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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不出错的，名家也是人嘛。
老吴的麻烦是，他把心里的体会在政治学习会上讲出来了。
学习会是每个星期都有的，每个人都要发言的。
老孙，几个月前是编辑，听了以后，说，你的意思是毛主席也会出错了？
老吴脸筋跳着，说，我一些些那个样子的意思也没有！
老齐，几个月前也是编辑，点了树下头，说，深挖下去的话，其实有一层恶毒之处，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把毛主席等同我们这样的人，大家可以想想，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老齐向来说话很慢，老吴很有时间镇静下来。
老齐刚说完，老吴就说，你的意思是。敬爱的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人了？
老齐看着老吴，之后，看看老孙，看看其他人，再看着老吴。
老吴一个眼睛是惊叹号，一个眼睛是不用回答的疑问号。
大家都看着进驻杂志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传毛泽东思想工作队，简称军宣队的班长大李。
大李卷了一支锥形的烟，叼在嘴上，划着火柴，挤起左眼。点好，把桌上的帽子甩到后脑勺，话和烟纠缠着出来。
“要叫俺说？好！俺说。
俺会种地，会打枪，你们哪个会？？要不是个文化大革命，俺不会到这个城里，也不会拉扯着你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就学习毛泽东思想，哪个叫你们仿老婆子拌嘴？寻思俺看不出来呢！
骂人不带屌，杀人不用刀，说你们是臭老九，俺寻思了，不冤枉！简简单单一条语录儿，吓唬来吓唬去，乌龟咬王八的球，哪个咬到哪个来？要叫俺说，秃子头上走虱虫，明摆着的三个字，共产党，共产党讲究个认真。你们，都算上，哪个是共产党？”
是的没有说是，不是的没有说不是，都看着大李。
二、
之后，回去打点行李，下五七干部学校。
干校除了劳动，学习，开批判会，当然还要吃饭。
吃了饭，当然还要拉屎。
干校七百人，每天下来，三个茅房的坑，当然都是满的。满了当然掏出去，好能再拉。
粪不难掏，用长把的勺舀到大桶里，把桶挑出去，倒在场上，晾干就是了。难的是防猪吃和防狗吃。
猪和狗，都有背景，不是好惹的，猪是贫下中农的猪，狗呢，也是贫下中农的狗。打狗须看主人，轰猪呢，自然也要看主人。
狗改不了吃屎，批判稿上常用来形容除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的本性的俗语，却是一件需要认真的事。
老齐被分配去看猪和狗。老齐看稿子很快，会认很潦草的字。
于是，不是屎被猪和狗吃了，就是猪和狗被老齐打了。
批判会上，老齐的罪，最轻的是，不认真。老孙发了言，老吴也发了言，大家都发言了。
老齐连夜写了检讨。以后不断地写检讨，因为狗改不了吃屎。
三、
粪倒在场上，晾一两天，就成了粪干。粪干需要大致捣碎，之后扬到地里去，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不让老齐看猪和狗了。老齐、老吴和老孙，都去捣粪干。
老孙捣得很认真，居然在干校的大喇叭里被表扬了一句。
老吴和老齐，决心更认真。
先用石头把粪干砸裂，再砸，粪干成了小块。再砸，粪干由黑变赭。再砸，由赭变黄，变金黄，变象牙白，呈短纤维状，轻轻地软软的，有一股子热烘烘的干草香气，像肉松。
四、
起风了，突然间就很大。
粪都在天上。
老齐、老吴、老孙 猪、狗 ，都望着天上。他们觉得，好久没有抬头看过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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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与与国学…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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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有一位朋友在内蒙古插过队，他告诉我说，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原因是这样的：那个来自内地的、长耳朵的善良动物来到草原上，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快乐地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被吓得一哄而散。于是一方急于认表亲，一方急于躲鬼，都要跑到累死了才算。近代以来，确有一头长耳朵怪物，奔过了中国的原野，搅乱了这里的马群，它就是源于西方的智慧。假如这头驴可以撵走，倒也简单。问题在于撵不走。于是就有了种种针对驴的打算：把它杀掉，阉掉，让它和马配骡子，没有一种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希望驴和马能和睦相处，这大概也不可能。有驴子的地方，马就养不住。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儿的意见最为正确：对马来说，驴子的确是可怕的怪物。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发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暖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重实用的倾向。他们还以为，这一点并不坏。抱着这种态度，我们很能欣赏一台电动机。这东西有“器物之用”，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些贡献。我们还可以像个迂夫子那样细列出它有“抽水之用”、“通风之用”，等等。如何得到“之用”，还是个问题，于是我们就想到了发明电动机的那个人——他叫做西门子或者爱迪生。他的工作对我们可以使用电机有所贡献，换言之，他的工作对器物之用又有点用，可以叫做“器物之用之用”。像这样林林总总，可以揪出一大群：法拉第、麦克斯韦，等等，分别具有“之用之用之用”或更多的之用。像我这样的驴子之友看来，这样来想问题，岂止是有点笨，简直是脑子里有块榆木疙瘩，嗓子里有一口痰。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然的了解，在人对自然了解的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按老派人士的说法，它该叫做“之用之用之用之用”，是末节的末节。一个人假如这样看待人类最高尚的品行，何止是可耻，简直是可杀。而区区的物品，却可以叫“之用”，和人亲近了很多。总而言之，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由此产生的狼心狗肺的说法，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发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做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的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惟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二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绐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于。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么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的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