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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东柏林发生骚动期间，东德警察局总监察长是泽塞尔。他是贝利亚的下级。在骚动平息以后，贝利亚不但没有将他逮捕，反而让他继续留在那里工作……
最后，马林科夫用一种低沉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贝利亚没有真心为国家服务。刚好相反，他的活动自觉地损害祖国利益，而为苏联敌人的利益服务，特别是为实现美国的目标服务。毫无疑问，他同美国建立了联系，贝利亚是一个为美元而进行颠覆活动的代理人。严格地说，贝利亚是一个叛徒。他应当作为苏联人民的敌人而受到控告，并且作为犯有叛国罪的外国间谍而受审判。
赫鲁晓夫趁马林科夫讲话稍停时刻插话说：“贝利亚，你不是共产党员，你甚至从来就没有参加过党组织。”
贝利亚在答话时，打开了公文皮包，像是伸手进去取出为自己辩白的文件。但是，他拿出来的不是文件，而是一支乌黑的手枪。坐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非常机警，立即用左手竭力将贝利亚的手按在桌上，同时用一只手将枪管扳向天花板。就在这一瞬间，马林科夫急按桌下电铃，门扉大开，莫斯卡连科将军手持冲锋枪，领着几名高级军官冲了进来。当他看准开枪不会伤害别人时，就对着贝利亚来了一个齐射，结束了贝利亚的生命。
1953年6月，司机将黑皮大衣领子放下。贝利亚朝他脸上一看，才知道开车的不是他常用的贴身警卫员……
1953年6月的一个傍晚，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朱可夫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官员正在波兰驻苏使馆参加宴会。应邀前来的还有各人民民主国家使馆的许多代表。
宴会结束后举行舞会。贝利亚这晚多喝了一点波兰名酒，微带醉意，舞兴颇浓。他请大使夫人陪着跳了几次舞。
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见时间不早，便建议贝利亚及时告退。他们两人来时是乘贝利亚的防弹轿车，现在当然仍是同车返家。贝利亚的车子驶离使馆以后，其他苏联官员也分乘两辆轿车紧跟在后，尾随而去。当车到红场附近时，贝利亚的司机不向左拐车，先送布尔加宁元帅回高尔基大街的官邸，而是急忙直奔捷尔任斯基广场附近的鲁比卡大监狱。那里设有贝利亚专用的办公室。他平时常在那里工作到深夜。贝利亚有个习惯，每当参加晚会或宴会使工作受到干扰后，晚上便回鲁比卡监狱办公室继续进行工作。但是，这天晚上，他喝酒较多，有点醉意，不想再到那里去了。他本来已经主动告诉过司机：先送布尔加宁元帅回去，再送伏罗希洛夫元帅，然后他本人也回家休息。可是，他发现司机没有照他所说的路线行车。他感到纳闷，暗自猜想：也许是司机听错了话而送他到办公室来了；也许是他的亲密战友和同事对他开玩笑，是他们要司机开车来鲁比卡监狱。这显然是恶作剧。当车子开到监狱围墙跟前，他在探照灯的亮光照射下，看见其它两辆载着苏联官员的车子也跟上来了的时候，他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定是开玩笑。
司机将轿车开到监狱大院当中停了下来。贝利亚幽默地问他为什么开玩笑。司机为了答话，便将黑皮大衣领子放下，再转过身来。贝利亚朝他脸上一看，这才知道开车的不是常用的贴身警卫员，而是换了一个不大熟悉的高级军官。贝利亚仍然认为这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周密安排的恶作剧。
伏罗希洛夫拉着贝利亚的手先下车，布尔加宁紧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跟出来，另外两辆车上的军官们早已下来等着他们，但无一人发笑。贝利亚同这两位元帅手挽着手，安然自得地向监狱后门走去。这是去贝利亚办公室必由之路。他想领两位元帅进去看看或休息一会儿。但是，门口站着监狱长和两名军官，不让入内，却领他们走向监狱大院正厅，那里是经常由三名陪审员对罪犯宣布即席判决的地方。
贝利亚这时才突然感到不妙，脸色顿变，不知所措。他被强行拉到在那里设立的临时法庭面前受审。这个法庭同往常的陪审团不一样。它不包括三名法官，而是由以苏军总监察长伊万·斯戈涅夫为首的八名高级将领组成。他们今晚奉命在鲁比卡监狱将贝利亚作为叛国犯进行审判。法庭宣布他的罪名是：（1）阴谋夺取国家全部政权。（2）充当外国间谍。（3）图谋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没有辩护律师，只准被告为自己做最后的陈述。八位法官没有再回会议室讨论判决词。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意见，立即做出了一致的判决，由法庭主席斯戈涅夫总监察长宣读判决，处以极刑。
