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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位年届70岁的老太太，一位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可算是人生的尽头，于是便开始料理后事；另一位却认为一个人能做什么事不在于年龄的大小，而在于怎么个想法。于是，她在70岁高龄之际开始学习登山。随后的25年里一直冒险攀登高山，其中几座还是世界上有名的。就在最近她还以95岁高龄登上了日本的富士山，打破了攀登此山的年龄最高纪录。她就是著名的胡达·克鲁斯老太太。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影响我们人生的绝不是环境，也不是遭遇，而是我们抱持什么样的信念。
信念是什么
数千年来，人类便一直认为要4分钟跑完一英里（约1609米）是件不可能的事。但在1954年，罗杰·班纳斯特就打破了这个信念障碍。他之所以能创造这项佳绩，一得益于体能上的苦练，二归功于精神上的突破。在此之前，他曾在脑海里多次模拟4分钟跑完一英里，长久下来便形成极为强烈的信念，因而对神经系统有如下了一道绝对命令，必须完成这项使命。他果然做到了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事。谁也没想到，在班纳斯特打破纪录后的二年里，竟然有近400人进榜。
有了班纳斯特这样的信念，人就能够发挥无比的创造力。当然，信念也可能是破坏力，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认识。人类对于生活中的遭遇会很主观地赋予某种意义，积极的信念可使人重拾破碎的心，继续往前迈进，而消极的信念很可能就此便毁掉人的一生。
哈佛大学的亨利·毕其尔博士研究了信念对身体的影响。他把100个医学院学生平均分为两组，第一组分配了红色胶囊包装的兴奋剂，第二组则分配了蓝色胶囊包装的镇定剂。实际上胶囊里的药粉调了包而并未让学生知道。结果吃了红色胶囊的一组很兴奋，吃了蓝色胶囊的一组则很平静，由此可见他们的信念压制住了身体服用药物的化学反应。
这门研究人类身心互动关系的“心理神经免疫学”证实了数个世纪以来的疑惑：信念在医疗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比治疗本身还重要。
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无用意识。指一个人在某方面失败的次数太多，便自暴自弃地认为是个无用的人，从而停止了任何的尝试。
宾州大学的马丁·塞利格曼教授对这种现象做过深入研究后指出：有3种特别模式的信念会造成人们的无力感，最终毁掉自己的一生。这3种信念是：永远长存、无所不在及问题在我，即相信困难永远长存，某方面失败后就相信处处都是困难，并把不幸的失败归结为自己能力的不足。
独特的“强暴”试验
你若使用过英文打字机或电脑，一定知道qwerty这6个英文字母键是在键盘的左上方，因为99％的传统键盘都是这种排列方式。
1882年，人们打字仍然采用左右食指边找边打的方式，当时有位女士创造出8指敲打键盘的方式，因而便参加打字比赛接受别人的挑战。为了赢得胜利，她雇用了一位专业的打字员，并且要他牢记每个键的相对位置。比赛当天这套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它便成为追求“打字速度”的标准。
何以我们坚持qwerty的排列方式长达110年之久呢？事实上这种排列方式是最没有效率的了，像Dvorak这种改良型键盘就证明远比传统排列方式的键盘更能减少错误，速度也快很多。
类似的情况在生活中还很多，我们根本没去考虑过它的出处和对错。这些信念中，可能就有几个正是阻碍你更上一层楼的原因，而你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独特的实验：一个女人在大街上行走，突然向一位不知情的路人大叫：“救命！有人强暴！”而旁边另外安排两位乔扮的路人，对此呼救声不闻不问而依旧往前走去。这名被当作实验对象的不知情路人在听到呼救声时，所做的反应不是立刻前去搭救，而是转头看旁边两个人有何动静，可当他看到的是一脸漠然时，也就无动于衷了。
这种跟着大家走的群体现象说明：我们的信念往往有很大从众性，它的建立总是根据别人的反应而致。这正是妨碍一个人发展的心障。
究竟持有的是有创造力的积极信念，还是毁灭性的消极信念，还真得看自己的判断。
每日改进 终有所成
1986年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开始之初，洛杉矶湖人队面临重大的挑战。在前一年湖人队本有很好的机会赢得王座，当时所有的球员都处于巅峰，可是决赛时却输给了波士顿的凯尔特人队，这使得教练派特·雷利和所有球员都极为沮丧。
派特为了让球员相信自己有能力登上王座，便告诉大家只要每人能在球技上进步1％，那个赛季便会有出人意料的好成绩。1％的成绩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如果12个球员每个人都进步1％，整个球队便能比以前进步12％。只要能进步1％以上，湖人队便足以赢得冠军宝座。结果大部分的球员进步了不止5％，有的甚至高达50％以上，这一年居然是湖人队夺冠最容易的一年。
日本企业之所以能有今日的风光，很大的原因是得益于美国品质管理大师戴明的指导，但他们追求品质的决心也功不可没。他们经常把一个词挂在嘴上，就是“改善”，这个词在日文里有“没有休止”的意义。事实上改善有个原则，就是逐步慢慢地改进，哪怕这种改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只要每天能有小小的进步，长久累积下来便有惊人的成就。
许多人经常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们天天不是担心工作没了，便是钱亏了，不是担心离婚了，便是得病了。我可从不担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我每天都在改进，而每天也确实进步。成功快乐的人生便是如此，得有时时不断改进自己人生的品质，不断成长、不断拓展的信念。
信念的力量
有一位教师叫马华·柯林斯，30年前她踏上讲坛，在芝加哥的一所小学任教，她发现二年级的学生中有一些竟然一点学习的兴趣都没有。深入了解后，她认为这些孩子并不是不能教，而是传统的教育给他们的并不够，没让他们建立起应有的信念。
马华把一般儿童的读本全扔了，让这些孩子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不少教师颇为惊讶：“那不是开玩笑了，他们怎么看得懂？”甚至有人对马华展开人身攻击，说她会毁灭了孩子的未来。
然而，这群孩子不仅看懂了这些书并且爱不释手。马华认为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个性，因而也就有每个人学习的喜好。她坚持这个信念，以无比的爱心和耐心，使这群孩子都对自己建立起足够的信心。
我在马华创建的私人学校里见到了她的学生，其中一个仅4岁的男孩叫塔马吉·噶里芬，刚看了约翰·斯坦贝克的《鼠与人》。我问他：“塔马吉，它给了你哪些启示呢？”
