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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的道理。譬如：他说蔡元培作了前清的翰林之后，就革命，一直到民国成立，到今天，还在革命，这很了不起。他说他自己，从给张之洞作幕僚之后，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现在，还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的。因此，在中国，他说，就他们两个人堪为表率。
那时的北京大学，就是这位蔡元培先生任校长，他主张学术自由，主张开明精神，不光请这位拖辫子的遗老来讲课，也请胡适，陈独秀，周树人兄弟这些新派人物执教。这些新文化运动者，尽管不赞成辜鸿铭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张，但对他的学问，却是敬重的。当时，学校里还有不少的外国教授，也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这些洋教授们，在走廊里，若看到辜老先生走过来，总是远远地靠边站着，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见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见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如何不堪，那些洋人无不被骂得个个心服。
光绪年间，他在张之洞幕府当洋务文书时，曾参与汉阳兵工厂的筹建。那时，这位两湖总督接受另一洋务派，也是大买办盛宣怀的建议，委托一个外国商人主持此事。辜鸿铭和他接触几次以后，封了一份厚礼，请他开路了。过了几天，张之洞想和这个洋人见见面，他的下属告诉他，那洋老爷早让辜师爷给打发了。他把辜鸿铭叫来责问，辜正色地对他说，不一定凡洋人都行，有行的，也有不行的，我们要造兵工厂，就得找真正行的。辜鸿铭遂委托他的德国朋友，请克虏伯工厂来建造，结果，汉阳兵工厂在各省军阀建造的同类厂中，是最好的。这个厂出品的步枪“汉阳造”，也是很有点名气的。
所以，他对于洋人，和那个时候普遍的先矮了半截的畏缩心理，完全相反，他是不大肯买外国人的账的。
有一次，一位新应聘而来北大的英国教授，在教员休息室坐着，见一位长袍马褂的老古董，拄着根手杖，坐在沙发上运气。因为不识此老，向教员室的侍役打听，这个拖着一根英国人蔑称为“pig tail”（猪尾巴）的老头是什么人？辜鸿铭对此一笑，听说他是教英国文学的，便用拉丁文与其交谈，这位教授对此颇为勉强，应对不上，不免有些尴尬，辜叹息道：“连拉丁文都说不上来，如何教英国文学？唉！唉！”拂袖而去。
就这么一位怪老爷子，洋教授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的英文笔名叫Amoy Ku（辜厦门）。1856年生于槟榔屿一位贫苦华侨的家庭，才八九岁的光景，就随一位牧师到英国读书。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才21岁。然后又到德、法、意、奥进修，获得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有13个之多。在中国人之中，这是少见的。他对于英、法、德、意、日、俄、希腊以及拉丁文，无不通晓，因此，他对西方文化的研究，具有极深湛的造诣。
他不仅是语言天才，也是精通中外的大师级的学者。那时候，这位老先生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用英文演讲他的《中国人的精神》，是要凭门票才能入内的。中国人演讲，从无卖票一说，老先生讲演，北京的外国人差不多都到场听讲的，因此他不但要卖票，而且票价还定得很昂贵，听一场要两块大洋。可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贵的票才一元二角。但他的学术讲座，比梅博士的《贵妃醉酒》还卖座，听众踊跃，座无虚席，可见当时中外文化人对这位大学者的重视。
辜鸿铭的一生，总是在逆反状态中度过。大家认可的，他反对；众人不喜欢的，他叫好；被崇拜的事物，他藐视；人人都不屑一为的，他偏要尝试。追求与众不同，不断对抗社会和环境，顶着风上，就成了他的快乐和骄傲。
慈禧做寿，万民颂德，他却公开指斥“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他倒留起小辫，拜万寿牌位，做铁杆保皇党。袁贼称帝，势倾天下，他敢骂之为贱种；张勋复辟，人皆责之，他倒去当了两天外务部短命的官。后来，辫帅失意，闭门索居，他倒与之过从甚密，还送去一副“荷尽已无擎天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对联，以共有那“傲霜枝”猪尾巴为荣。五四运动，社会进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为反对新文化，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但是他却应蔡元培之邀，到五四发源地的北大去当教授，讲英国诗。
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的荒谬行径，连他自己都承认是Crazy Ku（辜疯子）。这里，固然有他的偏执和激愤，也有他的做作和表演在内的。
因此，他的言论，嬉笑怒骂，耸人听闻，他的行径，滑稽突梯，荒诞不经，无不以怪而引人瞩目，成为满城人饭后茶余的谈资。他的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妇女缠足，更是遭到世人诟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还演讲宣扬小脚之美，说写不出文章，一捏小脚，灵感就来了，令人哭笑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公开主张纳妾，说妾是立和女两字组成，如椅子靠背一样，是让人休息的，所以，他的结论是要娶姨太太。完全是一个强词夺理的封建老朽形象。
正是这些哗众取宠之处，使辜鸿铭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怪人。当时人和后来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这些虚夸的表象，一叶障目，而对他的中外文化的学识，他弘扬中国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响，也都给抹杀掉了。
其实，清末民初，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认识，已由过去的妄自尊大变为自卑自轻，相当多的人甚至转而崇洋，这也是被列强欺压得快没有一点底气的表现。
由于辜鸿铭非常了解西方世界，又特别崇尚中国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论，如“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如“美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深奥的性质；英国人如果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宏伟的性质；德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朴素的性质；法国人研究中国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质。”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对这种趋于极端的一家之言作出判断，但他在本世纪初，积弱的中国已经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能够说出这番中国文化优越论的话，也还是有其警世之义的。
