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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数学课都从具体的方面教起。年龄较小的儿童有牙签盒和纸做的计算器，他们用这做加减法；大一点的学生在学新步骤时，可以撕些纸张或画些方块帮助计算。学生都有事可做，要教的步骤就从这些事情中体现出来；然后由儿童自己来分析所做的事情，最后才让他们用纯粹的数字做例题。
芝加哥的许多公立学校也试图以各种方法使工作更有生气；把儿童自己所能处理的材料引入课程，从中儿童可以理解自己的功课。这种做法对于正规的课程也是适合的，它不依赖于各个教师的任何独特的东西，但是可以在整个学校系统中采用，就像教科书现在在许多学校中通用一样。这种做法现在主要运用于低年级的历史课与公民教育课，不过不难想象，将来在地理课或其他科目上也可以采用。低年级的历史课，大都用一种沙盘来帮助教学。儿童也许在研究原始时代的房屋建造的方法，他们就在沙盘上搭起草屋、洞穴及窠巢，或者爱斯基摩人的雪地小屋。儿童自己做一切工作。教师把有关要学习的盖房问题交给学生，希望他们自己来解决，只是在需要防止出错时，才给予建议和帮助。三年级在学习早期芝加哥历史时，也以同样的方法使用了沙盘。他们用沙子堆成了一个粗略的邻近区域地形图，然后用树枝搭了最早定居者造的碉堡及小木屋，栅栏的外面是印第安人的营帐。他们还把水灌到江湖中，上面还浮着几只小艇。其他年级在学这个早期移居者的交通运输史以及木柴工业的发展的时候，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高年级学生学习市政管理时，利用沙盘来说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有个房间用来作为救生站，旁边停泊着各种式样的救生艇和救生索。此外还有电话间、邮件传达室、包裹邮件所等；还有一个环境卫生所，这是儿童们最为得意的，因为他们模仿的就是学校附近胡同常见得到的那些情景。在那些肮脏的胡同旁，就像在学校旁的胡同一样，他们根据教师告诉的其他城市的设施情况，也建起了一条模范胡同并配上了最早的卫生垃圾箱。
在另一个学校建筑中，所有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组成了许多公共俱乐部。他们把学校所在地区划分成许多较小的区域，每一个俱乐部负责一个区域，同时各自把地界测量清楚并制成地图，计算这一区域有多少灯杆、街巷、垃圾箱，需要多少警察，或者全神贯注地从事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接着各个俱乐部决定他们要为自己的区域做些什么，如打扫街巷，改进街道照明等，并动手实施这些计划。凡成人公民团体所用的方法，他们都采用了。除了清扫街道外，他们还给城市有关部门写信，在市政厅请愿等。学生们做这些事情异常高兴、热心。现在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要通过登广告和举行街邻会议为学校筹建一座操场。这些年级的英语课也是根据各俱乐部的工作规划的；学生们留意着他们的工作，还画图和写信。
大部分的手工和实际作业严格来说并不是为职业目的而教的，而是阐明所主张的“从做中学”的原理。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今天争取进步的几乎所有学校中随时可以见到。全国许多学校都尝试办起了由学生自己掌管的印刷所，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印刷设备的安装不是要教学生掌握这一行业的各道工序，而是要使儿童可以自己印一些小册子、海报，或者任何学校经常需要的其他文件等。学生对排版、印刷及拿到印刷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仅这样，就是这项工作本身，也被证明对英语教学有特殊的价值。排字是练习拼音、标点、分段以及语法的极好方法，因为排印一篇东西为避免犯错误提供了一个动力，而这种动力在学生为应付教师而做的书面练习时是决不会有的。校对也是同一种类的另一项练习。在这些学校里，一年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出版物，都是这些印刷所印刷的，其中包括拼音字母表、课程表以及学校文件等。
