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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的专业术语，一般字典上查不到。悦真担负起查词、找资料和向行家请教的任务。她用休息时间跑图书馆和大连医学院，成了那里的常客。她一次带上二十几个生词，能查到二三个就算是大有收获。
就这样，夫妻俩苦苦熬了一年半，翻碎了一本英汉辞典，流下了不知多少汗水。1966年5月10日下午，当晏卿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全家老小齐声欢呼起来。
晏卿马上写信通知出版社，而出版社的复信却通知他：“由于种种原因，此书不拟出版。”
奉献给孩子的
没过多久，晏卿和悦真就无暇为《寄生属性》而忧伤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直接袭击晏卿了他被打成了“特嫌”。理由是他在搞翻译时，曾与某位被打成“大特务”的学术权威有来往。他被从家里“揪”出来，在街道挨批斗，一斗就是一天。他可怜巴巴地拄着双拐撑在那里，连气带累浑身直哆嗦。
悦真这个“特嫌家属”，在单位也被入了“另册”。晚上回到家，这一对要作保尔和达雅的人相对流泪。他们几乎无事可做了，可心中却燃着追求真理、渴望民族富强的火焰。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孩子：
“既然不让我们干，就先来培养孩子吧。把求知的火炬交给他们，他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晏卿和悦真把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力普叫到跟前，和他订好，每天由爸爸教他两小时英语，还叮嘱他：“这是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特嫌”教儿子学外语，让别人知道了，是要遭殃的。刚开始，力普收不住心。然而晏卿严格约束他，整整两年，力普学到了知识，更可贵的的是点醒了他求知的兴趣。初中毕业后，因家中困难，力普被批准留城，当了工人。这时，他深切感受到失学的痛苦，刻苦自学外语。厂里经常没活干，别人聊闲天、睡大觉，力普却抱着英、日、德几种外语书在车间的角落里苦读。家里经济紧张，他每月领了工资都如数交给妈妈。他穿着补丁衣服上班，每天从家里带低劣的饭菜，但毫无自卑感。父亲的话早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只有无知的人才是可悲的。”
“四人帮”垮台了，高考恢复了。1977年，力普考上了天津纺织工学院，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在本校学习期间，是院团委委员，还被评为院三好学生和院优秀学生干部。
晏卿和悦真送给长女肖燕的，是弦上的梦。
在她十岁那年，晏卿和悦真请了原来是专业小提琴演奏员的于维敏和于维友兄弟，教肖燕拉提琴。两位教师给肖燕制订了正规的教学计划。
肖燕是个天性活泼的女孩。一开始，她在屋里拉琴，看到小伙伴在外边跳皮筋、踢毽子，心里痒得没法，磨着爸爸要出去玩。晏卿不让，他陪着肖燕在家里拉枯燥的音阶和练习曲。每次老师来上课，晏卿都躺在床上为肖燕作记录，经常累得满头大汗。等老师走了，他拿着笔记，和肖燕一段一段地回味老师讲过的课。
勤奋出天才。经过六年的勤学苦练，肖燕在技巧、表现力和乐感上都大有长进。1976年深秋，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叫五七艺术大学）到大连招生，肖燕只拉了门德尔松E小调和大顿特两支曲子，就被决定录取。她按通知作了体检，满心欢喜地准备上北京了。可谁想，因为父亲是“特嫌”，学院不敢收她。第二年，她又通过了海政文工团的考试，可是到大连一“政审”，又不要她了。
弦上的梦破碎了，肖燕万分悲苦。在父母的劝导下，她含着眼泪放下心爱的提琴，毅然掉头准备高考，她只复习了不到半年时间，1978年便考上了大连医学院。
在学院，她成绩良好，还经常参加学院乐团的活动。前年，她参加了大连市青年业余器乐比赛。她用纯美的音色、磅礴的热情、娴熟的技巧和对乐曲的深刻理解征服了听众。她获得了第一名。大连市电台为她演奏的乐曲录了音，在正式的音乐节目里播送。肖燕终于实现了父母送给她的玫瑰色的梦……
