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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犀利、明快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挑开科举制度下一个丑陋、颤栗的灵魂，
并发出冷峭的笑。但是，吴敬梓要告诉人们的，却是一个人的精神生命的毁
灭，一出真正人性沦丧的悲剧。
匡超人本来是一个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呵！他用自己的辛勤的汗水
来养活父母。这样的人，在正常的社会，理应具有正常的美好的人性。可是
在一切都颠倒了的世界里，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污染，举业至上主义的毒
菌，恶俗浇漓的世风，使他的正常的人性完全被扭曲了，学会了一套吹牛拍
马、坑蒙拐骗的本领。他可以任意诋毁曾经在危难时救济过他的马二先生，
他无耻地伙同市井恶棍假刻印信、短截公文、代做枪手、选时文、充名士、
攀高结贵、奔竞权门，最后竟然停妻再娶。这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美好人性
的异化，而且是人性的泯灭。匡超人的正常人性的质变和精神毁灭的悲剧，
是“圣人”和圣人之徒戕害的结果。吴敬梓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的目光，含着
讽刺家的忧伤的嘲笑，通过匡超人的堕落历史，既把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又将那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嬉笑中带有严肃、深长的思索。这种
冷中有热，冷中含愤，笑中有悲，笑中有恨，正是《儒林外史》悲喜融合的
① 转引自《读书》1980 年第10 期，第37 页。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7 页。
独特色调。
吴敬梓是笑的大师。他的喜剧激发着各种各样的笑，嘲讽的、戏谑的、
幽默的、欢乐的。同时，有爱的笑，也有恨的笑。但是作为基调的笑声，则
是浸透着泪水的、含泪的笑，是发人深省的笑，是令人难以忘怀的笑。正是
在这悲喜融合中，包含着作者深邃的社会批判力。笔者非常同意何其芳先生
如下的论断：“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这是《儒林外史》作为讽刺
小说来看，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的标志。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儒林外史》是
第一部显著地具有这种标志的小说。”①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吴敬梓并不仅把悲喜融合的美学原则用之于讽刺人
物，而且还用之于肯定人物。何其芳先生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吴敬
梓所批判的事物是很好理解的，他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而写出的一些肯
定人物却就比较复杂，比较不易说明。”②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作者没
有从“好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
使他真实地写出人物的两重色彩，也就是说作者写这些人物时“爱而知其
丑”。乔治·桑在同福楼拜讨论人物性格塑造时提出，真正的艺术大师笔下
的典型人物应当“不是或好或坏，而是又好又坏。”①话说的既中肯又深刻。
关于杜少卿，这是向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作者取他自己的影子而创作出来
的一个肯定人物，在书中被称赞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傲然独立于
儒林各色人等之外。他重孝道，又慷慨重义，经常把大捧的银子拿出来帮助
别人，结果田产荡尽，靠“卖文为活”，却依旧“心里淡然”。可是这个在
贵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杜少卿却又远离人民，几乎不知身边还有另外的生
活，因此他不可能看到变革社会的力量和道路。结果热情消失，梦想破灭，
只落得整天无所事事，沉溺于诗酒与遨游之中，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他
虽然蔑视功名富贵、鄙弃举业，但又无力与这个社会决裂。他对社会有一定