行刑队由一名上尉、一名中士和两名卫兵组成。他们立即将贝利亚押出去执行枪决。
Number：1332
Title：从烹调看中西文化
作者：苗凡卒
出处《读者》：总第85期
Provenance：读书
Date：1987。3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烹调是一种文化，至少在中国是一种文化。因为，烹调在中国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肉体的存在，而且是为了满足人的精神对于快感的需求。它是人们积极的充实人生的表现，和美术、音乐等等有着同样的提高人生境界的意义。人们称烹调为艺术，这在中国是毫不过分的。
一
在《烹调原理》一书的序言中，作者借用了一句古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区别：西方文化可以说是男女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一种饮食文化。当然，这并不是一种谨严的论断，不过是借以说明中西方两种不同的人生倾向。作为西方人，因其文化传统的缘故，人生倾向明显偏向于男女关系，这在汉民族是难以理解的，因为汉民族对于男女关系理解的褊狭，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性关系，而文化传统中又把性神秘化，蒙上一层浓厚的神圣和伦理色彩，而对于现实的性又只能接受生理的理解，所以对性的理解也是肤浅的，而且这一切都还只能“尽在不言中”，说出来便有悖礼教，认为是道德沦丧了。而西方，男女关系的内涵和外延远非汉民族的理解所能包括。托夫勒曾公布过他在黑人居民区的调查结果，即现代家庭成员的组成存在着八十三种形式。这个惊人的数字所包含的内容大概在中国永远也想象不出。所以在西方，“男女关系”对于社会关系和文明程度都有着较强的反映力。
在中国，祖先圣贤形成了在性问题上保守的传统，而把人生的倾泄导向于饮食。由于这个原因，不仅导致了烹调艺术的高度发展，而且赋予烹调以丰富的社会意义。首先，在人们的风俗习惯中，婚丧嫁娶这类大事，总是以吃作为其重要内容甚至高潮部分；其次，它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社交手段之一。在农村，“认识”这个词常常为“在一个桌上吃过饭”所代替；同时，烹调也是民族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有朋自远方来，那友谊的份量一多半就要表现在洗尘的宴席上。在古代，甚至最郑重的国家领导工作也用“调和鼎鼐”这个典型的烹调名词来代表，足可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烹调的地位了。
二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都最终决定于哲学，烹调亦不例外。
在中世纪以后，西方文化就开始渐次完成了哲学指导思想的形而上学层次的突破，这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生机，使之在自然科学上、心理学上、方法论上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在另一些方面，这种突破又大大地起了阻碍的作用，如烹调，就不可避免地落后了，到处打上了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痕迹。在宴席上，可以讲究餐具、讲究用料、讲究服务；但不管怎么豪华高级，从洛杉矶到纽约，牛排都只有一种味道，毫无艺术可言。而且作为菜肴，鸡就是鸡，牛排就是牛排，纵然在炸牛排旁放两块山芋，也决不是牛排烧山芋，而只是分别烧好后放到一起而已。而作为东方哲学代表的中国哲学，其显蓍特点是宏观、模糊、不可捉摸。这给中国烹调的指导意义是非同一般的。中国菜的制作方法是调和鼎鼐，它的原料可以是一种或多种，它的调料可以是一样或多样，它的步骤可以是一步或多步，最终是要调和出一种美好的滋味。这一切讲究的就是分寸，就是整体的配合。它包含了中国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一切以菜的色香味形触的美好、谐调为度，度之内的千变万化就决定了中国菜的丰富和富于变化，决定了中国菜的菜系的特点乃至每位厨师的特点。在中国烹调的体系中，不仅讲究菜肴的整体性，而且餐具、餐厅、摆台、上菜顺序，乃至天气、政治形势、食客……的不同，婚宴、丧宴、寿宴……的区别，都能纳入烹调的整体考虑之中。可以说这种对客观事物整体性的把握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象中国文化中的中医药学，那种君臣佐使，随机应变，就与烹调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三
