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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让学生们从各自家里带来当天中午要吃的东西，然后自己跑到附近村里借了一口大锅，这就开始生火做饭了。
可是，真要把孩子们带来的面条，馒头，红薯，方便面，米，粉条，青菜，还有一个孩子特意跑到小河沟里捉来的一堆小螃蟹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做成饭，实在没那么容易，何况在家时我又很少做饭。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一顿饭，我就换了两口锅，因为第一口锅做到中间时漏了，只好半途而废，又远远地跑到村里借了一口。这样，一顿饭做了两个多小时，而且最后也只是把这些东西全混在一起，煮了一锅杂烩汤。
等饭好不容易做好后，却又没那么多碗和盘子，不得已，我把学校废弃的化学实验器皿都用上了，浅口扁平的当菜盘，深口大肚的作汤碗。就这，学生们还都说我做的饭比自家做得香。其实，哪里是我做的饭好吃，他们只不过是图新鲜，好玩罢了。接下来，我和学生们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似的，一连做了半个多月的饭，直到期末考试全部结束才停止。
和学生们在一起，我的生活中每天都有幸福和快乐。这不是说大话，而实实在在就是这种感觉。举例说吧，我的班上有个学生很调皮，有一次，他站在窗台上捣蛋，我生气地对他说，你这么调皮，干脆上房揭瓦算了！你猜怎么着，他还真试了好几次，要去揭房上的瓦，还说什么“老师，瓦太高，我够不着”。谁遇到这种事不开心呢？学生的天真，活泼，纯洁，善良，每一天都在感染着你，由不得你不去全身心地疼爱他们。我们学校的围墙外就是山，那里的山花开时，总是美得醉人。我感觉，我每天的心情就像那一片片美丽的山花似的。人活着，不就图这个吗？如今，我觉得我已彻底迷失在这种山花烂漫的心情之中了。
（记录：曹保印）
第五卷一头扎进家乡的怀抱
何彩虹，女，２５岁
郑州市六十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２日
我出生在边城——克拉玛依，在那里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
我的父母都是河南人，爸爸转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持边疆建设，带妈妈从中原腹地到了西北边陲。当时的克拉玛依油田聚集了全国各地的技术人才。爸爸在部队学的是电工技术，油田的第一批电杆线路图就是我父亲那一帮人亲手设计出来的，电杆都是他们顶风冒雪一根根栽起来的。他们给油田带去了光明，一转眼就是二十几个春秋，自己却老了，只有那一口河南乡音还没有改变。他们给我讲的故事大多是关于河南的，爸妈想念老家的一切，他们希望我将来能够有出息，好回到河南为老家做点事。
长大了，我到了山东上大学。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的父亲问我老家是哪儿的，我没有说克拉玛依，毫不犹豫地回答：河南。谁知，他一听便说，河南人骗子多。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不顾情面地和他辩论起来。我骨子里热爱河南，虽然自己还没有踏上过河南的土地。我要以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河南人是好样的。所以，以后每到一处，我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我希望还有人问我是哪儿的，然后投来赞许的眼神。
大学快毕业时，我就到郑州实习，熟悉环境，后来找工作，似乎也没有经历什么周折。经一位老家的亲戚介绍，我来到现在这所学校试讲，试讲结束，学校立即录用了我。你可能无法想像我当时的高兴劲儿，说真的，我总是没事偷着乐，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
那天，我独自在宿舍里吃方便面，一个衣着十分讲究的女人推门进来，她先是一怔，接着问道：“何老师在吗？”我说我就是，她更是大吃一惊，说想不到是一个这么年轻的班主任。她说她是我班上一位男同学的妈妈，她的孩子很调皮，成绩也不太好。她还问我是不是刚毕业的……看得出来，她对我不放心，怕我没经验，教不好孩子。我明白她的意思，便说：“我是年轻了些，但我会用心教我的学生，我相信能教好他们。”我尽量把语气说得很坚定，可她仍是半信半疑。
家长的态度使我感触尤深，觉得我必须教好孩子们，我大老远来到郑州，可不能枉费了自己的一腔热情呀。
