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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条小小亢龙”——第四十九回）。在南京，却结集着一群曾经历过各种
失败的人，一批失去了目的的人，以及一批不知其所以而盲然追逐的人。于
是南京又不仅仅是一个北京式人生的对比象征，南京表征着比较更复杂的一
般人生上的问题。北京式的人生，吴敬梓曾经藉周进、范进和匡超人等痛快
的嘲谑过了；也曾藉荀玫、王惠（两人不是沉浮不定，就是造祸及身）彻底
的否定过了；于是他切断这一景，把北京干脆远推到不再关心的后台去。当
他转到南京这边来的时候，一方面他采用了一个普遍的眼光，广泛地取材；
一方面便经此而展示出多种生存的样式，包括他不厌其辞去讽刺的，和他自
己还在徬徨疑惑的；一些流行在一般人中间的俗世生活，和一些明哲者在追
寻着的理想生活。但无论是此抑或彼，吴敬梓都把它们系在同一根桅柱上，
让它随着传统和现实所形成的风向去漂浮。
于是随着人物的递相赓续，开始了一种轮唱式的流浪故事。我们不妨先
把前面几个属于北京的人物和一些枝节的伴奏性的角色放开不论，姑且作一
个按序的出场，那么娄玉亭和瑟亭两兄弟可以说是最先揭开了这一连串流浪
的序幕。虽然娄氏兄弟本身并没有向南京方向去，但寄身在他家门下的，如
蘧公孙、牛布衣、陈和甫、张铁臂等人，后来都浪迹到南京或芜湖沿江一带。
而且人头会以后张铁臂、权勿用贪得无厌的丑剧，使得娄氏兄弟高门贵族的
豪侠梦破碎，庇护流浪食客的那一种自尊自负受到狼狈的讽刺，从此后娄府
门虽设而常关，这一批人再也找不到如此托庇之所了。受豪门豢养的时代后
来成为一种回忆而已（蘧駪夫道：“我家娄表叔那番豪举，而今再不可得了。”
第三十四回）。虽然杜少卿的慷慨又胜于二娄，但是当季苇萧说这话的时候
（同上节），少卿其实早已成了无恒产的平人，在秦淮岸边过着有出无进的
生活，所以二娄“结交宾客”的时代过去以后，从蘧公孙引出的马纯上开始，
读者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士子文人孤单单地踽踽在漂泊的旅途上。即使像季苇
萧这样乖巧善谋的人，能够在穷极无聊时，入赘商家打打秋风，但是仍然不
能因此而获得生根的乡土之念；实际上他根本就脱不掉中国文人本质上的那
一种流浪命运。
吴敬梓在许多故事里告诉我们，自从养士的古风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而科举渗入农村社会以后，士人已经由于种种原因，被迫、或被诱，离开了
他们曾一度生根于斯土的乡国，来到一个不再有权势护佑而实际是彼此利用
和依赖的社会上漂泊流浪（这时文人已从宾客降到被雇用的地位，例如周进、
牛玉圃、余大先生的遭遇就是例证）。当知识增进以后，就和素朴简单的古
老传统生活生出龃龉来（匡超人、牛浦郎是最好的例证），而来到社会上却
又成了无用之才。再回乡村故土既不可能，于是他们便无休止的流浪漂泊，
一世纪又一世纪的。追求虚饰无用的知识的结果，是整个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这就是吴敬梓对这个科举文化提出来的最大的问题。
同时，吴敬梓不仅指出科举制度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紊乱，他更把
这流离漂泊扩大到整个生存形态上去。从季恬逸的三餐无着，到庄绍光的玄
武湖隐居等等，作者简单地概括了两个类型，一个是基本物质的严重匮乏，
一个是精神上的不得要领。先就前一种看，吴敬梓在这方面的描写兴趣是相
当浓厚的。事实上，文人挨饿是个永远的苦难。我们在开篇不久已经看到周
进吃斋的苦戏，和范进草标卖鸡的闹剧了，接着杨执中这个三人小组的骗吃
骗喝等等，我们都撇过不谈，马纯上开始被饥饿所追赶而东飘西荡；牛布衣
从范进的幕客，而娄府的幕客，娄府席散门关以后，牛布衣似乎依靠无着，
就毫无目的地流浪到芜湖一个荒庵里；病死的时候，残骸之外，只有六两买
棺木的银子，和一本徒具空名的唱和诗集，而离家一千余里之外。这幕景象
