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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韩愈式的伟岸，自然也有小桥流水，宋词的委婉多少也有一些。他行文有时候并不节制，粗糙是不可免的。总还是把旧文人的酸腐气扬弃了大半。鲁迅之前，在文体上有创建者，不能不提到他。士大夫之文被现代意识所洗刷最厉害的，自他开始无疑。
比梁启超更神奇的苏曼殊，给文坛的惊喜更多，那原因是才子气更烈吧。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苏曼殊的绘画，静穆得出奇，好像有佛音缭绕，看久了心也摇动。他很有才华，诗、小说、散文，都写得好。只是他的生平太苦，若不是疾病的袭扰，也许会留下许多的作品。可惜年仅三十五岁便命丧黄泉，当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垂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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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新旧之间（2）
苏曼殊的形象在文人那里一直是消瘦的样子。因为出身奇特，又是出家人，在文坛显得别具一格。他的文字很有特点，夹杂着日文、梵文、汉语的痕迹，使表达丰富起来了。他是个混血儿，父亲系在日本经商的广东汉，母亲是温顺的日本人。这个奇特的家庭拥有两国的语境，在他那里是交叉的，以至连文字也是混血的。比如他翻译的作品，在内蕴上就旋律多种，余外之音是有的。鲁迅曾谈到其所译的拜伦的诗，很是喜欢，是影响了他自己的。
我读过苏曼殊许多文章，都很感动，是才子的情缘在的。德国的汉学家顾彬说，苏曼殊是使古典小说终结的人，那是对的。他的作品已经开始摆脱旧文人的习气，大有欧人之风，感伤而痛苦，诗意里跳着爱意。比较一下契诃夫、莫泊桑的小说，他与之的距离是近的。
关于苏曼殊的翻译故事，坊间有诸多传说，印象深的是与陈独秀、章士钊同居时的争执与互动。据说他的中文水平是得到陈独秀的点化的，章士钊对其亦有影响。但翻译的经验对陈独秀、章士钊似乎没有影响，文体还是很中国的。而苏曼殊的语言则有另外的韵味了。没有翻译就没有现代文学。早期白话文章好的，都懂得一点西文的。或者说西文的翻译刺激了他们的写作。
这是个大的话题，我们一时说不清楚。在谈现代作家的写作时，这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
我觉得苏曼殊夹着太多的谜。他与鲁迅的关系是增田涉、林辰揭示出来的。林辰生前写过许多考据文章，尤以这篇考据为佳，读了印象很深。晚清的文人中，苏曼殊的存在显得很是特别，他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人脉很好。
似乎大家都可接受之。
苏曼殊开始写作的时候，林纾的译文已经畅销许久了。林纾自己不懂西文，却译了许多佳作，一时名震四野。但林纾太古雅，是桐城派的中坚，把汉语与西洋故事有趣地嫁接着。苏曼殊则不然，他通西文，东亚的气息亦浓，便找到了精神的人口，东西方的意蕴似乎翕合无间。他谈拜伦，谈雪莱，体贴的地方多，且妙句连连。那就没有隔的意思，似乎融会贯通了。比如《燕子龛随笔集》云：
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流丽。尝译其《含羞草》一篇，峻洁无伦，其诗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镕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莲花女士以《师梨诗选》媵英领事佛莱蔗于海上，佛子持贶蔡八，蔡八移赠于余。太炎居士书其端曰：“师梨所做诗，于西方最为妍丽，尤此土有义山也。其赠者亦女子，辗转移被，为曼殊阇黎所得。或因是悬想提维，与佛弟难陀同辙，于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
——《苏曼殊集》42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因了阅读西文，曼殊的文字便柔软多样，和旧的士大夫不同者许多。
