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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５日，我揣着东拼西借的６０００元钱，带着妻儿上了天津。本想让他们两人一块儿治，可到那里一问，费用太高了。没办法，又把红闯送回家，暂停治疗，先保大人。在天津两个月，花去近３万元，为了凑钱，其间我回了４趟家，真是到了见人就借钱的地步，不过手术很成功，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儿。
有人说，与癌细胞搏斗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你不把它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一有时机它就会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非得置你于死地不可。
因为没有得到根治，红闯的病又复发了，脖子肿得像馒头一样。我真后悔呀，本来想先顾大人，没想到这下子麻烦更大了。
村里的吴氏家族开了个紧急会，一位很有威信的族长说，我知道咱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借钱做生意，也很不容易。但我们是做买卖还是救人？我带个头，拿１０００元。就这样，一共凑了２０００多元钱。９月，母子俩同时住进了安阳市肿瘤医院。
孩子的病是复发，医生告诉我要换特效药，价格更贵，一些好心人也悄悄地对我说，还是集中力量救一个吧。我从心里在喊：“人，我两个都要救！”
按照医生的要求，我爱人的手术要化疗６个疗程，但她只做了３个疗程，怎么也不肯再做了，她说：“红闯的时光还长着呢，先给他治吧，我能多活一天，就要多伺候孩子一天。”我真担心她的病像红闯的一样复发了咋办？
如今９岁的小红闯在多次化疗后已经学得很坚强，护士们都夸他是个“男子汉”。
我们的不幸遭遇引起了安阳县教育局、妇联、红十字协会、民政局等许多单位和部门的重视，过年前县教育局刘爱童局长还送给我２０００元现金。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对于捐款数额大的，我们愿意让红闯拜为义父母孝敬终身。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我不是教师是什么
魏桂芝，女，５７岁
郑州市原国棉三厂子弟学校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３日
我老家是遂平的，１９６３年信阳师范毕业。当时郑州缺师资，我便被分到了郑州。和我一起分到郑州的信师毕业生就有８０多名。
我家里困难，谁也没想到我能当上教师。姓魏的都拿我当榜样教育孩子，说出了一个秀才，一条街上的人也可羡慕我，别的女孩都是嫁给军官被带出去的，只有我是上学上出来的。
那年夏天，我直接到河南纺织工业厅报的到，国棉三厂干部处同志从纺织厅把我接到学校。刚到就发了２９．５元钱，８月份的工资，我可激动呀，感觉着真是受之有愧，我还没开始干活呢。
我们分到三厂学校的这一批一共１２个，都是年轻人，好学肯干，教研气氛相当浓。晚上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没有说一下班就回家的，可不像现在。那时候我们都是团员，当时是个团员可了不起，在教学一线当顶梁柱。我们这些师范生的到来，给三厂学校带来了巨大变化，教学质量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精神风貌的变化。
我在上师范时就结了婚，不算早恋，那时１８岁就允许结婚。工作一年多，我生了老大。爱人在承德部队上，我一个人带个孩子，还要上课，可紧张，就从老家找了一个老太太帮着照看孩子。
你们可能都想像不到，当时我们住的“母子楼”是什么样子。３个老师住在一个房间里，中间用布帘子一隔，孩子，老太太，我们仨就挤在属于自己的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
孩子大点以后，老太太回家了。我每天早晨把孩子送到邻居家，请人家帮忙看着，下午放学后再接回来。经常是放学后又去家访，待到去接孩子时，天已经黑透了。好在邻居知道咱当老师的辛苦，能体谅，从来不埋怨。
那时厂里工人的工资高，一个月怎么也有五六十元。我们学校里的就没法比，那好多年我的工资一直是３０．５元，每月给看孩子的邻居１５元钱，正好花去工资的一半，过日子紧巴巴的。