自然是流落文人最凄凉的挽歌了。再说陈和甫打卦算命，永远如影逐形一样
的，承意观色在各式各类权贵的客厅里，情况的困顿狼狈也是可知的。接着
牛浦郎又冒着牛布衣的名字，离乡背井，寄食四方，双重的托身于人，到后
来不但真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完全失去了本来的自己，居然也就借用
着牛布衣的意识在那里生活。当然，这种景况就比牛布衣的客死，悲惨之外，
还加上讽刺。然而牛浦郎的故事并不是仅属于他个人的一个荒唐笑话而已。
牛浦郎以后，由季苇萧为首的一班浪子文人，一伙一伙地登场，包括辛东之、
金寓刘、季恬逸、萧金铉、诸葛佑、郭铁笔、金东崖等等。这一班人的共同
形象是：秀才方巾、衫履不整，以游荡为生活，没有一定的居处，而且根本
就没有行业；甚至，我们既不清楚他们来历，也不知道他们除了骗取以外究
竟怎样生活。他们像浮萍样的，忽然风向相同就聚在一起，忽然一阵乱风又
被吹散了。作者并不费文字去一一分辨他们，因此虽各有姓名，但面目是模
糊的，他们只有，也只认一顶方巾做共同的标志，只要见了方巾，就可以称
兄称友。在方巾意识下，他们结为一个大群体，呼吸着同样的空气，说着同
样的言语，做着同样的动作，于是在集体同化作用下，他们或结伴而行（如
牛玉圃、牛浦郎一对假祖孙，以及季苇萧一群），或孤形只影（如马纯上、
牛布衣、余大先生），艰难地，像漂鸟采食一样，流浪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大
城市之间；也像漂鸟的命运一样，没有一个地方可供长久的饱足，永远在食
尽则行的循环里生活。他们所凭藉的，既不是才智的供应，也不是真正的生
存勇气，简直只是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应而已。他们既被北京的成功所拒（秀
才之伦，在科举上只能算是最不幸的和最小的成功。做不成秀才还可以去种
田，做生意，做了秀才，运气最好的是坐馆，但永远不在朝廷考虑的人才之
列），又被他们自己离弃的乡土所遗，过着逐世如转蓬的生活。魏晋时代狂
狷之士曾经自我放逐于现实世界之外，而《儒林外史》中这一群褴褛的漂泊
者，却被放逐到最赤裸无情的生存环境里来。但是我们何必只把这命运限制
在科举时代的秀才身上呢？在一个被制度所僵化的社会，和一个空谈文教、
却观念狭隘因循不进的环境，这种中层以下的知识分子永远是被牺牲的。吴
敬梓至少已经无意中（或根本就是有心的）指出：举人进士固然是糟蹋自己
人格换来，但身家性命总算保住了，唯有这些遍地流落的秀才，才是最彻底
的沉沦：既无从以道德自守，又甚至丧失了根本的吃饱肚子的能力。不幸这
种秀才又不胜其多，检视《儒林外史》全书，除了寥寥几个举人进士外，描
写秀才生涯，或与秀才差不多类层的如童生、贡生、监生、廪生之类占了八
九成，假如说《儒林外史》是一部秀才史是更切实的。换句话说，这些不能
登上儒林传的秀才，便是一个社会中知识阶层的最大组成分子，也就是社会
的中等阶层（虽然在经济层面上，他们绝大多数降入了无产的贫陋），因此，
吴敬梓的全书构图已经一目了然，他早在柴霍甫前一世纪，已在关怀着这个
最苦闷无奈的人群，他认为生存的荒谬在这些人中间显出了最赤裸的面目。
因此他虽然不能不仍站在道德的立场，对他们德性上的自弃有所谴责，但是
他泄露了这一群人艰难破陋的处境，不能说不怀有某种怜悯之情的。
当这一群纯粹如觅食之鸟的流浪文人，还在踯躅来去的时候，吴敬梓开
始写杜慎卿，以杜慎卿逐渐引出另一层次的精神上漂泊无主的景况来。慎卿
本人原是不能归类到任何一个漂泊群里的，他在主题上是一个过渡人物。作
者写他似乎是在转换一种趣味。把季苇萧和萧金铉等那一群太荒唐鄙吝不堪
的场景结束，而过渡到杜少卿的磊落境界上来；因为一部《儒林外史》的整
个意念并不只在浮世绘而已。而同时慎卿本人也有若干潜意识是值得讨论
的。譬如作者一直把慎卿浸染在“自我爱恋”的情绪中（慎卿举手投足莫不
属此，而最嘲谑不过的，是雨花台夕阳中顾影徘徊的一景），照说像他这样
矜贵自怜，应该及早丢开季苇萧那一班糟烂的朋友，超然高立的；但他在南