许多学校正在那里进行种种实验，想使英语课的教学更具体化一些。用教材教授的方法——就是先学各种规则、定义，然后练习、应用——已经证明是失败的了。每个教师都熟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男孩在一张纸上写了50遍“I have gone”，为的是把正确的形式牢牢记住，可是随后他临走时在这一页的下面留了个便条给教师，开头就是“I have went home”。英语课的目的看来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儿童看不出在孤立的语法及拼音上的进步对他从事的最感兴趣的事会有什么好处。如果语法及拼音上的进步是学生在做其他工作时附带得到的，那情况就完全两样了。这时再来告诉他为什么要写作、拼音、标点及分段，为什么要正确使用动词，改进便成了一种经验的自然要求。印第安那州葛雷学校的沃特（Writ）先生觉得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该州课程所要求的通常的英语课中又增加了“英语应用课”。在这些课上，从事木工或烹调活动的班级讨论英语在从事这些学科的这些工作中的用法，并从语言角度纠正任何从事其他类似活动会出现的文字错误。这些班级中的一个学生，在纠正了语法上的一个错误后，无意中听到她说了一句：“那么，为什么英语课上他们不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对这个问题，她旁边学生回答说：“他们说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
在一些学校，如芝加哥的弗朗西斯？帕克学校（Francis Parker School），伊利诺伊州里弗赛德（Riverside）的“村舍学校”（Cottage School），英语课在低年级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教的，而是学生结合历史课写作文，记叙他们的旅行见闻和不用教科书所进行的其他活动。着重点是帮助儿童表达其思想，不过这种做法也为写作技能所需要的训练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语法在芝加哥的公立学校课程中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出现；每当课堂中任何一个学生发言，每一次书面练习，教师就上一堂语法课。
可是，如果能帮助学生在学习语法和规则时，以他们的自我分析作为第一步而不是最后一步，那么语法课是可以给予一个目的的，甚至11岁的儿童也会感到兴趣。这一点在布林莫学院（Bryn Mawr College）附设的菲比索恩实验学校（Phoebe Thorn Experimental School）做得很成功。文法在课程中没有地位，但是学生们问了许多问题，以至于他们的教师决定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为起点，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语法规则。只须从每周两三次的英语课中抽出几分钟就够了。三个月后，全班学生都能分析任何简单句子，能够立即区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对动词“to be”的各种规则也完全熟悉了。语法课成了一门受欢迎的课；师生一起还发明了许多有助于训练的游戏。例如，一个儿童背上别了一张纸，上面用语法术语写了一个句子，全班就根据这个句子造句，如果谁能猜中纸条上说的是什么，他就取得第一名。课上不用教科书，教师提出一个句子，说这好比一个城市，通过讨论帮助学生把它分做几个地区——单数、复数，等等。从这些单复数开始，他们又扩展到其他语法规则。不过，现在进步学校的普遍趋势，似乎是要取消孤立的语法学习，把它以及其他英语练习（文学是例外）作为班里学习的其他科目的一个部分。
印第安那州英特雷肯（Interlaken）的男生学校的箴言“教孩子们生活”是“从做中学”的另一种说法。实现“教孩子们生活”这一点，与其说是通过专门设计来来使课程更有活力和更具体，或者通过取消教科书以及师生间过去那种储水池和抽水机般的关系来达到的，不如说是通过给儿童一个充满了要做的有趣的事的环境来达到的。
这所学校的建筑是学生造的，包括四五幢大的木料建筑物，制定计划，打地基和铺地基，木工活和房屋装饰，都经过学生的劳动。照明和取暖设备是学生看管的，所有的电线及灯管也由他们安装和维修。校内有一个600英亩的农场，农场里有牛奶房、猪圈及养鸡场，还要播种和收割庄稼。所有这一切几乎也都是学生干的；大一点的男孩操作收割机和捆谷机，小一点的孩子在一旁看怎么做。屋内的事情，以同样的方式由学生经管。每个男孩看管他自己的房间，课堂及走廊中的工作，则由学生们轮流值日。有一个湖可供游泳和划船，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各种传统的体育活动。大部分的学生都准备上大学，不过，他们进行的户外及手工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比城市里的中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准备升学。