再苦再累，教学我从来没耽误过，什么工作都是往前赶，求上进。看到学生的成绩提高了，学校的事业发展了，就觉得多苦多累都值。
１９８１年，我开始担任副校长，大事小事啥都管。我家离学校近，走路也就５分钟。晚上或是星期天，学校发生啥事了，老师们都是来找我。直到退休了一两年，还是这样。可以说，学校这个大家和我自己的小家，简直就像一个家的前后院。
１９８７年，国家开始评定教师职称，我是第一批评上小教高级的。
教师任职资格证书，我是１９９０年拿到的。学历合格，通过业务考核，发给教师证，就算承认你是正式教师了。
国家要求中小学校校长持证上岗，我１９９１年到郑州教育学院参加小学校长岗位培训班，取得结业证，也是全市第一批。
１９９６年“教师节”，我得到了河南省政府颁发的３０年教龄荣誉证。
１９９８年７月，我退休了。当时真舍不得离开呵！毕竟自己这辈子全都给了学校。
退休后，我没事儿就爱到学校转转，看着什么都感到亲切。有时见学生在打乒乓球，我就站旁边看一会儿，那乒乓球台子还是我当年带着老师们自己垒的呢。
我还没退休时，学校就张罗着移交政府的事儿。后来有人见到我说：“听说厂里学校收归社会了，你这下可好了！”直到从嵩岳电视台看到企业领导欢送学校教师的报道，我才知道没我们的事儿，心里一下子凉到了底儿。
学校还是那个学校，离我家还是那么近，我还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学校门口，突然又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不知道自己还属不属于这里。
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一位男教师，潢川师范毕业的，年龄比我小一岁，还没退休，就随学校去了社会，现在一个月工资能拿到１１５０元，比我多３００来元，这就是差距。尤其对像印染厂那样破产了或效益不好的企业的退休老师来说，差得就更远了。都是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辈子，你说这公平不公平！
找到哪里都是说政府财政困难，难道就困难在我们这几百名教师身上？光接收年轻的，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干不动的就不要了，就像一家子人，你能说光要姊妹不要爹娘？
听有些人说我们先是职工，其次才是教师，我心里委屈得很。要是没有学校，我来这厂里当什么职工！我学的是师范，干的是教育，站了一辈子讲台，教了一辈子学生，我不是教师是什么！
（记录：刘肖 徐结怀）
第四卷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激
雷静，女，３１岁
邓州市城区五初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４日
这些从湖南宁乡发来的信件，你都看了吧？这种悲欢离合的故事，在电视剧中多了，我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普通的教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比起古人对于人生命运缺憾的感叹，我太幸运了。因为，我得知我的身世之日，就是我们的团圆之时。
那是１９９６年的１０月，我已经当了６年的老师，结婚生子，生活平静，谁知，那一天，母亲一脸庄重地对我说：２６年了，我不得不把真情告诉你，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你的生父、生母在湖南宁乡县，他们一直在寻找你……
我惊呆了，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母亲把一封挂号信递给我，从那颤抖的双手和红肿的眼可以看出她心情的复杂。我一边流泪一边读完了信……
我出生时，１９７０年，正值“文革”，生父出身不好，还差一年多就大学毕业，他被清洗下放回了农村老家。当时他骨瘦如柴，干农活不行，便跟随后来成为他岳父的人学中医，但因出身问题不能从医，只好放弃。那时的生父，年少气盛，免不了发些牢骚，当然被视为“钉子”、“罪人”，在大队、小队被巡回批斗。生母就在这时和他结合，给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他逃了出来，顺长江北上湖北，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他当过游医，当过泥瓦匠的帮工，露宿荒郊，忍饥挨饿是常事，还得躲避当地民兵的查讯捕捉……在家的生母因“敌我不分”，也成了迫害的对象，大会上的点名批判，平时的冷嘲白眼，责令她划清界线……身体和心灵的折磨没有改变生母对生父的感情，她也逃了出来，找到了生父，一起流浪，患难与共……那年春节前，两人被当地民兵捉住，赶进湖北柴湖罗集集中营，准备强行遣送回老家。两人乘人不备，偷偷溜了出来。可一切东西都丢了，所幸遇上一位好心人，讨得一条棉被，才熬过了一个严冬……
