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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吴敬梓自己就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生在一个“科第仕宦
多显者”的家族里。他的家庭本来是相当富有的，由于轻视金钱，热心帮助
别人，他没有多久就把家产挥霍光了。33 岁的时候，他从他的家乡安徽全椒
移居南京，过着贫苦的生活，有时竟至断炊。程晋芳在给他做的传记中说：
“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①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
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
夜如是，谓之暖足。”这个故事真切地写出了他的贫苦的生活和他不向贫苦
低头的性格。1735 年，他36 岁的时候，当时的安徽巡抚曾打算推举他入京
① 原缺一字，当为樊圣谟。
去应“博学鸿词”的考试。“博学鸿词”，这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网罗特殊的
人才而设的特殊的考试。1678 年，清朝统治者曾经举行过一次来收买从明朝
遗留下来的有名的文人学者。隔了五十多年才举行第二次，所以被荐举去应
这种考试，在当时的读书人中被认为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很难得的机会。
然而吴敬梓却借口害病，拒绝不去。这样一个人，生活在像《儒林外史》所
描写的那样腐败和势利的社会里面，生活在那样一些庸俗和无耻的知识分子
中间，是会感到怎样的孤独，怎样的闷气呵！要不和卑鄙的黑暗的现实妥协，
也不被它压倒，一个人必须有理想。而一个文学家，更正是由于他有理想，
然后才可能站在比现实更高的地方来观察它，描写它，然后才可能正视卑鄙
和黑暗，而且并不把它们描写得只是可怕，只是令人窒息。
如果说吴敬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
而写出的一些肯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作为理想人物来写的
第一回的王冕，是元朝末年的一个真人，然而《儒林外史》的王冕的故事并
非全是真事。根据宋濂的《王冕传》，王冕是以豪杰之士自负，还是颇有一
些锋芒的。在吴敬梓的笔下，他就恬淡和平得多了。在这个人物身上，有这
样几个特点。第一，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的
政治见解是儒家思想，主张“以仁义服人”。但是，第二，他不愿做官，也
不愿见做官的人。他拒绝了元朝的知县的邀请，也逃避明朝的皇帝朱元璋的
征聘。他以段干木、泄柳为他的模范。泄柳和段干木是春秋战国时候的隐居
的贤士，当时的国君亲自到他们家里去见他们，一个闭门不纳，一个逾墙逃
走。第三，他小时放牛为生，后来也安于贫贱，以卖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几个特点大体上是包括了吴敬梓的理想的主要内容的。除了王冕而外，差
不多和那些因为热中功名富贵而精神空虚以至精神堕落的人物在全书中所占
的比重相当，作者还描写了许多肯定人物，以他们来和那些精神空虚精神堕
落的人物相对照。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尊重自己的个性或理想，不
愿为功名富贵而屈辱自己。但是，为了把吴敬梓的理想的性质分析得明确一
些，我们还必须把这些人物加以区别。
庄绍光、迟衡山这样的人可以算作第一类。庄绍光，作者借书中一个重
要人物杜少卿说，他是“我所师事之人”，又说他不耐和词客相聚。虽然他
并不热中做官，但有人荐举他入京去见皇帝，他还是去了。他说，“我们与
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我，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入京后，看到“我
道不行”，才又回到南京，“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迟衡山也轻视科举，
瞧不起诗赋，他的最高理想是经史上的“礼乐兵农”。他说，“我本朝太祖
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他生平所作的一件最
重要的事情是倡议在南京盖一所泰伯祠。他说，“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
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样的人实在
很有道学气味，他们的理想不过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封建思想，道地的儒家的
正统派思想。迟衡山的倡议得到了实现，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成为全书中的
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书中并夸张为“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
声雷震”。泰伯祠的主祭虞博士，书中说他是“真儒”，说他是“圣贤之徒”，
按道理他的思想也应该是儒家的正统派思想，然而书中却把他写得隐逸气味
很浓厚。杜少卿称他为“上而伯夷、柳下惠，下而陶靖节一流人物”。这里
可见吴敬梓心目中的圣贤，并不一定必须是孔孟，也可以是伯夷、柳下惠、
陶渊明那样的人。虞博士那样的人特别被推崇，还因为他能够用自己的行动
来感化人。作者借书中一个人物的嘴来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
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根据向
来的说法，虞博士、庄绍光都是以当时的实有的人物为模特儿来写的。虞博
士说是写的当时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庄绍光说是写的程廷祚。吴蒙泉的为
人到底如何，我们已经不大清楚。但关于程廷祚却还有许多材料可考。程廷
祚是一个早年相信颜元、李塨的学说，后来却调和于颜李学派和程朱学派之
间的道学家。书中写的庄绍光的某些经历是和程廷祚的生平相近的。然而，
把书中的人物和他的模特儿相比，显然作者也是加以理想化的。程廷祚并非
那样“恬静”，那样襟怀冲淡。他1735 年，应“博学鸿词”科没有考上。1751
年，已经是61 岁的老头儿了，又到北京去应“经明行修”的考试，结果又没
有考上，而且颇有些悻悻然，写了一封“南归留上海宁陈相国书”①，说这两
次考试都取的人很少，这位“陈相国”没有讲话，违背清朝皇帝的求贤之意，
并最后以古人“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自比。这哪里像小说中的庄绍光那样
潇洒自得呢？《儒林外史》的后一部分还写了一个萧云仙。他虽是武人，却
读过史书。他镇守边疆的时候，鼓励居民开垦田地，并动用钱粮来兴水利，
开沟渠。然后是建立先农坛，行祭祀之礼，并且开办学堂，教居民的孩子读
书识字。这个人物好像就是为了实现迟衡山的全部理想“礼乐兵农”而描写
出来的一样。然而，迟衡山的古礼古乐也好，虞博士的以德化人也好，都一
点也不能挽救当时的封建社会的腐败，而且最后这些人物也不能不风流云