学校也从邻近村庄购来当地的报纸，并且编辑和印刷反映地方和学校新闻的每期四页的周刊。学生们要搜集新闻，大部分的稿子和全部的编辑印刷工作都由他们负责；他们还是刊物经纪人，要做登广告、刊物订阅发行等工作。英语教员也常常给他们必要的帮助。他们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他们想了解某些工序，以便帮助他们离校后谋生，而是因为使用工具，从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应付各种不同问题，从事户外锻炼，学会满足个人日常需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教育的影响，它们能培养技能、创造性、独立性和体力——一句话，能培育人的性格和知识。
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正在改革自然研究这门课。其意图是要使这门课富有生气，从而使学生能真正对动植物有点感觉，并且真正学到一些科学知识，而不仅仅是一些对自然的触动情感的描述和赏心悦目的作品。它也不同于自然研究的材料堆积，后者并不比文学类的记载更富有真正的科学色彩。这里教师教给学生的是一大堆孤立的事实，所依据的是教师多多少少从各方面搜集来的材料；学生一个东西接一个东西地学习，每一个东西和别的东西或任何一般的工作计划毫无联系。尽管一个儿童学了外部世界的一大堆事实，但在使自然本身更为真实或更易理解方面，他获得很少，或者一无所获。
假如要把自然研究变为一门科学，学生的手头就必须有真正的关于这门学科的材料；学校里必须有一个实验室以及各种实验和观察的设备。这一点在乡村很容易，因为自然就在校门和窗户外面。这门课能够以极完备的形式组织起来，就像前面已经描述过的菲尔霍普和哥伦比亚学校那样。
伊利诺伊州里弗赛德的“村舍学校”和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Green Wich）的“森林小学校”（Little School in the Woods）对于自然课研究给予极大的重视。在前者即村舍学校中，儿童有一个园地种植各种蔬菜，这样他们无论春天秋天，都能在烹调课上用上这些蔬菜；园地里所有的活都由学生干，如种植、锄草和收藏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养了一些动物。例如，他们养了一只罕见的鸟，这鸟和任何一名儿童一样是作为学校生活中的一员看待的，儿童们照料着它，看着它的生长，知道它的习惯，对各种野鸟的兴趣也变得愈加浓厚。在学校后院里有只山羊，它是这里最受喜爱的，儿童们从它还是小羊羔时就开始养，现在依然照料着它。学校处处鼓励学生，要他们照看和报告学校里供玩赏的动物以及他们在森林中发现的动物的情况。
在格林威治的“森林小学校”，室外作业是全校组织的基础，其中自然研究起着极大的作用。无论是什么季节和天气，学生常常成群结队深入丛林，研究树木花草的各个季节的各种形态。他们学会辨别各种鸟类及其习性，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昆虫，识别天上的星星。事实上，他们在户外花去的时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亲手获得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界各个方面的知识。学校的组织者把室外活动这一基础称为“森林知识”（woodcraft）；他相信，经历一些在森林中生活的人所要做的事——骑马、围猎、野营、搜索、攀登、划船以及印第安人的各种手艺——将会培养出强壮、健康、独立、有充分发展的性格以及对自然美的深刻感受的青年人。这么一来，自然研究又成为上面这些训练的一部分。无论学生干什么，划船、散步或是从事园艺，总有一位教师与学生结伴，向他们解说有关活动以及为什么这么做，要他们留心周围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个学校的儿童，即使年龄很小，也有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欣赏力，这种认识和欣赏力就是在乡村生活的儿童中间也是很难得的。
在大城市中研究自然，提供了完全不同的问题，那里只有公园及庭院有各种花木，惟一的动物是送货的马和巷子里的猫。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有理由感到为难，当学生从未见过自然的时候，究竟什么才是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