这位好心人就是我的养母，家在邓州，当时也在湖北谋生，生父便动了把我送给她的念头。自己的亲骨肉，生母怎能舍得？何况我还只有８个月大。生父劝她：孩子跟着咱，将来肯定受罪，还不如找个合适人家……这样就把我给了我的养母。养母抱着我上了合作社，扯了布给我做衣裳，买了瓶牛奶给我喝，又让生父生母在她家共同吃了一顿饭。生母有点不放心了，她看养母家的日子好不了多少，回去后不停地哭，非把我要回去不可……生父到养母家看了我几回，回去便给我生母撒谎：萍儿乖，听话，在那儿可享福了。其实，生父心酸后悔得要命，２０多年，他不敢听到小孩子的哭声，不敢向生母提到我，他不知忍受过生母多少哭闹和指责，直到养父母带我回到河南。后来我上了师院，毕业后任教，再后来结婚生子，直到这个时候，生父和生母才放下心来，内疚和后悔逐步减退，于是给我的养母来信，也对我揭开了谜底。
我踏上了我的出生地——湖南宁乡县，已是２０世纪末了，沧海桑田，我的“老家”也今非昔比，几个兄弟姐妹都参加了工作，日子过得不错，生父、生母在家守着一片桔园，几畦菜地，一座小院，安享晚年。乡亲们听说我“找到了”，拍手相告，纷纷到“老家”道喜。那天晚上是村里的节日，院子里堆满了乡亲们的贺品，挤满了人，一杯杯喜酒，一声声笑语，一行行热泪，将我融化了……生父操起了二胡，乡亲们唱起了民歌，哼起了花鼓戏，苦难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那么温馨幸福。
生父、生母对坎坷不幸的过去并没有怨天尤人，相反，他们说的是民族的命运，看的是未来。在“老家”的小屋，在长沙桔子洲头，我和生父谈得更多的是中国的历史，我们老少三代人的合影以毛泽东在长沙的活动场地为背景。
我惊叹于像父亲那样的中国老百姓，朴素的感情，简单的话语，使我经历了也感悟了很多很多。生父对我说，他感谢我的养父母，感谢好多好多人，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感谢我做了人民教师，感谢生活——在他的晚年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圆了团圆之梦……
在课堂上，我把生父的这些感谢的话讲给学生听，我希望他们明白，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个人的命运永远和祖国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要为别人和时代做些什么，要学会感激生活……
我努力让自己首先明白。
（记录：赵成浩）
第四卷别再喊我“老杨洪”
姜桂杰，男，３９岁
沈丘县洪山乡姜桥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２１日
我就跟你讲讲我这“老杨洪”的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吧！
我家祖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吃尽了不上学、不识字的苦头。１９７０年，父母好不容易把我供到高中毕业。那年暑假，记得一天天快黑的时候，细雨蒙蒙的，德高望重的老村支书主动找上了门。老支书对我父亲说：“咱村穷，没有能人，连个合适的教师都难找。像咱这２８００口人的大村，５００多名学生只有５名教师，最高的也只不过初中毕业，能中吗？最近听说桂杰刚高中毕业，群众们说，咱村出了‘金凤凰’，今天，就是来商量一下，看能否让他去教书。”
村支书走了，夜深了。我和父亲面对面坐在地铺上，父亲又讲起了祖辈不识字的苦衷，泪水汪汪的。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因为我明白：当教师穷，累。况且当时学校里尽是土房子，窗户没棂子，一块木板当黑板，几块土坯是凳子。
第二天，在父母的劝说下，我还是不情愿地走进了学校。
学校领导让我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还带语文课、思想品德课、自然课、社会课和全校８个班级的体育课，另加学校少先队辅导员。这真是“能者多劳”。
常言说：“天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