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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卫国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描写俄国著名元帅苏沃洛夫的影片。苏沃洛夫性格急躁，极为好动。导演组全力以赴挑选具有类似性格特点的演员担任主角，仍是一筹莫展。
就在这时，一位熟人偶然同我谈道：“难道我国电影界中真的没有一位能演苏沃洛夫的演员吗？”我的脑子里豁然一亮：“为什么我不来演这一角色呢？眼下我没有拍摄任务……对，就这么办！我来演苏沃洛夫！”
在年龄方面，我不大适合演这个角色。不过可以经过化妆来弥补差距。而最主要的，是我的体态和长相与这位俄国元帅相去甚远：苏沃洛夫身体瘦小，面庞瘦削，脸部线条分明。可我正相反，体格粗壮，是个圆脸膛……然而话又说回来了，我是演员呐！斟酌再三，最后一鼓劲我向摄制组提出，由我来演苏沃洛夫吧。摄制组回答说，他们已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不过如果我执意要演的话，可以为我进行一次彩排。
我深信，这个角色一定将会由我来演。因为当时我在电影界中已算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演员了，而我的竞争对手呢，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再说，我的愿望，导演和制片人也都一定会尽量给予照顾的！
我到理发店剃光了头发。秃头更适宜粘假发化妆。
然而，苏沃洛夫我没有演成。另一位同志比我更合适：他的外形酷似角色，表演也比我强……
我痛责自己过分自信，骄傲自大。我懊悔自己不够谦虚。我对自己发誓：今后任何时候再也不作说大话、过分自信的人了。可是，剃光的头顶再长出头发来，那得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呐！
我一直忘不了这次不光彩的失败。在以后几年时间里，它使我比以前虚心谨慎了些。但十分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教训所带来的痛苦渐渐被我谈忘了。骄傲自负这个魔鬼又重新占据了我的头脑。于是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是在国外，在巴黎。
苏联之友协会为欢迎来法国的苏联电影界人士举办了一次晚会。会上为巴黎市民放映了苏联著名影片《宝石花》。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反映热烈，不断鼓掌向我们这些出席晚会的苏联电影工作者致意。放映结束，人们纷纷涌到我们面前，将我们团团围住。巴黎市民很熟悉我国的电影，认得许多影片的主人公。他们也还认出，马克辛一位年轻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是由我扮演的。
热烈的握手，友好的拍肩致意，然而这不过只是个序幕。接着便是请我们签名题字。当时，我随身连一张照片或名片也都没有了，只好把名签到随便到手的东西上，有节目单、入场券，还有记事本等等。手中的钢笔用完了墨水，立刻有人递过来铅笔。我不断地签名，手发酸了，麻木了，铅笔折断了好几次，但周围仍是一批又一批请求签名的人。他们喊着说着：“马克辛，马克辛，请给签个名！……”
第二天一觉醒来，我心里仍荡漾着幸福快慰之感。早晨，我和一位同事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巴黎街道走着，我还完全沉浸在对昨天晚会的美好回忆里。正在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清晰响亮地喊了一声：“马克辛！”
怎么回事？是谁在喊我？大概，是我自己的错觉吧。不，不是错觉。有人又一次拉长声音喊道：“马克辛！”
刹时，我觉得全身一热，心里涌起一阵飘飘然的感觉。是啊，这是荣誉呵！在远离祖国的异地，在巴黎，竟有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对我表示欢迎……。我偷眼瞅了一下我的同事：他照旧走着，一副漠然平淡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什么。“瞧！就连这样一位挺不错的人，有时也会产生妒忌心！”我想。但我并不责怪他，有什么办法呢？