“罗宾先生，它说在孩子的世界里从来不会以皮肤的颜色去衡量人，只有大人才会这么做，这使我 注意到有一天我也会长大成人，但我绝不会忘记这本书中所说的。”
我被他的话深深感动了，不过，我还想考考他。
“柯林斯女士教给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她教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外人可以安排我的未来，但是只有我才握有决定权。”
我没有理由不佩服马华和她的学生，毕竟说这话的是只有4岁的小孩。□
Number ： 9630
Title ：可敬的老人（选载）
作者 ：理查德·伊文思
出处《读者》 ： 总第 189期
Provenance ：邓小平传
Date ：
Nation ：英国
Translator ：武市红
中央委员会会议（指十三届五中全会——编者注）两个月后，邓小平未接受其他同志的劝阻，准备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之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小平离开工作岗位并非是完全放弃政治。邓小平很明白地声明，即使他完全退下来，也还要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作为一位具有70年政治生涯的领导人，即使完全退休，党和国家也还会向他请教问题的。
在辞职信中，邓小平说他的身体仍旧很好。应该说，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事实。但是，看上去忽然间邓显得老了许多。就身体状况来说，他选择这个时候退休是正确的。退休后他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大部分时间他是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的孩子们大多也是中年人。他似乎与小女儿邓榕关系最亲近，1992年10月在十四次党代会上扶着他走进会场的就是她。邓继续打桥牌，还是与他的老牌友一起，包括万里和杨尚昆。他偶尔也接见外国来访者。1989年秋，他会见了基辛格和朝鲜的金日成。
邓小平仍旧关心国际事务。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制度在1989—1990年的崩溃，坚定了他的看法：中国应该振作起来反对西方企图推翻世界社会主义的联合运动。邓小平看到了国际变化对中国的影响，1990年初，他和党的中央告诫人们说：
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敌人的所有矛头将会对向中国。他们会利用各种借口制造麻烦，增加我们的困难和对我们的压力。不管怎样，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再稳定。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以后的三至五年将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垮下了，中国的历史将会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邓小平和党的新领导人就是以这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国家1989年以后对中国进行的制裁。
邓小平相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制定了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中实行“和平演变”的策略。邓小平主张中国在外交上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他提出要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上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做好自己的事，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搞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
邓小平的观点受到重视。由于执行了邓小平的思想，其结果，中国逐渐取得了优势。西方的经济制裁宣告失败，西方的部长们又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1992年，杨尚昆在北京接见了笑容满面的叶利钦。耐心与谨慎果然使中国获得了成功。在一些事件的帮助下，特别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得西方国家必须在联合国争取中国的支持。于是，中国又恢复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上也取得了胜利。1989年之后，在继续贯彻80年代的政策上没有严重的障碍。农业上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计划经济的范围并未扩大；对国外投资者的奖励政策没有改变。而且，邓小平还要扩大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
由于邓小平不再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也很少接见外国访问者，所以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是不太容易的。
1992年初，他访问了武汉、深圳、珠海和上海。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发表讲话。很快，他讲话的全部内容和一些引语出现在香港的报纸、电台和电视节目中。观看香港电视的成千上万华南观众很快获得这一消息，不久消息遍及全国各地。
1992年2月21日，邓小平作南行的最后讲话。28日他讲话的部分内容以中央委员会文件形式大量下发到各级党组织。
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两个大问题：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在发展问题上，他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出了一段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他说：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他说：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 、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