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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性格的第二点是有强烈的同情心。我真爱人，我既不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又不愿人家有一点苦痛。人家有一点苦痛时，仿佛是我自己的苦痛。因此，看戏剧，看小说，常常为悲剧的主角而流泪，虽然明知这是假的。这同情心的由来，不是受教育的结果而是出于天性。我生长在书香人家，长辈们总觉门第高人一等，常对我说：“我家男子没有一个白衣人，起码是个秀才”，拿这个理由来作我读书的目标。我和邻家小孩玩，又常被长辈喝住，因为他们是“小人家”，怕我受了坏影响。在这等教育之下理该产生优越感而鄙视民众，但我却没有接受这诱导，看地位不如我的人一样是朋友，从不感到摆架子的威风。一班同学们一做了事，立刻穿好衣，吃好菜，抽起烟卷，坐起头二等车，变了一个人；但我依然如故。有的同学看不过去了，质问道：“颉刚，你为什么过的还是学生时代的生活，难道你没有钱？”其实，我不是为省钱，也不是装穷，只觉得民众的生活并不可厌，高级的生活并不可羡。在这等心理下，使我能和民众接近，到人家所不愿意去的地方去。民众教育和边疆运动，何以高等华人不做而我做，就为我肯到他们所认为肮脏的地方去而得到亲切的观感，以至激发了我的强烈的同情心。至于我所以能够接近青年，也是这个道理。我不会说话，虽是教了30年书还不是一个好教员，教的东西又是古老的典籍，不易吸引现代青年的兴趣，然而竟有许多青年来依附我，我能做成几件事情是靠着他们的帮助，我受人家的攻击也是由于他们的牵累。所以然之故，就是我太过爱才，太过希望他们好。《尚书·泰誓》上说的：“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这几句话真写尽了我的心。我看见了已有成就的人，便敬重他；年纪比我大的便尊为前辈。至于比我年轻的人，则我理该奖进他、指导他，使他达到成功的境界；凡有一长可取的人，我理该介绍他到一个适宜的岗位上，使他能发展他的长处，为社会服务。我看人，往往只看一节之长，因了这一节而用他，结果他就用别节之短来造成不幸的结果，使我在十分的好心之下得着十分的恶报。一有这种事起来，笑我的人就说：“颉刚什么人都敢用，现在自食其果了！”怜我的人就说：“颉刚看什么人都是好人，现在上了人家的当了！”其实，我并没有看什么人都是好人，只是我爱才之心胜过了嫉恶之心，喜欢隐恶而扬善，希望人家尽向善的一方面发展；但是这个时代是最不安定的时代，社会上鼓励人做坏事的力量胜过了我鼓励他做好事的力量，所以我的一点好心给他抛弃了。有人规劝我：“颉刚先生，你的门下太杂了！”是的，太杂了。所以太杂的缘故，就因为我要在每个人的身上寻出长处来，寻出了一点长处我就不放弃他。但是我深知道这是不对的。如果我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或是大官，或是党魁，自可这样“来者不拒”，使得各方面的人都来供我的识拔，安插在各个适当的岗位；现在我仅是一个治学的人，至多做一个小规模的教育行政者，我想这样大规模地造就人才当然只落一个可悲的结局。我还是收束我的同情心，使它作正轨的发展吧！
有了强烈的责任心，论理我该做政治家。有了强烈的同情心，论理我该做宗教家，或是舍生取义的革命者。为什么不在大时代里发挥自己的特长呢？唉，这是给我性格的第三点——强烈的知识欲——所拉住了！我对于一切享受的欲望都非常淡薄，独独知识欲却是极端的旺盛。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喜欢翻看一切书，不管懂与不懂。那时还没有图书馆，我就天天跑书铺子，也不分新书铺与旧书铺。又尽搜罗书目，全国的书铺子凡是印出书目的我没有不索取的。所以当时的我虽是一个中学生，而目录的知识已非常丰富。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知道我所做的就是史料学，我的研究工作应当向史学方面发展。我又喜欢订工作计划，常常把预计的和实做的做一个对比的进度表。可是一件事情，预计时总比较轻简，实做起来往往需费加倍或几倍的时间，所以实做的进度总追不上预计的进度，使我老是觉得负了一笔债。何况在社会任事之后，常有突然起来的事情足以破坏预定的工作，所以更赶不上，我的成功竟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远景。我是一个长期神经衰弱的人，因为神经衰弱而成为神经过敏，我的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在想。周予同曾把我和周谷城作一相对的批评，他说：“谷城忙里亦闲，颉刚闲里亦忙。”我许为知言。为了我头脑中常想问题，所以逢到一点材料时就不会轻易放过。春秋时陆浑戎和姜戎同自瓜州东迁，瓜州——自汉以来都说是敦煌，因为那边出产好瓜；我觉得如果真在敦煌，秦人就不能逐他，晋人也不能迎他，这一定在离鸟翔不远的秦岭里；果然有一个从汉中出来的朋友告诉我，洋县山中有一种人，称为“瓜子”，他们专卖身做苦力，这就证明了我的瓜州说。这种事虽是偶然的发现，但在我脑筋里已不知转了几千百度，所以一说出来就给我捉住了。