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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把任何一种作俘虏都看做是向敌人投降，是背叛苏维埃祖国。因此，他在一份有名的命令中发出了呐喊似的号令：“苏维埃战士们！不准后退一步！”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对投敌者，对叛国者，因而也是对战俘，便采取了像对待敌人那样的严加惩处的办法。一名苏军战士被德军俘虏后，除了自己被打入另册外，不幸、痛苦和灾难还要殃及亲人和家庭：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敌属，受到孤立和监督，要取消一切优惠和照顾，而且其成年亲属还要受到监禁两年的惩处。如果俘虏得以逃出俘虏营，几经周折和战斗回到苏军阵地上来，或者返回祖国，他就会立即遭到隔离，被送往气候恶劣、条件艰苦的边远地区接受特别政治审查，往往要追究刑事责任，被判5年以上的徒刑，轻者也要在艰苦的劳动中消除在俘虏营中受到的敌方宣传的影响，直至被耗尽了体力和精力。
如果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战俘只有少数人，只有一批人，那还不至于影响到民心和民情，不至于影响到这个大国基业的发展和巩固。但苏联在战争期间的战俘却是很多，很多。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和史学著作从来对此秘而不宣。曾经有位英国人估计，在1941年6月至1945年5月间，德国人俘获了516万人，其中375万多人死于俘虏营中，105。3万人最后获得了解放。近年来，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终于把这一不为世人所知的数字告白于天下。据苏军总参谋部的材料，在整个战争期间苏军战俘总计为405。9万人，其中82％是在战争初期，即1941年6月至1942年被德军俘虏的。被俘后，死亡的为200万人，因种种原因参加了德国军队的约16万至17万人。最后得以返回祖国的为183。3万人，拒绝返回的17万人。
如果一个家庭以4人计，那因405。9万名战俘而受牵连的苏联公民至少达1600万之众。在1941年，苏联的总人口为1。9亿，而在战争过程中人口还在急剧地下降。因而，有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战俘罪”受到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惩处以及公开的和不公开的政治上的歧视，这个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对全社会来讲，是个潜在的、孕育着动荡的严重不安因素。
战争本身不再会还给这些人以他们所应该享有的公正，而那些赢得了这场战争胜利的人们也难于公正地再提这段往事。然而，最早提出要赦免这些战俘的却偏偏是负责制定和执行战俘惩处条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将军。他在1954年12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应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颁布命令，宣布对“流亡者”——在国外的苏联公民，包括前战俘，实行大赦，其目的是揭露美国的诬蔑宣传、苏联侨民组织头头的反苏活动和促进苏联公民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回归。谢罗夫的“大赦”就是让前战俘回国，然后把他们送往边远地区，包括垦荒区从事5年的劳动，在此期间他们不得挑选职业，不能选择居住地点，不能在该地区内自由迁移。几个月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相关的命令。然而，这并不是要真正解决战俘问题，因为被大赦回国后的前战俘，仍要处于囚犯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流亡者”们拒绝返回苏联（据苏军总参谋部的材料，他们约45万人，其中有17万前战俘）。
到了50年代中期，前战俘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它自身的范围，它在苏联社会因素的砝码上，明显增加了动荡不安的分量。又是8个月后，苏共中央不得不成立了一个由朱可夫将军为召集人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前战俘问题。这个委员会在所提出的报告中，认为前战俘问题是大规模专横行为和严重破坏法制现象所产生的恶劣后果。报告谴责了内务部在处理前战俘问题上的“恣意妄为”，说“对苏联战俘命运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已不归国防人民委员会所管辖，而只处于内务部的手中”。报告还指出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这方面所起的不良作用。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求为前战俘完全恢复名誉，而且要为他们被俘后的英勇逃跑和游击队中的斗争树碑立传，并给他们授勋授奖。
赫鲁晓夫在他短短10年的执政时期，干了许多鲁莽的事，签发了许多仓促而成的决议，但这次他在看了这份报告后，却显得分外的谨慎。他虽然同意了委员会的分析和建议，但却没有指责斯大林和内务部。他把造成前战俘问题的一切责任都推在了“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及其一伙人的身上”。他像分权一样，把处理前战俘问题的权限交给了三个部门：责成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撤消以前的命令，责成国防部恢复前战俘的名誉、军衔和一切权利，责成文化部为前战俘们树碑立传。
决定虽不鲁莽，但却令人颇费猜疑：既然内务部造成了前战俘问题，又不让它具体去解决这一问题；既然国防部无权解决前战俘问题，却又偏偏让它去为前战俘恢复名誉和权利，这明显是不让前战俘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只有被誉为苏联第一号女强人的福尔采娃所领导的文化部无事一身轻，它既不要为过去承担责任，也不要为未来运筹策划，它只要拿出电影、小说和音乐等作品来就行了。