“五四”白话文创作出现之前，他的文体，大概可以算是过渡期的代表。其小说文字，无意间也有了新的内蕴在。晚清文人欲在文章里搞出花样者大有人在。因为不懂外文则多被限制。苏曼殊后来写小说，以情为主，没有道德说教的那一套。故事的布局，作品结构，都面目一新，与西洋小说略有似处。
鲁迅之前，他是重要的存在，许多新式的表达，在他那里已经萌芽了。
1916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破簪记》写下后叙，对这位朋友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耒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破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独秀文存·为苏曼殊（破簪记）作后叙》
陈独秀没有直说作者的小说的审美特点，但对其精神是赞扬的。在陈独秀看来，那是写了现代人的情欲，思想在感伤无奈之间。按陈独秀的性格，未必喜欢缠绵之作，但苏曼殊的精神在真与爱之中还是打动了他的吧。
在苏曼殊眼里，世间的文字，在文词简丽方面，梵文第一，汉文其次，欧文第三。所以他虽然喜欢浪漫诗人如拜伦、雪莱者，可是最可心的却是佛学着作。佛的高深，我们岂能及之？那是高山般的世界，后人只能仰视而已。
而他的诗文小说动人的一隅，也是传达了佛音的。在清寂幽怨里淌着幻灭的影，人的渺小无奈都折射此间，真的让人动容。他写过政治性强的文章，印象均不深，不足为论。唯谈艺与小说诗文，情思万种，摇心动魄。见月落泪，听雨暗伤，此才子式的缠绵，真真可爱至极。而文词里玄奥偶存，时有佳句飘来，为晚清之独唱。章太炎、陈独秀、鲁迅对其亲近的感觉，都是有道理的。
我每读苏曼殊的文字，都有种沉潜下去的感觉，因为好似也写出了我们内心的一切。他在精神上的广和情感上的真，形成了一股旋涡，把我们带到冲荡的净地。那是佛的力量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真的一时无法说清。
不妨说这个是过渡时代的遗痕，昙花般的谢落很有点可惜。唯其时间过短，才显出意义。六朝文的时间不长，至今让人追忆，实在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晚清的文人给我们后来的读书人的暗示，的确很多。有时候想想那时候的人与文，才知道我们今天的书写，真的是退步了。
士大夫文化在晚清的流变，有多条路。一是往上走，进入现代语境，鲁迅、胡适、郁达夫便是。一是往下走，和大众趣味结合起来，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如此。而后者，在时隐时现中可谓命运多舛。
鸳鸯蝴蝶派的名声，其实在民间不一定坏，喜欢的人总比别人多些。原因在于日常人情缠绕，遂有了美音，曲调的引人自不必说。
那些谈情说爱的文字固然没有“五四”人的力度，但切实、贴真是没有问题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都是文白相间，前者以吴语为基调，地方色彩很重。这样的变调的组合，使文字的密度加大，表达的空间也多了。
我读包天笑的小说，才知道那派人的审美趣味，完全是旧中国式的，士大夫与市民的气息浓浓，遂有了许多中国人味道。只是太陈旧，有些闷损，新文化领军人物向他们开炮，也是自然的了。
包天笑是个翻译家和报人，晚清的时候译过许多域外小说，后来也写作品，写的是才子小说，多是青楼哀怨、市民苦乐、黑幕内外的东西。文人气是有的，在布局上，功夫未必逊于别人。《同名》写一男子久别妻子，独自在上海苦住，被人领进青楼，当得知陪伴自己的小姐与自己妻子同名后，良心发现，从而迷途返回来了。《无毒》也是男子去苏州不幸与妓女相遇的故事，对沦落街巷的职业妓女的理解很深。所谓社会持证上岗云云，不过污泥一团的东西。《误绑》是黑社会的写真，穷弟弟被误认为其富裕的哥哥被黑道绑架，在囚禁中被意外礼遇。弟弟一时称快，哥哥逍遥在外。有点传奇的意味，但至于市民情调，幽微的内心都不得展开，文章就平平了。
有的作品本可以摇曳生姿、可是却沉到市民的庸常趣味里，不被理解也是对的。比如《武装的姨太太》，本有传奇色彩，又是梨园之趣，可是嫁给外交官后，只是在家庭大小房间的斗气，故事就消沉了。三姨太武功好，是武旦出身。这样的叙述本来有社会纠葛，包天笑却偏偏不。一切与社会无关，不过儿女情长，余者不可多谈。这是他的美学观。而“五四”的作家以为人是社会存在，怎么能够不涉猎社会矛盾呢？后来的新文学越来越激进，越来越革命，儿女伦常倒被淹没了。包天笑被人遗忘，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鸳鸯蝴蝶派不是不关心社会，他们只是视角不同，不用道德的话语讲话而已。像《夹层》写穷人的疾苦，惨矣不可触目。隐痛是有的。《沧州道中》
