。
人是动物，总有个配偶问题。我当年一到20岁，好像成天就忙这件事。为它连性命都豁出过。我好像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忙这件压倒一切的大事。人到了中年，才开始有所觉醒。这的确是一件大事。可正因为它“大”，就更得在感情之外，讲点理智。不然，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所以80年代初，我写过《终身大事》那个系列。得有那一瞬间的激情，可我后来逐渐（通过不少痛苦的经验）懂得了光有那还不够。西方讲究共度个周末，游水跳舞，然后各奔一方。东方人不成。一旦合得来，就非往“白头偕老”上去想不可，而这就不再是个纯感情的问题了，得有点理智的考虑：人生的旨趣合不合啊，以至性格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比我少折腾一些。我算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多少美满婚姻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硬是被拆散了，我没有。如今，子女长大，各有各的事业，我们两个也在合译着一本“天书”。
这些年我时常在思索着在阶级社会里如何做人的问题。我想最重要的是把是非放在利害之上，不然，就会做出种种伤天害理的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
80年代以来，巴金老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大力提倡说真话。我在称赞之余，却做了点保留，我说：要尽量说真话，但坚决不说假话。这是根据我个人对生活的观察而做出的。
1955年在文联批判并宣布胡风为反革命分子的大会上，书生吕荧跑上台去说了句“我想胡风的问题还不是敌我性质。”他马上被台上两位文艺界领导制止，随着就有人上台把他揪了下来一直揪到监狱里去。几年后，胡乔木虽然把他救了出来，“文革”期间还是死在监牢里。至于“文革”期间，像张志新和遇罗克那样死于说真话的人就更多了。是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使我对“说真话”做了那样的保留，但我坚决认为不能说假话。能保住这一原则，有时也需要极大的勇气，甚至也得准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文革”中，我敬佩那些不拉山头，不参加打砸抢的逍遥派。政治上，在逆境中宁可当个灰色人物，也不可当急先锋。
人生是大海。就得学会掌舵。要根据自己的旨趣、条件和爱好来确定航向。最没出息的是随波逐流地混。得学会辨别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过眼浮云。我认识并结交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