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会看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这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不休不歇地想，也不休不歇地找，自然而然就看出来了。因为研究是我毕生的训练，而办事只是半路出家，所以我在书房里可以心无杂念，一意读书写作，新的生产是不难计日程功的，也是可以自信的；但在办公室里，在会议室里，则面临着现实而心想着学问， 不能全神贯注到事务上，歧路亡羊，我哪里做得好事。我认识我自己，常对人说：“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上列几点的提出是我多年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为有强烈的责任心和同情心，所以感情驱迫我前进；但也为有强烈的知识欲而没有政治欲，所以理智拉扯我后退。人家看出我的行为的矛盾，实即是我的内心里的感情和理智的矛盾。在少年壮年时代，理智和感情并强，所以表现的矛盾也特别厉害。现在我快到60岁了，生理上已不容我有很强的感情；人世的经验多了，理智的力量又当然超过了感情；所以矛盾的表现可以渐渐地降低了。此后我想把责任心严格配合知识欲，使得学问上一定可以有新的创造，以贡献于将来的人民。 *Q
Number ： 9117
Title ：科学与人的命运
作者 ：中杰英
出处《读者》 ： 总第 174期
Provenance ：科技潮
Date ：1995。1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当历史那灰暗的一页翻过去之后，别的领域，特别是经济、文艺和一些其它人文学科，看来都作过较多的反思。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似乎声音微弱，难以读到有分量的反顾与论述。以致于一些局外人和年轻后生，还以为科技之路始终是一帆风顺的，顶多不过在“文革”时代闹过笑话，比如“四人帮”曾把无穷大符号当作躺倒的8，如此这般而已。
然而作为过来人，从50年代初，可能已感受到了科学的初冬寒意。我上大学的时候听生物系的同学讲，他们的政治辅导员说，只有米丘林和李森科的遗传学是革命的，孟德尔—摩根学说是帝国主义僧侣哲学，苏联的该派学者都是反革命分子。闻之不禁毛骨悚然，须知当时正在兴起并后来被证实占绝对优势的生物密码基因学说，便是与孟德尔—摩根学派一脉相承的。难道可以用政治标签来给科学是非作判决吗？在“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一些从欧美归来的教授，如周培源、孟昭英、钱伟长、梁思成、华罗庚等，在大礼堂作检讨，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英美等国军工技术出过力，痛恨自己曾给帝国主义作帮凶云云。连学生们听了都觉出先生们是被迫表态，言不由衷。众所周知，同盟国是为消灭法西斯而战的，其中也包括了八路军的赫赫战功，岂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后来我当了教师，形势就更加紧张了。我选修了钱伟长主讲的《应用数学》课，钱先生善于旁征博引，谈笑风生。他讲到潮汐发电的理论依据，后来在全国人大还提过建议。很显然，利用天文引力摄动的潮汐位势转换为发电能源，本是很浅近的力学原理。未料不久之后钱先生成了清华大学头号右派，潮汐发电也随之被当作荒谬的奇谈，成为批判者的重磅炸弹，竟说他是个欺世盗名的科学骗子。其后不过几年，法国和荷兰的潮汐试验电站即投入运行，连波浪和海水温差等海洋能发电，也都被列入研究开发项目了。我国在80年代初，也建立了潮汐电站中试模型，只是尚不知当年那些口诛笔伐者，是否学过初中物理，如今又该作何感想？
把综合大学拆零办成单科院校，是从原苏联趸来的，也可说是当时急需大量初、中级技术人员的权宜之计。但像此类事情本应允许百家争鸣，故而一些有识之士如钱学森、钱三强、马寅初、华罗庚、曾昭抡等人，都曾公开讲到大办单科院校的弊端。比如学术视野狭隘，基础理论薄弱，缺乏不同学科之间的高层次交流，尤不利于综合性学科与新兴边缘学科的发展。又比如，统编教材束缚教学思路，学生想学的选修课，没有合格教师，畸形发展的后果是工科毕业生的外语与数学水平极差，以致于看不懂机场航班公告，算不出炼钢转炉的重心位置，更不要说去写符合汉语规范的论文了。而另一方面，文理学院的学生也是瘸腿的，哲学系无法深入研究自然辩证法和系统论，外语系译不出收音机的说明书。在原先的综合性大学，是由数学、物理、化学系给全校开基础课的，而后来的工科学院基础课教研组，只能给低年级开课，没有深刻钻研本门学科的条件，也接触不到最新的信息和成果，教师们纷纷感到前途渺茫，只有老死在教学大纲的怀里了。故而那些有远见的学者们，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保留几所示范性的、居于学术领导地位的综合性大学，进而主张文、理、工重新合校，恢复老清华、北大、复旦和武大等的体制，以造就出全面发展的高级人才。今天听起来，这样的议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