整篇写火车所见洋人与乞丐的面孔，未尝不是良心的发现，批判的意识是隐隐的。只是不带党派的意味，是个人独自的发言。那真切感和无力感都有。
小说《黑幕》谈论出版社只注意社会黑暗诸事，看出文化的世俗观念的强度，忧患的意识还是浓的。《云霞出海记》对几个青年女子不幸命运的描述，笔力不亚于叶圣陶诸人，森然的气息流动在文字间。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和故事的时候，笔触是看客似的。读者从中会有更真切的感受。历史的叙述与市民生活的叙述，倘以中立的态度为之，观众可能普遍接受。自然，叙述者可以有道德的立场与价值态度，隐秘起来的表达，百姓自然是觉得朴实无华，有真切的感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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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新旧之间（3）
喜欢纯小说的人，会对包天笑的作品觉得单调，似乎少了一点什么。但他结构小说的手段和文字功底，亦不可小视。《一缕麻》的叙述视角和文采，都有特点。其内功比郁达夫、茅盾不差，文字是好的。只可惜情绪一直徘徊在旧才子与新佳人之间，动人的图景竟未能出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包天笑和新文人的界限是显然的。没有明显的政党意识和学术偏向，写的故事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他的文本是新旧杂陈的，现代的语境不太明晰。可是境界是大众式的，迎合大众而不是提升大众。个性的高蹈绝不出现，自我的内心在常态中。鸳鸯蝴蝶派不都是儿女情长，那里的精神朴素得不逾越社会的道德底线。只是过于沉闷，像说书人的陈述，市井的风四散，一切不幸与欢快，过去就过去了吧。
旧派小说家的弊病可能是在日常性里陷得太深，不能跳将出来，殊乏创意。但他们将古文和大众口语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白话体。那些故事与隐喻有时候让我想起宋词的语境，市井里的繁华与闺房间的清寂都有，在根底上还是古文表达的延伸。士大夫气与市民气一旦合流，酸腐的与灰色的因素也同时涌来，真的是泥沙俱下，美丑杂陈的。三十年代，人们强调大众化的写作，就是看到了这个问题，想寻找一种纯粹的民间体。这个倡导，因为后来掺杂了诸多政治因素，后来的路反与先前的设想迥异了。
新文化运动后，文人出现了新旧的分化。新文人普遍不喜欢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将其看成落伍者言。道理不是没有，只是把他们的价值低估了。鲁迅回到北京省亲，给母亲带的是通俗小说，知道那是母亲喜欢的。大众有大众的阅读，精英文人可以嗤之以鼻，可是百姓还是买他们的账，没有办法，文学的生态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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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必然的事，总是要发生的。看多了鸳鸯和蝴蝶，才子与佳人，眼睛也生涩了，于是希望有新的作品出来。而到新文学阵营里的，就有旧派的人物。
刘半农是新文学的健将之一，写过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他后来的转向，大可以深究。与古文为敌，是一种什么精神所为，今人未必了然。不过从他的积极参与白话文运动的文章看，对古文和半文言的小说是生厌的。那么说古文有黑色的幽魂，与人不利也有其道理。晚清后的读书人，是有一种厌恶士大夫气的内心在的。刘半农、钱玄同都是这样。因为八股取士的历史长，文章的风格都坏了。他们和周氏兄弟谈天的时候，议论到古文的优劣，对林纾的桐城遗风不以为然。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文人那时有两个倾向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