散，销磨殆尽；萧云仙的“兵农”也不见重于当世，只是落得了一个破产赔
偿筑城费用，满怀抑郁——作者大概自己已经感到了这样一类理想的幻灭
吧？
杜少卿对庄绍光、迟衡山等人是很敬重的，但他却应该算作第二类。杜
少卿原来是一个豪华公子。他很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就
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瞧不起科举，说“这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
他又轻视金钱，人家向他求助，以至欺骗他，他都慷慨地“大捧出来给人家
用”。因此，他很快就把田产卖光了，移家南京。他又藐视当时的某些礼教
和风俗，醉后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使得两边的游人不敢仰视。巡抚荐
他入京见皇帝，他却装病不去。他对他的妻子说：“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
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什么要送我到
京里去？”后来贫穷到“卖文为活”，但却“布衣蔬食，心里淡然”，满足
于“山水朋友之乐”。这个人物，向来认为是以作者自己为模特儿来写的，
在生活经历上的确很像。书中对这个人物是很赞赏的，有一个人说他“品行
文章是当今第一人”。这样的人物已经和庄绍光、迟衡山有些不同了，按照
严格的封建主义的正统派思想看来，他已经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气味
了。作者在书中还写了几个世家公子，虽然个性各有不同，在某些地方是相
近的。最早出现的蘧景玉，就是一个轻科举、重孝道的浊世佳公子。由于县
里的风俗非常势利、“激而为怒”的虞华轩也是一个“文行”都好的大家子
弟。我们可以说，比起庄绍光、迟衡山来，作者是更爱杜少卿、蘧景玉这样
的人物的。
①
据《清史稿·大学士年表一》，乾隆十六年（1751）大学士中有陈世倌。陈世值是年三月重入阁，四月
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九月，管礼部。任职至乾隆二十三年。又《清史稿·列传九十》：“陈世倌
字秉之，浙江海宁人。”此陈相国当即陈世倌。
还有第三类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儒林”之外的市井小民，然而作者却
给予了他们以正面人物的地位。牛浦郎开小香蜡店的祖父牛老儿和间壁开米
店的卜老爹，作者以爱抚的笔触把他们写得忠厚淳朴，而且把他们之间的友
谊也写得很诚恳动人，牛老儿死后卜老爹常常想念得流泪。戏子鲍文卿在封
建社会里的地位是异常卑下的，然而他却有正义感，爱惜人才，并且很有操
守，拒绝说情受贿，说“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书中人物向太
守说他“颇多君子之行”，说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不如他，这就是作者写这
样一个人物的用意。这部名为“儒林外史”的小说，并非以“儒林”中人结
束，而是最后写了四个市井之间的“奇人”。一个是写字的，一个是卖火纸
筒的，一个是开茶馆的，一个是做裁缝的。特别是最后那个做裁缝的荆元，
他居然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了和读书识字、弹琴做诗平等的地位。这样
的描写，是和写王冕靠卖画为生、鲍文卿靠卖艺为生、杜少卿靠卖文为生一
起，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吴敬梓的一种很可宝贵的思想的。他显然认为，靠自
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才是最高尚的，而且用这来反对那些靠出卖灵魂来取
得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儒林”中人。这样的思想，就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
时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观点了。
从吴敬梓的心目中的这些肯定人物看来，他的正面的理想是既有保守的
部分，也有民主主义的部分的。他把礼乐这一类封建教条，孝弟这一类封建
道德，庄绍光、迟衡山这一类基本上是抱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派思想的人
物加以理想化，并且用它们来和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丑恶的现实以及那些在嘴
里或者八股文里喜欢讲一些封建大道理、但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的封建地主
阶级的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就是前一部分。这一类的理想本身是并不高明
的，是保守的。然而，中国古代的作家常有这样的情形，他们找不到属于未
来的新生的理想的时候，就只有凭借这一类带有复古色彩的理想化的封建思
想来批判当时的现实。这种情形在吴敬梓身上也仍然可以看到。但吴敬梓更
为倾心的是那些更为尊重自己的个性、并且多少带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色彩的
人物。这种人物也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在封建社会里时常出现的。他们普通
也被称为隐逸，但他们既不是儒家的道不行然后退隐的处士，更不是以隐居
为做官的捷径的山人，而是根本对当时的政治不满，因而带有牢骚不平、愤
世嫉俗的特点。吴敬梓把下层的市井小民写得比当时的达官贵人可爱可敬，
就正是表现了他的牢骚不平，愤世嫉俗。当然，这也由于他中年以后坠入贫
困，接近了一些下层的人民，从实际的生活中发现他们具有许多美德，因此
他就更加唾弃那些精神堕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而把赞扬给予了这些自
食其力的小民。这种赞扬对于他所隶属的阶级来说，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性的
思想。但应该指出，在他的赞扬中也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他的阶级的偏见。他
所推崇的鲍文卿的“君子之行”，除了以上所说的那些特点而外，还有一条，
就是鲍文卿坚守他的“卑贱”的身分。他所歌颂的荆元等人，也并非仅仅因
为他们以劳动为生，而且因为他们虽是市井小民，却会弹琴吟诗，下棋画画，
爱读古书，有了这样一类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文采风流，然后
取得了“奇人”的资格。这是他的时代和他所从出身的阶级给予他的限制。
但是，他生在两百年以前，却能够在《儒林外史》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
的丑恶的事物，提出了尊重个性的思想，并且认为靠劳动养活自己才是光荣
的高尚的事情，而且在艺术的表现上达到了古典作品中的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