那位站在街对面的法国人，还在冲我这儿挥动帽子喊着：“马克辛！马克辛！”
于是我微笑着，亲切地点了下头，抬腿穿越街道向那位巴黎人走了过去。我的那位同事被冷在原地，惶惑不知所以然。我边走边摘下手套。准备与这位新相识的崇拜者握手。我离他只有五、六米远的距离了，突然，一辆小汽车从后面悄声地开了过来，把我和那位法国人隔开。车门打开，那位法国人戴好帽子，一头钻进了汽车。
我望着远去的小汽车，茫然地站在原地，嘴里机械地念着写在车后部的几个字：Taxi（出租汽车）……
“Taxi，塔克辛，出租汽车……”我重复着这几个字，恍然大悟：那位法国人一直在招呼出租汽车，可我自负而又可笑地以为，从昨天的晚会起，全巴黎想着的没有别的，而只有我一个人……出租汽车，嗨！我感到羞臊难当。
这一令我倍感羞辱的镜头只有两个目击者：我的那位装做什么也没看到的同事，和我自己。想到此，热血便阵阵涌上我的脸颊……
Number：3357
Title：谁人决定生死
作者：周时
出处《读者》：总第43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台湾一位因为车祸受伤而变成“植物人”的王晓民，在父母的悉心照料之下，熬过了十九个年头。在这十九年中，一次又一次的希望堆积而成的是更深的绝望，原本小康的王家，更因此濒于经济危机，王晓民的父母不眠不休地照顾爱女，长久下来，两个人的身子都被拖垮了。王母眼看自己快要支持不住，终于提出让王晓民“安乐死”的要求。
台湾的法律界、医学界均不赞成“安乐死”。美国法律也视“安乐死”为谋杀。不过在另一些国家，如瑞士、联邦德国，并不将“安乐死”视为谋杀罪，刑罚也较轻。1902年，挪威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安乐死”属于特别犯罪，罚与不罚任由法官裁断。南美洲的乌拉圭，对“安乐死”的看法则是全世界最开通的，1933年，该国修订的刑法中，特别减免“安乐死”的刑责，成为世界上唯一赞成“安乐死”的国家。
死亡的定义
由于医学的进步和科技的发达，“何时才算真正死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争论。
“死亡”在今日已不能仅以心跳停止和呼吸停止论定，因为心、肺的运动完全能依赖机器而维持下去。美国律师公会有鉴于此，特别为死亡下了一个新的法律定义，声明“在法律的观点上，凡是人体经过了医学上通常而例行的治疗，而仍无法改变脑部功能完全中止的情况，即可视为死亡。”
据美国1975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有41％的美国公民认为：“一个人有权利结束他人的生命，如果对方是处于无望改善极大痛楚之中。”有51％表示反对，另有8％不发表意见。
这项民意调查乃是基于少女卡莲昆兰事件所引发的。昆兰在1975年4月14日，服下大量针静剂和酒的混合液之后，被化学作用损伤了脑部，一直昏迷不醒，医生叛定她毫无复原的希望，仅能借助于机器，勉强维持生命。她的养父母不忍见她如此痛苦的活着，要求让她平静而安详的死去，孰料却遭到主治医生的强烈反对，昆兰的父母于是上诉新泽西州法院，请法院代为裁决。
“安乐死”引起诉讼
昆兰的父亲在法庭上说：“我不希望她死，我只希望她能回复到原先自然的状态，让主来引领她．如果主希望她生活在自然的状态下，她就会活过来，如果主希望她死，她就会死。”新泽西州的最高法院，最后判决昆兰的父母胜诉，宣布昆兰的父亲如果能找到权威的医学界人士，诊断其女复原无望，就可以让她“庄严的死去”。
“昆兰事件”因为缠讼经年，新闻界争相报导，一时轰动国际。昆兰的父母终于得偿夙愿，一场官司打得好不辛苦。但是这对夫妻在得到法院的应允后，反倒变了卦，决定不拉掉管子，让卡莲昆兰继续活下去，等待新的机会。
当然，有的“安乐死”事件，幕后可能隐藏着其他目的。美国一位颇负盛名的律师、五十岁的威廉·钱斯勒，被控“蓄意谋杀”四十二岁的太太苏。苏原本是运动健将，不幸于1979年中风导致半身不遂，脑部亦受到损伤，经常有间歇性头痛和沮丧的现象。两年之后，钱勒斯化名在两本杂志上大登广告，高价悬赏精通毒药的专家以及化学药品代理商。去年秋天，这名律师在市面上看到一部皇皇五大巨册，题名“怎们自杀”的书，便主动和作者、加拿大武器专家麦尼瑞联络。两个人在电话上讨论了数月之久。接着，钱勒斯请麦尼瑞跟他在多伦多碰个面，讨论一种毒药（由蓖麻籽提炼而成，纵然医生知道有这种东西，也很难从尸体中追查出来）。
不料麦尼瑞通知了多伦多警察署，继而照会了休士顿当局，钱勒斯遭到逮捕。