对次女肖华，晏卿和悦真从小给她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底子。去年她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厦门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为全家拿下了最后一分。
对民族尽责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晏卿的“特嫌”冤案彻底平反了。去年，在舆论界的呼吁下，经当时的同学和教师作证明，大连职工业余大学给晏卿开具了学历证明。接着，在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的关怀下，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录用他做翻译工作。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从1958年到现在，已经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翻译成果。
悦真也做出了成绩。1979年，她承接了卫生部分配下来的科研项目：摸索空气中1。3二氯丙醇的测定方法，取得成功。去年八月，她调到大连卫生防疫站，评定为主管技师，又承接了卫生部分配的科研项目：摸索粮食中七氯等有机氯的色谱分析法。她与人合作，做了上百次试验，已取得可靠进展。
他们搬进了三间一套的楼房，还添置了电视机、录音机，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是，他们淳朴的家风没有变，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也没有停止。今年暑假，他们阖家团聚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悦真真诚地说：“我们的事情很平凡。我和晏卿只是想对我们民族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希望我的孩子，还有象他们一样的青年们，都能想到自己对民族负有的责任，为祖国富强干出一番事业来！”
Number：2614
Title：张候拉植树记
作者：陆拂为任复兴
出处《读者》：总第29期
Provenance：了望
Date：1983。10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山西保德县，有个新畦村。1966年，出了件稀罕事：六十六岁的张候拉老汉，跟成亲四十多年的老伴闹分居，离家出走，上山当“野人”去了。
分居的起因，似乎是为了钱。老伴张改子从闺女家住了一阵回来，发现收藏在烟布袋里的八十块银洋不见了。于是，老俩口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张改子十五岁那年，就让候拉子用一头牛换来当婆姨，如今已经是絮絮叨叨的老婆子了。她埋怨当家的害了一种爱栽树的“病”，当贷郎时走村串户，看到哪里宜于栽树，央告人家让栽几株。人家说树会“吸地”，不愿意，他就给人家几尺布作为赔偿；共栽了四百多苗，把几匹布全撒霍光了。三年困难时期，他去公社林场当合同工，林场为照顾职工过春节，每人供应四斤肉；可他却送给别人换回一些树栽子。林场精简时，把他的差事裁了，他宁可不要工钱，愿义务在林场栽树护林……。
“这回可好，把自家的八十块白花花的银洋全换成树苗，‘义务’填到公家的沟壑里去了。这样的当家人，还能跟他过下去吗？”
在庄户人看来，老俩口还闹分居，丢丑哩！人们默默地倾听、摇头、叹息……。随后不久，中国大乱，连穷山沟里也时兴起抄家、烧书、夺印、武斗来啦！老汉出走这块石头落进水里引起的几圈波纹，很快就被席卷各地的惊涛骇浪淹没了。
穴居的“野人”
老汉离家后，上哪安身呢？他看到葫芦头的崖上有个天然石窟，刚钻头进去，一群山鸽子扑扑飞了出来。石洞不大，晒不进阳光也淋不到雨，凑合能住；老汉从家背来一些粮食，带了些锅碗瓢盆。