清醒的认识，但乏于实际的行动，这就是他最终成为悲剧性人物的根本原因。
但是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颇为淡雅清高的豪华公子，在家乡却又与市井
恶棍张俊民和儒林败类臧荼结为知己。一方面他可以嘲骂臧荼“你这匪类，
下流无耻极矣。”另一方面又拿出三百两银子为这个“匪类”买来一个廪生，
而他又明明知道臧荼买廪生是为以后“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
杜少卿只顾自己的“慷慨好义”，实际上却是鼓励别人作恶。难怪娄焕文临
去时批评他“不会相与朋友”，“贤否不明”。这种昧于知人和娄三娄四公
子一类人物又有何不同呢？这种美丑不分、贤否不明简直是对“品行文章当
今第一”的讽谕。杜少卿行为引发人们的笑，是由于不协调产生的。因为外
表与内心，意图与效果，现象与本质，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不协调都可以
引起人们的笑。杜少卿的悲喜剧都来源于这个“不协调”。而这正是作者对
小说反讽模式的一种探索。
《儒林外史》既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穿插着喜剧因素的悲剧，也不是我国
传统戏曲小说中那种悲喜混杂和对比映衬，而是悲和喜的融合，具有新的含
义的新元素。在艺术史中，当然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单纯的喜剧和单纯的悲剧，
然而真正含泪的笑或含笑的泪，则往往是对生活的深刻揭示和对人物心灵深
①
《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44 页。
② 同上书，第37 页。
① 乔治·桑致福楼拜的信，1857 年12 月18 日。
入开掘才可能产生的美学效果。悲和喜的相反相成和彼此渗透，能激发比单
纯的悲和喜更深刻更丰富的审美感情，这是由《儒林外史》的艺术实践所证
明了的。
（三）
悲剧性和喜剧性融合的美学原则，归根结底是一个如何更真实更完整地
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更真实更完整地揭示人物的“心灵的辩证法”的问题。
一般地说，传统的喜剧性格往往单纯突出性格的某一方面，如悭吝、贪
婪、伪善、吹牛、拍马、好色等等，以此作为喜剧性的基础。但是，忠实于
生活的吴敬梓却看到了社会和心理因素的丰富意义产生了具有生活中的多样
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喜剧性格。而且在喜剧性格中注入了辛酸的、哀怨的、
痛苦的、愤激的悲剧因素，于是人物开始超越了固定的角色类型的框框。因
此，在吴敬梓笔下的那些成功的喜剧形象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两重色
彩，这就是后来雨果提出来的“双重的动因”说。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论到“美丑对照”原则时说：“在戏剧里，
就如同在现实中一样，一切都互相关连，互相推演。这一点人们即使不能表
现出来，至少也能设想。在戏剧里，形体和心灵都在起作用，人物和情节都
被这双重的动因所推动，忽而滑稽突梯，忽而惊心动魄，有时则滑稽突梯与
惊心动魄俱来并至，例如，法官说：‘处以死刑！嗨，我们现在吃饭去吧！’。。例如，苏格拉底一边喝毒药，一边谈论不朽的灵魂和唯一的上帝，中间还停
下来吩咐宰只雄鸡去祭医药之神。例如，伊丽莎白女皇连骂人和闲聊也非用
拉丁文不可。。。”①
雨果的“双重动因”说，实际上是接触到了把人要当作一个复杂的矛盾
体来把握。在特定的情势下，人物的行动方式同时具有两种或几种可能，甚
至采取了迥然相反的行动方式。这就要求作家能够“设身处地，伐隐攻微”②
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分析它、解剖它，发掘出人们复杂的心灵世界，（，）
把人物性格的内在诸因素加以比照。雨果所举的一系列例证，几乎都是要说
明这些人物性格内部滑稽与崇高、粗俗与高雅的两种因素同时并存并相互对
比。
吴敬梓似乎也“发现”了这种“双重动因”。在《儒林外史》中众多人
物的行动和情节的发展都是被这双重的动因所推动，小说中许多悲喜剧场面
就是通过性格中诸因素之间的交织、渗透、转化和对比，使人物内在的性格
特征得到更加鲜明的显现。
杜少卿不能说是一个写得非常成功的理想人物，但是简单地把他说成是
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也绝难使人信服。从“双重动因”的角度看，他想超脱庸
俗而偏偏陷在污秽之中，这就是相反的“动因”相互撞击的具体表现。卧闲
草堂本三十三回评点者就指出：“衡山之迂，少卿之狂，皆如宝玉之有瑕。
美玉以无瑕为贵，而有瑕正见其为真玉。”这话是很有见地的。杜少卿之所
以写得真实，就是因为作者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善和美的标本，而是伐隐攻微，
