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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村的小学是在城隍庙废墟上建起来的，夕阳照在学校前的古樟树上，斑驳而苍茫，一切都被时光所湮没。
吊脚楼
资江边、湘水畔，过去都有成片的吊脚楼。
吊脚楼一半建在水中，一半建在岸上，木头做的柱子、竹板做的墙壁、杉树皮做的屋顶，远看就像一艘艘高大的木船停靠在江边。
年少的我，也曾枕着船舷，静听过清澈的河水从船下流过细碎的声音；也曾头顶夏日夕阳的余晖，在布满吊脚楼倒影下的河水中凫水，仰望在吊脚楼上或编制渔网、或刺绣、或梳妆打扮的村姑渔女们的倩影。资水、湘水的女人都是水做的，两条原始、自然的江水就这样养育着靠水吃水、以渔为业的女人。
二十多年过去，清澈的湘水和资水不见了。由于上游城市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植被的破坏，泥沙俱下，江水混浊浑黄；团团块块的塑料袋、泡沫坨等工业废料，被一个接着一个的漩涡翻腾倒转，随波逐流。一路橹歌不见了，犁起条条黄黑色波浪的净是尾部突突突地冒出股股浓烟的机船。常与黄狗为伍，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自然景象相伴的村姑渔女们更是消失得没有踪影，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众多的村姑们在江边整块麻石铺就的台阶上一边杵衣一边追逐戏水的笑声。过去江边那满河水雾缠绕下若隐若现的吊脚楼，转眼间便统统换成了一幢接着一幢高矮不一的没有丝毫灵气的水泥楼房。
“吊脚楼上美人多，一天到晚唱情歌；哪天你从楼下过，小心情歌砸了头。”钟灵毓秀的江水从古至今曾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唇红贝齿、性野多情、身材婀娜多姿的女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副统帅儿子”就曾慕名派人来水乡挑选“候选夫人”。后因时局的变化，挑选的十多位水乡美女虽没荣登“帅府”，却都被安排在南方都市的好几家大宾馆里做服务员。十多年后，我调来都市工作，从她们那爽朗而又旷达的笑声里，甚至连走路摆动臀部的姿势，依然能判断出谁是我正宗的老乡。也许是生计所迫，抑或是灵魂没有了安适之所，资水和湘水江畔新一代的村姑渔女们，如今大都离乡背井加入了“东进”、“南下”的打工行列。即使是客旅他乡，她们选择的也多是与水有关联的都市，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离岸的湘女们或许是本身基因中流淌的野性使然，又抑或是清纯美丽诱惑太多的缘故，有一部分便流入到了都市的“休闲城”、“娱乐城”。哪日在南方的都市和城镇徜徉，见到些个眼大、胸大、臀大，笑甜性野，操一口略带湘味的普通话的女子，不用细问，十有八九均来自湘水和资水江畔。就连家乡人对她们的称谓也极富意味，他们把那些在沿海沿江城市中从事“娱乐行业”的女子，统统叫做“海妹”——一帮“赶海”的女人们。
一个晨曦初露的早上，我乘着冒着黑烟的机船溯江而上，想去凭吊那遗失的吊脚楼，也想感受一下坐在船舱里的悠闲和寂静，甚至还想见证一下沈从文和张兆和在沅水江边培养出的古典爱情……就在我满怀憧憬地眺望之际，黝黑的船老大却指着江边建起的一群群楼房说，它们当中一部分都是女人们“下海”用身体赚来的，建一层楼房（水乡建楼依然模仿在江边建吊脚楼的方法，底下一层做基础，用以堆放杂物和饲养鸡鸭牛羊，第二层开始供人居住）的家中有一个“海妹”在外“赶海”，如此类推，两层的肯定有两个，三层的有三个……她们在外用身体赚来“血汗钱”寄回家，家人再用来买地建楼，似乎无所羞涩，堂而皇之。就连过去那些健壮如牛，半斤谷酒下肚便会挥篙舞橹，粗野地扯着破锣般的嗓音唱着情歌的资水江畔的汉子们，如今也只是佝偻着腰坐在楼房前，目光呆滞地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劣质香烟；连狗们都耷拉着脑袋，蜷缩于主人的脚跟，见到生人也是爱理不理，更遑论追逐叫唤了。
