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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在众人之中，但他不可以完全成为众人的一分子；他与众人应该保持一种尽量客观的联系。这样会使他避免与社会人群有太过紧密的联系，这也就保护自己免遭别人的中伤和侮辱。关于这种与人交往的节制方式，我们在莫拉丹所写的喜剧《咖啡厅，或新喜剧》中找到那值得一读的戏剧描写，尤其在剧中第一幕的第二景中对 d．佩德罗的性格的描绘。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社会人群比喻为一堆火，明智的人在取暖的时候懂得与火保持一段距离，而不会像傻瓜那样太过靠近火堆；后者在灼伤自己以后，就一头扎进寒冷的孤独之中，大声地抱怨那灼人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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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城…黄碧云
t xt＋～小＜说＋天＞堂
失城
如今想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我不得不驶着救护车通街跑，蓝灯不得不闪亮，人也不得不流血、死亡。人死了，爱玉也不得不眉飞色舞，我也不得不和她结合。
我第一次目睹流血死亡，才是上班后两个星期。死人毕竟跟实习时的橡皮人儿不一样，会有腥膻的气味，喉头格格的最后呼吸声，还有亲人吵耳的哭闹。
伤者在途中已经死亡，同僚在后面说：“不用急，把响号关掉吧，吵死了。”
我便慢吞吞的，红灯停车，绿灯前进，像在驾驶学院学车一样。才抵达医院，死尸才抬出，一群男女已经蚁般拥着死者家人：“棺木寿衣殡仪全套。”“我们现在八折。”“我们送寿毡、花圈、私家车接送往火葬场。”“call11183888。”我吃惊了，不禁道：“你们可以放过家人吗？”有一个女子，细细小小，戴着一顶垒球帽，高声反驳道：“人要死，死要葬，生意要争，不得不如此呀！”她就是爱玉。
我们恋爱，结婚。她怀孕，挺着大肚子找死人生意，我在深夜的街道载着伤者在城市奔驰。在郊外买了小屋，屋前种着丧气的芒果树、细小而非常酸的黄皮果树。
当夜班，总在黎明时浇花、煮食，恐怖而平静地期待将来——不得不如此。
隔壁搬进来时竟是一个黎明，才5时，吾妻爱玉，正在嚓嚓地踏着衣车，修改寿衣——死者淹死，死后身体竟比生前大了两码，爱玉为死者改他生前穿的西装，我在吃极其难吃的酸黄皮，隔邻驶来了一辆黑小货车，静静地下来了瘦瘦小小的一家人。瘦小青森的男子，瘦小而黑眼圈、头发稀疏的女子，4个瘦小如猫的小孩，合力地搬一张桌子，进入邻屋。又静静地从小货车里搬了几张床褥、枕头、杂物。
最小的小孩又提着一个大藤笼，笼里有只肥大无比的大白老鼠。
后来见他们一家人在客厅，睡在大桌子上，白老鼠午夜叫得吱吱作响。
我和爱玉不大见到我们的新邻居，有时看过去，只见他们空荡荡的大厅，只有一张大桌子可怜兮兮的。青森男人驶着小黑货车上班，瘦小的4个小孩，深夜坐在二楼的露台边看月亮，瘦小女子却独自在客厅里看电视。瘦小的男子深夜在花园修理衣柜，有时我下班回来，男子偶然咧着一排闪亮的白牙向我一笑，瞬间便没有了，黑沉沉的，我总怀疑那不过是个闪亮的梦。
爱玉有轻微流血，进院检查。一夜我在花园里吃面包，空气有隔街玫瑰的香气与宁静。忽然有人敲了门，原来是青森男子。他也是这样咧着白牙，怯怯地笑，道：“我叫陈路远。我住在隔壁。”我只好打开门请他：“差不多凌晨了。你们都很晚啊。”他笑：“打扰了。”我接道：“进来喝杯咖啡。”他略一犹豫，才道：“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有些事情发生了。”我吃完最后一口面包，道：“好。我穿件衣服。”
陈路远便站在门口等我，抬头看月亮，低下头来，羞羞怯怯地看脚下灿烂的雏菊。我们踏在月白的街道上，我搭讪道：“我叫詹克明。我当救护员。我太太是个殡仪经纪。”陈路远答道：“哦，我是个建筑师。太太没工作。有4个孩子，刚从加拿大回流回来。”才没几步，便到了他家。
他家门口有支染血的大铁枝。
我略一停步。他只看了铁枝一眼，便引我进入花园，若无其事。我恃着高他几乎一个头，70公斤175公分的身材，也无所谓，便随他进去。
门半虚掩，扑面是熟悉的腥膻气睐。他推开了门，门后是一池塘鲜血。
“你要进来吗？没关系，他们都死了。”
客厅还亮着灯，电视正在播无声的粤语片，镭射唱机转动，传来了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陈路远侧耳听着，现着光辉宁静的、基督徒一样的神情：“多么美丽的音乐。多么接近宗教，像歌德教堂、古埃及金字塔，让人往上望、往上望——生命转瞬即逝。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瘦小女子还张着眼，像在看电视，有一种童稚的专注神情，端端正正地坐着，脑浆沿额角流下，穿一件家常运动衣，都湿了，染着血，像流了一身汗。
“对不起，吓着了你。要喝杯咖啡吗？”