京却终日和他们盘桓，甚至与季苇萧气味相投起来，结果便正落在他讥刺萧
金铉的那句“雅的这样俗”的讽言里。以他轻世傲俗的才情，却也投顺着当
朝的权威，例如他说方孝孺朝服斩于市不为冤枉这种含混是非的话，不免叫
人疑惑慎卿骨子里面究竟是不是真有一个生存的原则？慎卿算得上是绝顶聪
明的人了，可是他终于自误于歧途；神乐观会来霞士的一幕，就是慎卿后来
也会去优贡选官的预言，而做官在作者的价值系统里是没有可信地位的。吴
敬梓认为一个人刻意做官，不仅是放弃一己的操守，向现成的利益投降，并
且是放弃生存意义的追求，而自堕于已经论定的模式中（因此角色一旦做了
官，作者就停止对他的传述）。但慎卿终于进京做官，那么他忍受来道人的
恶丑，也就成了一个妙喻，而不足为怪的了。杜慎卿这种徘徊于两者之中的
居间性质，对他自己来说，倒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因为他永远在自我修饰的
优越心理中生活，以致于总不去逼近地揭开这一层外幕，让他自己去正视内
里的矛盾虚假。于是，就是像罗亭那样太晚来的悔痛也是绝不可能的了。
而这种居间性质，却在另外几个人物的精神上留下比较深刻的冲突痕
迹。他们大多是被播弄在两个价值世界里，一个是既有的传统价值体系，一
个是个人良知的价值观。因为这几个角色比较带有反省的气质，当两者发生
冲突而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就有了《儒林外史》里难得有的人物的心理过
程。换言之，有了心理过程，于是才展现了人物精神上的失主和失调。像王
惠、马纯上、庄绍光、王玉辉、余大先生等，可以算是其中最显著的例证人
物了。王惠本来是跟荀玫甚至匡超人等同型类的，他接受官场上现成的一切
作法；但是归降宁王的罪祸，使他在现实生活上不得不抛掉旧有的一切，逃
匿江湖（陈和甫替他扶乩已预言：大江烟浪杳无踪）。在这形体的流浪中，
精神当然有无限痛悔，不过这起始的痛悔，只是对降顺的事而言（扶乩辞说
“一盏醇醪心痛”，王惠投降时，宁王曾赐酒一杯。）还不是整个思想和心
理的转变。直等到第三十八回，郭孝子出现，从他的故事，我们看到王惠的
最后面目，那才是一个经过挣扎而彻底痛悔的人；但却是一种可怕的悔恨。
王惠对数十年来万里寻亲的儿子（即郭孝子，这时已“花白胡子”了）说：
“我是没有儿子的”，终于到死都闭门不见。他以弃绝伦理做个人的赎罪，
无宁是太偏妄了。庄子说“无入而藏，无出而阳”（达生篇语），如此，则
王惠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安居。王玉辉的悔恨却不同于这样。一方面他没
有采取前者那种艰难晦黯的方式，开始的时候，王玉辉执意赞同女儿做那“青
史上留名的事”，让她在丈夫死后活活饿死殉节。王玉辉那一种斯芬克斯
（Sphinx）式的冷静，的确令人震惊；可是贞节牌坊竖完了以后，死人荣誉
的荒谬，和活人情感的痛切，终于榨出了他一丝半点的被礼教所枯涸的人性
来。我们看到他流出了眼泪，一个平常人悔恨时应有的眼泪。这眼泪虽然没
有使他的心灵完全复苏，但至少我们总算看到了“痛苦”；这痛苦是几世纪
以来，在错误道德重荷下，所透出的一声哽咽。而另外一方面，王玉辉的悔
恨又比王惠要复杂的多，王惠不过是是非分明的个人取舍的问题，但王玉辉
却负担着对传统道德的信念面临考验的问题。王玉辉一切举动都是从一个概
念里演绎出来的（他毕生致力写三本书，字书、乡约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
礼书），例如要女儿殉节，就是那最戏剧化的道德箴言“饿死事小，失节事
大”的不折不扣的实验。吴敬梓对传统道德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当它（传统
道德）中间的某些只萎缩成了形式的训条以后，它对我们的生存内容，究竟
会腐蚀到如何程度？但是这种经过几世纪堆砌成的信念，在王玉辉心里，却
不太容易动摇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