写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人。匡超人、王玉辉、周进、范进、马二先生
① 《雨果论文学》，第46 页。
② 《李笠翁曲话》，第33 页。
以及娄三娄四公子等等都是在这种“双重动因”支配下活动着的人物。他们
都具有悲剧性和喜剧性的两重色彩。
看来根据“双重动因”的规律，进行人物塑造，却可以在丰富中见完整，
矛盾中求统一，它们互为补充，相互渗透，浑为一体，相得益彰。吴敬梓创
造性地把悲剧性和喜剧性、喜剧性和正剧性、正剧性和抒情性交织在一起，
符合性格多样统一的辨证法则。吴敬梓典型人物的悲喜的两重色彩，为开掘
人物丰富的性格美，为揭示人物的心灵辨证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由于《儒林外史》的特定题材和结构，他的众多人物都是速写式和剪影
式的。他所写的人物大多不从一生经历下手，兴趣也不放在曲折的故事情节
上，而是把他的视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和外现的形态上，从而
深入细致地表现相对静止的一个个人生相。这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中
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
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他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
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相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但是，必须看
到，这种速写式手法，给悲喜两种因素的融合也带来困难。因为它提供的生
活流程过分短促狭窄，这样必然会影响对人物的两重色彩进行深入细致的描
绘。不过，作者似乎感到了这种不足，他用以弥补的方法是，抓住被讽刺对
象身上的矛盾性，采用集中、夸张的手法，写出他们性格和品质的急速转变，
从而达到悲喜交织的审美效果。匡超人从美转向丑，范进从悲戚陡然变为狂
喜，严监生的妾赵氏从成功翻向败北，等等，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放大了人
物性格、命运的激变，这是夸张的，又是真实可信的。它使人物的喜剧性和
悲剧性两种因素获得迅速集中显现的机会。另一种手法就是多用小特点来触
及大性格，抓住人物最富特征的细节来写出人物本相的某些方面。
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而不借助于作者的说明，进行人物性格的塑造，
这是我国小说人物描写的传统特色。吴敬梓根据悲喜融合的美学原则的要
求，更加注意发挥人物自身的行动性，以展示悲喜剧式人物的性格特征。在
《儒林外史》以前不乏揭露地主贪婪、悭吝本性的名篇，如话本小说《宋四
公大闹禁魂张》是这样描写吝啬鬼张富的：
这员外有件毛病，要去那虱子背上抽筋，鹭鸶腿上割股，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
痰唾留着点灯，捋松将来炒菜。
这个员外平日发下四条大愿：
一愿衣裳不破，二愿吃食不消，
三愿拾得物事，四愿夜梦鬼交。
元代杂剧作家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也写了一个看钱奴贾仁的形象。
他想烧鸭子吃，却舍不得买，于是推说买鸭子，揩了五个指头鸭油来，舐一
个指头下一碗饭，四碗饭舐了四个指头，留下一个指头未舐，在他睡觉时，
被狗舐了去，他心疼不过，竟一病不起。临死时，舍不得买棺材，要用喂马
槽来发送他，而他的身子长装不下，他叫儿子把他的身拦腰砍成两截。还特
意嘱咐借别人的斧头来砍，因为他的骨头硬，砍缺了刀口，又得花几文钱钢。
这对剥削者的吝啬、刻薄可以说刻画得淋漓尽致了。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
很可能受到过这些作品的启迪。但是，上面的例子，都是作者代言和叙述，
而不是人物自身的行动，因此，读后给人以一览无余的感觉，毫无潜台词可
挖，而《儒林外史》则是一切通过人物的行动。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
挖子戳戳脯子上的肉，看看肥不肥；严临生临死前伸着两只手指不肯闭眼；
杜慎卿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但却在暗里托人找妾；至于范进在居
丧期间吃大虾丸子的细节更是人所共知的。作家似乎是漫不经心、不动声色
地顺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