张候拉似乎已远离纷争、喧嚣的“尘世”。可每年冬天，他又出山来到处奔波，张罗采集、收购树种，有时，人们会在县城和村庄里碰到这个身材颀长、腰板挺直的老汉，紫酱色脸膛皱纹纵横，衣衫褴褛而装束古怪：外穿一件千补百衲的黑布烂皮袄，那还是解放前从估衣铺里买来的；衣服没有扣子，裤子不系腰带，上下衣一齐朝右边一掖，拦腰捆条麻绳，就都拴牢靠了；衣服前襟用白布缝了个装树种的口袋，后摆让火烧了窟窿就补块黑布，绷着歪歪扭扭的白线……。
一到夏天，老汉躲进山沟里埋头种树，远离人们的视线，那形象就更象一个“野人”了。有一年，一辆平车路过山梁，拉车的骡子突然抿起耳朵，全身打颤，任凭赶车人怎么鞭打都不抬步。赶车的朝前一，只见不远的山梁上一个赤身露体红弯弯的“怪物”挡在那里，吓得牲口不敢动弹。赶车的连忙下车，近前一认，原来是“野人”候拉子正呼呼大睡，一条腿还随着鼾声左右摆动呢！
一个老汉独自在黄土沟壑地带造林，什么困难和危险都是很难预料的。葫芦头有条七八丈深的大堑叫臭塔壕，老汉一连数月铲土筑坝，淤泥栽树。没想到一场大雨把坝冲开个窟窿，他用榆条、青剑草搓一条长绳，中间结一串“圪把把”拴上木棍，象脚踩“软梯”一样下去堵水口；刚下到壕里一不小心就“沉”进去了，稀泥直淹到耳朵，灌了几口泥水没法透气，喊救又没人听见。好在旁边有棵小树托着他，老汉死命抓住绳子不放，好半天才挣扎出来。
老汉在葫芦头住了五年，栽起一片新林。可石窟里阴森寒冷，住久了膝盖背面长起一个“毒疮”，没奈何，他回新畦躺了半年。这时，他又相中了离家十里远的九塔，想变那条“Ｖ”字形的红沟为绿沟。可九塔是国营林场的地，干部不许。1972年，老汉三次进城上访，最后找到了县委书记刘忠文，刘忠文听罢拍着桌子喊道：“义务绿化荒山有甚不好？栽出乱子来我负责！老汉，你栽！成了林我引你上北京开回会。”
老汉回来逢人就说：“刘书记是个大好人，批准我在九塔义务为国家栽树。”他央人帮着在九塔的崖下掏个土窑，有四五平米呢，还安了扇门，这个“家”比石窟象样多了。
九塔是石塘河的支沟：方圆十五六里，见不到几棵树，沟里一滩烂泥。老汉刚给栽上树秧子，大雨一浇，连泥带水捎上苗，都给冲跑了。老汉为这事很着急，他知道要避免水冲，必须在沟口打个石坝，可一个孤老汉，那来这财力呢？他想起年轻时上姥姥家林遮峪玩，看到黄河里漂着成片芦根，要能把它们请到九塔来落户，还怕治不住淤泥吗？！
张候拉好比精卫填海。三个春天，总行程一千几百里，从黄河滩头背回二十几背芦根，挖槽埋进九塔沟。接着，他又打进七八尺长的几排柳杆，再铺上一层茅草片。后来芦根一发，伸展三四丈远，一座树草混合坝建成了，流泥沟终于成了造林地。
老汉在九塔的土窑里，一住又是五年。有次他上县城，回来发现门板让人掮走了，锅碗给偷走了，只得搬回新畦去住。可见天一个来回，二十里山路，仍然天天去九塔栽树。
去年端午节，嫁在石塘的女儿引枝提着一瓦罐吃喝找到九塔，老汉放下铁锥，接过碗，狼吞虎咽……。女儿看在眼里，心疼得直落泪，一面哭一面数落：“可怜的我爹，岁数这么大，还要受这罪！有个闪失掉沟里有谁知道？夏天还不是让蛆穿？冬天还不是遭狗啃？子女也跟着落个不孝的名！”哭罢，拣起爹身边栽树用的铁锥扔到梁上，一脚把那捆树栽踢进沟底，说道：“爹，以后不要来九塔了，你这是害我们哩！”
老汉见女儿哭了，不好发作，随口应承道：“我不害你们，我不来了。”可等女儿一走，他又绕道三里路，把沟底那捆树栽拣回来，种在山梁上。
九塔的主人
一个人能否成大事，除了种种客观因素，自身的秉赋起着重要作用。候拉子是个“平头百姓”，身孤力单，凭什么敢去担当绿化九塔小流域的重任呢？他把中国农民吃大苦、耐大劳、在极端艰辛的环境中都能生存的能力，和一个精明货郎善于理财、经营的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老汉拥有一笔丰厚的家底，八百块白洋（不包括老伴那八十块体己）；这一部分是打土豪得的浮财，另部分是当货郎时攒的。根据勤俭庄户人的深谋远虑，它们被谨慎地埋在地下，用来防灾、防病和传给子孙的；后来他改变注意，下狠心从地下刨出，带到九塔来了。
可惜，这笔投资跟他的宏图大业来比，太不相称了。老汉把个人的生活需求，减到无法再少的地步：他平常连“颗子”（豆子、高梁、玉米、小米等）都舍不得吃，煮一锅山药蛋，搀和着野莱，要吃好几天；十多年来未添置衣服鞋袜，有次下了大雪，他赤脚穿着破鞋在山上走，囫囵冻掉了一个脚趾甲……。他节省一切生活开支，用来造林。
老汉亲手植下的树苗开始发杈、抽条、拔高，他日夜注意看管、守护。平日，孙子换身衣服他就“迷糊”了，会拉起小手问：“你是谁家的孩儿？”可谁敢动他树上的枝条试试，休想瞒过去。有一回，大儿贵成上九塔弄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