我站在那里，全身冰凉，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血淹了我的运动鞋，脚尖凉凉腻腻。我说：“还是不了。我想我要报警。”
陈路远浅浅地笑起来。“不用急，我弄了咖啡。喝一杯才去报警吧。反正我都在。”又低下头，道：“对不起，麻烦你了。孩子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急道：“不用了。”忽然心慌意乱，问：“白老鼠呢？”陈路远道：“不得不如此。”
也不知有没有答着我的话，又侧身道：“你听听。巴赫的音乐，来回反复，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如此。你到过阿姆斯特丹的新教堂吗？我在那里听风琴奏巴赫的音乐。
在欧洲，事物长久而宁静。回到香港——发觉我三年前建的公寓房子，已经拆掉——你喜欢巴赫的音乐吗？“我忙道：”哦，我听kenny g。我先走了。“他站在血塘中，还是十分有礼道：”对不起，我满脚是血，还是不送了。孩子不知死掉没有，我上去看看。“便扬手叫我走。
我发狂地奔跑，在门口绊着了铁枝，“啪”的跌在地上，一路是血。一路的脚印，点点开着，如雪中红莲。
“有些事情发生了。事情发生了。发生了。”
报警的人有点神经错乱，大概吓着了。我刚收到同僚林佳又升职的消息，区指挥官的职位我无望了。他们说，是由于本地化政策。我独自在夜里吸一口烟，跳望维多利亚港的景色——殖民地将永远消失，像我妻维利亚，不得不永远消失。现在她会在尼波里某个草原小屋的火炉之旁吧，天气已经凉了。但香港是没有季节，不容回顾思索的。如今想来，维利亚离开我已经整整6个年头，期间我竟然没有想起过她。就只在今夜……
凌晨12时31分抵达现场。法医、摄影师还未到达，救护员初步证实5个伤者已经死亡。报警者是邻居，红着眼，军装督察跟他道：“伊云思总督察来了。你仔细跟他说一说。”年轻男子便跟我说：“他只是说，有些事件发生了。他没有说，我做了一件事。好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他脸容非常忧愁。
疑犯还在厨房里，督察说。警察到达时他正在煮咖啡，现在在喝咖啡：“就像一切跟他没有关系一样。”督察说。没有上手铐，因为他没有武器，而且非常安静。
我一皱眉，便上二楼视察命案现场。
“孩子分别是三、四、六、七岁，二男二女，六岁及七岁女儿在这房间。”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房中央是一塘血，血中有断指，尸体应该是受害后再移至床上。
“3岁及4岁的儿子在这里。我还以为他们在睡觉。”督察推开了另一度房间门。此时摄影师及法医官到了，正在嚓嚓地拍照。两个儿子伏在床上，还盖着被，只是墙上一大片鲜血，脑后亦呈星状，骨头碎裂。“凶器呢？”督察答：“疑犯已经包好在胶袋里面，还标了笺，上写‘凶器：铁枝一枝，刀一把。”“先送他到精神科检查，才下口供。”“yes sir。”
我在满室血污的房间站了一站：当了警察三十多年，第一次感到血的腥膻与昏浊。我很渴望可以喝一点威士忌酒。窗外有蓝光，微微闪动。我大叫：“把警号关掉，蠢材！”军装遥遥地应道：“yes sir。”但仔细一看，原来是蓝蓝的月光静静隐着杀机。我非常的苍老及疲倦，便微微地打了一个颤。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我老了。我原来老早已经忘记恐惧的滋味，此刻我非常的惶惑与恐惧，而且孤独。
我想我要离开这个殖民地了。殖民地将不复存在。
精神科初步诊断疑犯精神正常，有轻微忧郁倾向及患了点伤风。他在警局一直不肯说话，而距离48小时合法拘留只有10小时，疑犯家人都在加拿大，只有死者在港有个民兄。据此人说，谋杀案发生前两天，银行突然多20万现金转帐，案发后翌日收到陈路远寄给他的信，嘱他用了20万元安排死者及4个子女的葬礼：“我恐怕有很长时间不能再见你了。”信上写道。
陈路远非常瘦削而且安定，静静地看着我。我开腔道：“案发后你在厨房喝蓝山咖啡。你喜欢蓝山咖啡？”他毫无所动地看着我，就像有谁，有什么，在他里面死了。我心头一动，像看到了我自己。我示意警员出去预备咖啡，我又掏出了在现场搜出的照片。一间乡村房子，大概在加拿大，陈路远一家和一只大牧羊犬站在园子里的照片，全都笑着，连牧羊犬也张着嘴，附和着。陈路远略略低头，看了看照片，又不知看到什么远处去了。警员送来了咖啡及携来了耳筒镭射唱机及喇叭。咖啡香弥了一室昏黄。镭射唱机播着案发时他听着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一号组曲。我点了一支烟，就深深地陷入沉思与静默之中。
“你喜欢巴赫的音乐？”陈路远没有回答。“我想你不愿意再说的了。多么好。
你知道吗？我下了班不说话，有时在兰桂坊喝整个黄昏的酒，光听人家在吵。不说话是一种奢侈。“陈路远看着我了，不知在聆听，还是在想。
“我太太，她叫做维利亚。我们刚在德布连结了婚我便带她来了香港。你去过爱尔兰吗？那是个美丽而忧愁的地方。草原上有马，春天时满地开了野菊。我们的儿子叫大卫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