这种哲学思想的不同使西方烹调倾向于科学，中国烹调倾向于艺术。在烹调不发达的时代，这两种倾向都只有一个目的度命充饥。而到了烹调充分发展之后，这种不同的倾向就表现在目的上了：前者发展为在营养学上的考虑，后者则表现为对味道的讲究。
西方烹调以营养为目的，其享用过程就是吃食物。在日本，中小学都有营养师，以保证食堂饭菜的营养平衡。但对于味道，他们是不大研究的。而中国烹调，不仅吃食物，更重要的是“吃味”。对于某些非家常的烹调来说，食物甚至只是味道的载体。人们享用的是味道，即欣赏的是一种抽象的感觉。俗话说：“少吃多滋味”；一般家庭主人待客时，自谦时都说“菜烧得不好”，而不会说“菜不够吃”。
西方烹调不以吃味为目的，而且有些吃法极不利于吃味。比如西方人善饮，而酒，特别是烈酒是极影响品味的。再如美国人每餐必食的冰水和冰激凌，其低温会极大地抑制味蕾的活力，影响味觉的灵敏度。还有那些带血的牛排，不加佐料的生菜或熟菜，都集中地表现了西方对味的忽视。
四
西方烹调倾向于科学性，这种倾向使其日趋机械、规范。中国烹调倾向于艺术性，它的特点就是随意性。比如同一道菜，冬天和复天，煤火和炭火，铝锅和铁锅，一个优秀的厨师就要根据这些情况随机而化，这是操作的随意性。再说原料，西方的菜肴是充饥的，而中国的菜肴是“吃味”的，所以中国烹调在用料上也显出极大的随意性。许多西方视为弃物的东西在中国都是极好的原料。西方人不吃动物内脏，这在中国是难以理解的；西方人因鸡脚食之无肉，故将其与鸡骨、鸡毛视为同列而弃之，而中国，鸡脚则为鸡身上相当贵重的部位；西方人发现了西红柿，但真正把西红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还是中国人。如此种种，皆为原料的随意性；再如技巧，一个优秀的厨师，固然要能做复杂繁琐的大菜，但就是面对简单的原料和佐料也往往能信手制出可口的美味，这就是技巧的随意性。
五
在西方，人们有意无意地受到机械的两分法影响，信奉“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的原则，再加上其烹调的机械性，工作便成了纯粹的机械的工作。顿顿牛排土豆、土豆牛排，单调的工作甚至会导致工人对工作理解的异化，自然不会有兴趣。可以说，在西方，食客的目的宽容了烹调的停滞，而厨师工作情趣的缺乏维持了这种停滞。中国则不然，“游戏中有工作，工作中有游戏”。街上卖烧饼的师傅，揉面时喜欢用擀面杖有节奏地敲打案板；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厨师在炒菜时，敲打马勺，注意烹炒的节奏感。这些自然不会对工作有什么便利，但它却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趣味。只有在这种气氛中工作才会有积极意义，才会富有创造性，才会有中国菜的不断创造，推陈出新。
烹调所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可以包括饮食的方式，而这饮食的方式对国民性格的反映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西方流行自助餐，这样做，吃是一个目的，但主要还是为了社交的需要。这种方法便于个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也表现了西方对个性，对自由的尊重。在中国，任何一个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会有一种形式，就是大家团团围坐，共享一席。虽然从卫生的角度已经有不少人提过一些意见，但它符合我们民族的心理，反映了中国古典哲学中“和”这个范畴对后代思想的影响，便于集体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难于改革。烹调毕竟是民族心理的一种折射，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