而事实上，那些制造了前战俘问题的人并不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他们现在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和一切物质待遇。他们不想因为给前战俘平反、恢复名誉，而失去自己的一切。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前战俘搭成的阶梯上爬到今天这样的地位的。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和苏联总检察长就反对为赦免前战俘而重新颁布法令。他们说用过去的法令就行了，只需要解释和进一步的说明，而颁布新的法令，无疑是要宣布实行一次新的大赦。他们这种对苏联官场行事的娴熟了解，阻挡了对前战俘问题的认真解决。苏共这样一个执政大党在其统治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求实的决心去改正和弥补这些失误，而让这些失误去日益扩大它和人民之间感情、道义和政治上的裂痕，其不祥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队伍中有几个争权夺利者并不足为怪，可它却没有认真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去遏制这些人的野心和非法，而是让他们日益发展和膨胀，演变成一批批不知人世冷暖的食禄者，一层层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权贵阶层，其未来的垮台就初见端倪了。
今天是战俘问题，明天是迁徙少数民族的问题，岁月愈益推进，“失误”所造成的问题愈积愈多，而苏共这个执政党又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所有的问题都积重到非在一天解决不可的时候，悲剧就会发生。对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瓦解，人们有许多原则和理论上的分析，而却常常忽视了人心上的度量。大概，在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感情背离和人心向背的危险。苏联垮台时，普通人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沉默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在强烈的阳光下，那束紫白相间的花已开始打蔫。目光呆滞的老人颤巍巍地起身回村。我虽然已经和他很熟，他依然没有向我讲述过他自己过去的任何事情，包括这段不幸和悲惨的战俘生涯。不要说我这个外国人了，就连他的乡亲们也很少有人听他说过多少话。他被送进甄别营后，他的妻子被关押，获释后就永远地离开了他。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子女，只留下了四壁空空的一处木屋。待到有一天，他终于熬出了甄别营回到故里时，这四壁空空的木屋就更摇摇晃晃了。是他的亲爱的邻里们帮他修复了小木屋。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们也从没有把他看成是背叛祖国的人。现在，他活下来已没有了什么事情可做，只是每天要去田野采一束鲜花，放到那阵亡将士碑前……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50周年时，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有关恢复前苏联战俘一切权利的总统令。这个政府显然把苏联政府的这一沉重历史负担接受了下来。除了一纸法令外，它还能给那些目光呆滞、只有一处破旧小木屋的前战俘什么呢？
Number ： 9911
Title ：想生气
作者 ：叶兆言
出处《读者》 ： 总第 199期
Provenance ：青年博览
Date ：1997。11
Nation ：
Translator ：
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乖，就是听话，好话坏话，什么话都听，且听得进去。说来很惭愧，四十不惑，回首往事，胆子之小，竟然没和别人打过架，甚至也没有几回敢真正地跟谁红脸。可数的几次吵架，也就是自家人斗嘴，嗓门是大的，大，也不过是为了壮胆，有理不在声高。女儿就知道我的弱点，对她嗓门越大，她越不当回事。
很羡慕周围那些容易生气的人，直来直去，痛痛快快。想当初，我在出版社当小编辑，编一本社科类工具书，一百多万字，厚厚的两大册，一切从零开始，参与策划，组织人撰稿，改错别字，统一格式，前前后后忙了两年，年终计算成果，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同样一位编辑，只是把一本薄薄的台湾三流小说，繁体字改成简体字出版，工作量是我的几十分之一，得到的奖励，竟然是我的许多倍。
我知道自己不是当编辑的料，况且为了奖金的事，斤斤计较，多少有些小人之嫌。凡事一挨着钱的边，就俗不可耐。窝囊就窝囊在心里面会不高兴，自己要和自己算小账。更尴尬的，是你不痛快了，别人还趁火打劫，表扬你不在乎，表扬你肯默默无闻地奉献。人倒霉，往往就在于吃了亏，还要让人调侃练嘴皮。有的人，永远占便宜，便宜占多了，就成了天经地义，占了便宜还要卖乖。吃亏的人永远吃亏，吃亏吃惯了，不吃亏，有人心里就不舒服，就奇怪。
终于改行当了作家，接二连三地发表小说，渐渐混了些俗名，连续得了些奖。出了一叠书，便又忘了自己是谁。小人的本性立刻显现了出来，私下里忍不住很猥琐地做比较，大家都写东西，在同一个创作组里混，别人可以当中青年专家，可以当跨世纪人才，可以是突出贡献者，是政协或者别的什么委员，是人大或者别的什么代表，有这个津贴，那个奖赏，多则身兼数职，少也能轮上一二，偏偏我沦为异物，什么都不沾边。有时候想想也生气，掰手指头算算，树上这么多桃子，一人分两个都足够，为什么非要少我这一份。
吃亏的人，必须无话可说。如果说了，说明不潇洒，说明没器量，小肚鸡肠。我不怕领导批评，就怕领导无缘无故表扬。领导说你这人通情达理，遇事不在乎，好说话，能够体谅领导的苦心。说你拿了那么多稿费，还在乎什么津贴奖赏。说当委员当代表要开会，你又不喜欢发言。作家靠作品说话，你不需要那些头衔装饰自己。领导一表扬，我又忘乎所以，姿态顿时高起来，顺竿子往上爬，说自己确是不太在乎。话音刚落，领导就立刻批评提醒，说不可能不在乎。人总还是人，不可能都是雷锋。都喜欢说自己不在乎，可结果还是有些在乎。领导几句话，针针见血，我好比当众掉了裤子，无地自容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想认错又怕领导说我虚伪，不认错这话就没办法继续。
回到家，借题发挥，对女儿的嗓门大起来。妻子说我有毛病，女儿说我变态。我说心里不痛快，想生生气。得到的一致回答是：有能耐到外面生气，用不着在家里出洋相。
Number ： 9912
Title ：文化名人在北大荒
作者 ：赵国春
出处《读者》 ： 总第 199期
Provenance ：中国农垦
Date ：1997。11
Nation ：
Translator ：
在北大荒（黑龙江垦区）50年的开发历史上，除了10万转业官兵和50万城市知识青年外，还有一支被称为“特殊的垦荒队”，那就是1500名来自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反右”扩大化造成的一批“当代流人”，其中，有些是文化界名人。此文记述的是他们来北大荒后的轶事。
分场副场长艾青
著名诗人艾青，下放到北大荒后，王震将军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
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林业分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唯一挂了领导职务的。
艾青当时住的俄式木壳笼填锯末的房子，是八五二农场总场部最高级的房子。当时，总场部有四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