滔滔江水带走了一切念想，让人无从凭吊。
（《黄河文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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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曹家巷（1）
马召平
一
曹家巷有两百多米长，巷子外面是喧嚣的城市主干道，巷子最里面有着一个三十三栋楼房组成的大社区，居住着几千口人。曹家巷很安静，巷子里有七八间店铺大小不一。曹家巷的中间有棵大槐树，枝干粗大。清晨，路灯还显得十分明亮的时候，槐树顶上的叶子被灯光衬得发黄，衬出一家小餐馆四四方方的门匾。那家小餐馆狭长窄小，是用几块三合板在一处废弃的楼梯口隔出来的一块地方，白色的涂料刷在周围，坑洼不平，许多墙皮已经干裂掉皮。
她站在店门口，面前堆满了一盆子刚炸出来的热乎乎的油饼，两大铁皮桶的小米稀饭和包谷糁子冒着浓浓的热气把她的面容遮挡着。她围着浅绿色的围裙，头发整齐地向后束拢着。她一面调拌着土豆丝、白菜心、绿辣子、咸菜条。一面招呼着丈夫送孩子上学。她个子不高，丈夫个子也不高，穿着一双白帮的布鞋拎着自行车不说话。他们的孩子是个女孩，大概六七岁的样子，丈夫从楼梯口下面的一间小房子抱出来孩子的时候，孩子还在睡梦中。
她顺手卷起一个油饼子塞在孩子的书包里，催促着丈夫和孩子离去。孩子的眼睛始终闭着头歪着靠在父亲的背上，书包也斜着挎在自行车把手上。
丈夫和孩子走后，天慢慢亮堂了起来。陆陆续续有人进店吃喝起来。吃喝的男女们都很随意：自己捞茶叶蛋，抓油饼，盛稀饭。她家店里的油饼大而厚实，五毛钱一块，稀饭熬得烂稠，一碗也卖五毛钱，小菜也是五毛。食客们喜欢什么菜自己夹。饭量大的吃两个油饼就打饱嗝了，所以一顿早餐基本是一块五毛钱。一些上班的人常排队来夹油饼，一张油饼夹菜八毛钱。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许多的钢儿钱，哗啦哗啦地翻着给人找。有些人非要纸币，她就不断地解释说实在没有零钱了。有人建议她油饼夹菜干脆卖一块钱，她就说饼里夹的菜没有碟子里的菜多，菜算三毛钱合适。
她家店里的早餐卖得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卫生做得好。虽然地方小而杂乱，但店里有干净的消毒柜，有挂在墙上的灭蚊灯，店里的桌子上放着玻璃，玻璃下压着绿格子的布，看起来格外清爽。虽然店面处在偏僻巷子的深处，但来吃早餐的人多，所以对面一家卖早餐的饭馆就关门了。
他们在这里开饭馆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店牌子上写着小吃店。但平日里好像没多少人在这里吃饭。有时候中午我从店门口过，看见她和丈夫在店里坐着发呆，店里唯一的一个伙计在埋头读口袋书，大概生意不好的原因。她们尝试着做过许多小吃和饭菜，比如老碗鱼、羊肉泡馍、砂锅土豆粉。但生意似乎都不怎么好。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在店门口贴上了店铺转让的纸条，但是很久了，店铺还没有转让出去。
我在她家店里吃过地道的西府扯面，面劲道味儿也好。她说的关中话也让我觉得亲切。我猜测她应该是我们家乡那一带的，但我们之间很少说话。