大量证据证明钱勒斯犯有谋杀罪。最后，法庭在苏口口声声说“没有他我也活不下去了”的哭诉中，将原该判刑二十年的钱勒斯，改判三年有期徒刑，另科五千美元的罚金了事。
莫衷一是
丹麦一名妇女，因为到了癌症末期，痛不欲生。她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又何必承担肉体上这么大的痛苦，于是对两名看护她的儿子说，你们要是爱妈妈，就赶快结束妈妈的生命。两名儿子禁不住母亲哀求，又见到母亲受苦的模样，顿下快心，将母亲用床单勒死。，丹麦法庭听取了医生证词后，未将之起诉。
一名日本青年的父亲因为中风而引起全身不遂，整天只能卧在病床上，肢体扭曲变形，一碰就痛得不得了，常常大喊：“让我死吧，把我杀死吧！”群医面对此况，只有摇头。于是青年将混有农药的牛奶喂给父亲喝，让父亲“超生”。名古屋最高裁判厅。将该名青年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
一九七一年，荷兰的鲍格太太被控“怜悯杀人”，使得“安乐死”再度成为话题。鲍格先生、太太均为医师，她七十九岁的老母住在医院里，患了脑溢血、半身不遂、耳聋、肺癌等各种不堪的病症，身心极为痛苦。老太太多次请求女儿给她弄点药来，或者帮她打一针。好早日脱离苦海。其间她曾两度自杀，都被救活了。
鲍格太太一次去病院里探望母亲，却发现母亲被绑在椅子上，像是一堆残骸，原来护士怕老太太闹自杀，又怕她跌倒，才把她绑在椅子上。鲍格太太于是给母亲注射了一针过量的麻醉剂，然后去警方自首。
争论仍在继续
此案一起，全欧轰动，至少有不下于一百位医生写信给荷兰司法当局，表示自己也犯过同样的“罪”，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善意的罪，不应该被判刑。为此，荷兰司法院长还上电视与民辩论。
鲍格太太终于被特赦免刑。
对于“安乐死”，历代有所争议。在人命如草芥的时代里，认为人老了，没有用了就该死。譬如印度就有把老年人丢进恒河里淹死的古风，萨丁尼亚人会把自己的老子用乱棒打死。古代斯巴达人，如果认为刚出生的婴儿不够健康，就有权将之处死。甚至连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都赞成以自杀来解除无法忍受的痛苦。
不过反对安乐死和自杀的学者亦不在少数，如毕达哥拉斯、艾皮科蒂塔、塞尼加、西塞罗和容格等人，他们特别提出即便老年人和残废者自愿安乐死，也是道德上所不允许的。
谁人决定生死？在西方，这个问题还将长期争论下去。
Number：3358
Title：二次大战后发生的要人被杀事件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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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Nation：
Translator：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生的暗杀大人物事件不下三十次，其中有：
1948年1月30日，印度圣雄甘地在新德里遭枪击身亡。
1951年7月20日，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遇刺身亡。
1955年，巴拿马总统拉蒙被暗杀。
1956年，尼加拉瓜总统索摩查中毒弹身亡。
1957年，危地马拉总统阿马斯在总统府被警卫暗杀。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国王被暗杀。
1959年9月26日，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遇刺身亡。
1963年，南越总统吴庭艳在西贡被暗杀。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1966年9月6日，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在开普敦被枪杀。
1968年4月，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1973年9月11日，智利总统阿连德死于军事政变。
1973年12月20日，西班牙首相卡雷罗·布兰科在马德里被一枚炸弹炸死。
1975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