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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而实质则因为其有“文字收功”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与启蒙曾经并不远。如果不狭隘地把辛亥革命仅仅视为一九一一年几个月内的鼎革事件，清末民初的“塑造共和国民”的进程实在相当程度上带有启蒙的意义。当时的意识形态虽看似是革命压倒了改良，但实际上底色却基本是由梁启超等所浸染。《新民丛报》足可写一部关于“启蒙生意”的阅读消费史，《民报》却可能连材料都付之阙如。而因前述的将辛亥革命殊象化的问题，我们常常低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作用。
可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清末民初的新思想虽具有“混成多元”的特点。
但在后世更多凸现的仍是对富强的渴望、国家的优越性和集体之善的追求。
因此向苏联取过经的国民党能战胜北洋军阀，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共产党又比国民党更占先机。曾深受梁启超影响的吕思勉在“三反”思想小结中就说：原先认为爱国爱民族与大同之义龃龉，但得马列主义“乃得平行而不悖”。此未必是他的由衷之言，却仍可看出些许一九四九年革命与先前启蒙间的联系。不过这种联系或许只见于吕思勉、顾颉刚、叶圣陶等少数从辛亥一路走来之人，解放区中“新人”们的知识系统在几经淘洗后已无关辛亥，亦不及“五四”，而是由“革命”“反革命”“美帝”“蒋匪”“地主”“富农”“旧中国”“新中国”等“党话语”来构成。像上海解放后不久，曾经的“五四”
青年夏衍在宣传部和文化局的科级干部中搞过一次常识测验，结果令其瞠目结舌。连五四运动发生于哪一年这样的问题，答对的也寥寥无几，更无论其他，可见革命与启蒙之间的联系变成了怎样的明日黄花。对工农干部们而言“五四”是什么根本不重要，如何依靠组织，怎样发动群众，成功完成“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才是他们必须要懂得的“常识”。而这套“常识”的大规模拓展、操演一方面使上述话语真正深入人心，刻进脑海，做到了“一想到地主，就想到蒋帮，就想到日本赤佬，就想到美国赤佬”（见潘光旦、全慰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另一方面也让原先只知道“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升斗小民在一次又一次的集体狂欢中获得无与伦比的翻身感与归属感。他们总能看见的是报头、张贴画和宣传品上那一行叫人无限神往的大字——“永远的幸福”。
（《读书》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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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张鸣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致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顿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决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招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
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
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当天，如果瑞澂狠一点，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者，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
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
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
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随笔》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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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有多少人非正常地死在斯大林时代
袁曦
在世界大多数人都知道斯大林是暴君，他几十年的统治是暴政时，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被蒙在鼓里，仍把他称为“伟大的革命导师”。1963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开始发表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即着名的“九评”，其中的“二评”《关于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