当时，严复和林纾是把西方的文化，翻译和介绍到中国来，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倾倒于西方文明的情结，但是，这位辜老先生，却努力把中国的文化，向西方推广，或许是对这种膜拜风气的逆反行为吧？他翻译出去的《中庸》、《论语》和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精神》，或译作《春秋大义》，在国外有很大的影响，德国，英国，甚至有专门研究他的俱乐部，不能不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杰出贡献。
当然，辜鸿铭的中国文化一切皆好论，连糟粕也视为精华，成为小脚，辫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拥护者，是不足为训的。在政治上成为保皇党，成为五四运动的反对派，则更是倒行逆施。然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Number ： 9721
Title ：第一桶金
作者 ：沙叶新
出处《读者》 ： 总第 192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4。17
Nation ：
Translator ：
段祺华是90年代第一个回上海开办企业的留学生；回来之后，他又首先突破留学生开办企业范围的禁区，是开办私人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人，以后他还有很多第一，很多NUMBER ONE。
1983年段祺华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1988年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获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又受聘于西雅图著名的法律事务所——威廉·克斯诺及布斯吉法律事务所，任法律顾问。创业伊始，他在美国的叔父很郑重地对他说，年轻人要创业，就要学会画1，不要画0；0好画、省事，可你画一千一万个0还是0，什么也没有增加，如果先把1画好，以后每画一个0就是扩大10倍，价值就倍增。美国也有一句格言，叫人生最重要的是第一桶金，说的是同样的人生哲理，切记、切记！
段祺华记住了，记得很深，很牢。可他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呢？他的“1”从什么地方落笔呢？是在美国吗？他深知在美国干得再好，也是0，也是为别人干的；金子总是落在U。S。A的桶里。美国的华人都知道，美国有“玻璃天花板”一说，说的是美国的各大公司、各大企业包括政府的各大部门，就像座金字塔，在里面从底层向塔尖望去，看起来一眼可以望到尖顶，毫无间隔，似乎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攀登；可对华裔和美国其他的少数民族而言，每一层都有无形的玻璃天花板横在头顶，使得塔尖可望而不可即；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土，才有根基，才能发挥双重优势。
一种爱国痴情的信念表现在他的毕业考试中，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段祺华撰写毕业论文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文凭，他是要让他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让自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回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画上那个最重要的“1”。
1992年段祺华决定回国创业，当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人。回国前夕，在大街上他遇见了中学同学姚蔚文。当段祺华说到要回到中国发展时，姚蔚文大吃一惊：
“你真的是疯了！你不像我呀，我毕业到现在还没混出个人样来，听你刚才说的，你现在已经是华盛顿州最高法院任命的第一位外国法律顾问了，又是美国西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职业好，年薪高，有好车子、好房子，也算是初步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了。我们这些留学生，离乡背井，吃尽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美国梦吗？”
“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打算回去的。”
“干吗？报效祖国呀？你是共产党员？是民族英雄？是爱国志士？本世纪都快要结束了，怎么还有你这样的古董？”
“爱国没有什么好嘲笑的吧？”段祺华有些生气。
“你怎么还这么中国，这么传统！”
“这个传统没什么不好！美国人也很爱国，尽管他们对美国也很不满，可他们比任何人都爱自己的国家，你为什么不嘲笑他们？”
“我只是对你回去表示担心。中国目前还是个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你就真的相信留学生的新政策不会变呀？”
“中国法制不健全，那我们学法的就更应该回去，使中国的法制健全起来。我从没认为中国十全十美。可是我想，要是中国不好，那我们就回去齐心协力地想些办法把她搞好！我要回去，爱国当然是一个因素，可还因为我看好中国，相信我在国内能有更好的发展。”
结果这次两个老同学的不期而遇，最后变成了不欢而散。这次谈话的阴影一直留在段祺华的心里，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回国。本世纪以来的前几代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愿意学成归国，报效父母之邦，为什么这一代留学生却宁愿终身寄居异域呢？他久久地思索着。
段祺华为了回国，毅然辞去了在美国的几乎所有职务，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家中几乎全部的积蓄；他已经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他把所有的热情，全部的希望以及一家数口的生活出路统统都寄托在中国了！可他在1992年数度往返于中国和美国，奔波于上海和北京，用去了几万美元之后，所得到的关于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问题上的答复却是一个字：NO！矛盾在于：段祺华的想法过于超前，而当时的政策仍然滞后。
咦？不是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吗？我是回国办企业的呀？
是呀，我们是欢迎你回来办企业呀。我们欢迎留学生回来搞贸易、开工厂、进行科学研究、从事教育工作，文件上都有具体规定，可没叫你回来做律师呀！
我是学法律的，不做律师做什么呢？
你要做律师也不是不可以，律师我们也缺呀；但是必须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去做呀！
我是要申请开办私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
那怎么行呢？什么都能搞独资、搞中外合资，律师事务所怎么能私人合伙呢？
就不能放宽些政策吗？
那……哦，我们请示了，除非你交出绿卡。
我们留学生回国当律师的优越性就在于持有绿卡，可以自由出境办理涉外案件；如果把绿卡交了，我们今后还怎么能方便地出国办案呢？
嗯……还有一个办法，你和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