记得有一次，她和丈夫生气，好像是要丈夫打听打听找个好一点的学校，丈夫说孩子户口不在城里，能上学就不错了，别奢望上好学校了。但是她是个心劲儿强的女人，她叨叨不休地说一年到头挣钱也没多少，我们来城里不就是为了孩子受个好教育吗，要不跑到城里做什么？她那天是真的生气了，不顾店里的客人，甩下手里夹菜的筷子就到楼梯口下围起来的房子里，过了一会儿，就嘤嘤地哭起来，致使店里的客人纷纷离去。
我在店里见过她辅导孩子做作业。她的孩子已经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但她还是一口浓重的关中话。似乎受她的影响，她的孩子常把“村”
和“葱”，“芽”和“压”的发音混淆在一起。那天我看她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她的丈夫在操作间煮着面条。店里有两个民工，抽着纸烟大口地喝曹家巷着面汤。
二
老张似乎一天就做一次饭。只有做饭的时候才从店里面出来，在门口的蜂窝煤炉子上架口马勺般的小锅煮一碗白面。其余的时间就窝在黑乎乎的店里，整理碟片，躺在椅子上看新买进的港台大片。隔着一扇棉布帘子，老张店里放录像的声音显得刺耳，不是枪炮声就是搏斗声，吸引着一些闲逛的年轻人进进出出。
老张的头顶已经完全秃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头秃顶了，周围的人都叫他老张。老张是一个租碟店的小老板，兼营盗版碟的买卖。人长得瘦，胡子经常不刮，常年趿拉着一双拖鞋，看着有些邋遢。有一阵子，他在店里摆了几台游戏机招揽了一些孩子放学后打游戏，结果被家长骂了个狗血喷头。那些家长诅咒老张的店被派出所查封，每次路过老张的店门口，都指桑骂槐地说些难听的话。老张的租碟生意因此一落千丈，只有些睡不着的打工者在傍晚到店里挑一些碟看。后来，网络流行了，许多人都在网上下载流行的电影。
所以老张的店里格外冷清。到后来老张干脆不出来了，成天在店里待着，即使夏天也是待在闷热的店里，摇着一面大扇子睡去再醒来。后来，周围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就挤到老张的店里玩一种名叫“飘三页”的扑克游戏。当然，那种玩是要赌钱的。那一阵子，老张的店里显得异常神秘和寂静。老张连饭也顾不上做了，经常叫对面饭馆的伙计送碗面来，吃完就继续作战。结果老张输了不少，输了他就眼红，眼红了就继续赌，最后欠了钱，店面就输给了别人。最后，他的租碟屋成了洗头房，在巷子里灯红迷离起来，格外刺眼，如同老张放港台枪战片一样吸引人的目光。
老张不喜欢到别的地方去大概是他也没什么地方落脚。他还是留在了巷子里，穿着一件蓝色的褂子服，推着一个汽油桶改造成的火炉子，做起了烤菜饼的生意。他小心翼翼地折叠着饼子，往饼子里加些韭菜粉条，再把饼子折成三角的形状。有一个上午，我看见他没卖掉一张菜饼。他吃着自己烤的饼子，面部没有一点表情。
他后来做了小区公厕收费员，又开始焕发了之前闲坐的神态。他常常把一杯浓茶喝成白开水，然后就是整理毛毛钱，折叠一卷卷卫生纸。洗头房的姑娘们上厕所是免费的，这个巷子里所有开店面的人上厕所都是免费的。我认识老张，我上厕所也是免费的。后来我听说老张承包了公厕，也不交什么承包费，小区管理处的要求就是他必须打扫干净厕所，不能影响周围环境。
但老张管理的厕所很脏，脏到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老张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听说他是内蒙古一带的人，也有人说他是河南的。他大概有40岁的样子，陕西话说得地道。他见了小区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总是很远就点头哈腰着递纸烟，送汽水。
老张在公厕收费口摆了些廉价的汽水和饮料，那些饮料瓶上落着厚厚的灰土，一年四季都安静地摆在那里，就像他的烤饼，很少有人来买。
三
谁也不清楚他姓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