刚进班里，学生们对我好像不太服气。为了便于和他们沟通，我告诉他们，课堂上必须遵守纪律，课后可以把我当作大姐姐，有什么话都可以对我讲，我会尽可能帮助他们。刚开始，学生们有点不敢相信，老远见到我就躲起来。我只好主动出击。
班里有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孩，性格孤僻，不喜欢讲话，成绩也不太好，整天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多次在班里鼓励她，课下劝导她。一天上课时，我突然想起当天是她的生日，便和全班同学一起为她唱生日快乐歌。那一会儿，她感动得热泪盈眶。课下，她告诉我，自父母离婚后，她第一次这么开心，快乐。从那以后，她变得活泼起来，课上还主动回答问题，课下经常找我谈心。
同学们见我是真心的，便都主动和我交流。以前不怎么爱学习的学生，现在却盼着上我的课。一个学生在周记中写道：“何老师，您就像一块吸铁石，在您身边的人都想和您交朋友……”
我认真地教，学生们努力地学，不觉一个学期已过去，学生们都回家过年去了。我这才感到很孤独，我很想回到父母身边和他们团圆，但假期太短，时间来不及，没办法，我只好自己，一个人过春节。大年初一那天，到处是欢声笑语，我只能独自一人在宿舍待着，我拨通了父母的电话，一声“妈”还没叫出口，泪哗地就流了下来……
难熬的假日总算过去了，新学年一开始，见到学生我就像见到了亲人。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郑州能有一套房子，好把爸妈接回来住在一块儿，那样也算帮爸妈了了心愿，这儿毕竟有我们的根。
（记录：杨海燕）
第五卷学校就我一个男教师
高少波，男，３１岁
三门峡市幼儿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９日
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６日上午，我给三门峡市幼儿园史朋楼园长打电话，为女儿入园报名。下午我到区教委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教委领导便找我谈话，说要为我调动工作，工作的地方就是女儿要上的幼儿园。
当时我真怀疑是不是自己哪方面工作没做好，领导不满意了，让我下基层“锻炼锻炼”。可怀疑归怀疑，领导说这是组织研究决定的，让我去做管理工作。
说实话，我在区教委上班时，很了解这个幼儿园，有人曾把它说成是“遍地是流言，到处是是非”，入园幼儿也由３００多人剧减到８０多人，班级由１１个减至４个，６０多名女教师也是人心惶惶。有人预言，这样一个幼儿园肯定没人能管好。我当时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了，虽然我对幼儿园工作没有一点经验。
晚上和家人说起自己将要调到幼儿园工作时，我父母和爱人都表示反对，都说那是女同志干的工作，男同志去肯定不合适。几位朋友也都很惊奇地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关心我的同志甚至打电话给我原来的领导，说这样会毁掉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我也开始担心，可我的女儿却很高兴，说以后可以跟爸爸一起去幼儿园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到幼儿园上班了。事后得知，领导当时还考虑了好几个人选，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可他们都不愿来，大概是他们都有顾虑吧。其实，过来后我才发现，６０多名教师中，虽然只有我一个男同志，但有１１人是党员，整体素质还是蛮高的，决不像传言的那么可怕。女同志们心地善良，年轻教师又多，园里显得非常有朝气。我的年龄也不大，工作上与她们沟通快。在她们面前我从不随便开玩笑，但她们背地都喊我“洪长青”，妇女代表的意思，喊就喊吧。
到园里工作后，才知道最难的不是与同事处理好关系，而是背着维修幼儿园所欠的债务。开学那几天，只要我办公室门一开，要债的老板马上会把我围成一圈。没办法，我就只能一遍遍地向他们“诉苦”，让他们理解园里的难处，再往后拖一拖，他们看几次都要不到钱，来的次数就少了。
你现在见到的这栋教学楼，当时工程刚竣工，说竣工，其实水电都不通，楼里楼外乱七八糟的，光整理校园我们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为新教学楼配备的２０多张小床，３００多套被褥，近４００套桌椅，还有多种玩具等，都是我们的一帮女教师在两天时间内搬到楼上去的，女教师们干活的热情真让人感动。由于园内四周开了几个大窟窿，晚上桌椅物品可能会出现被盗情况，我这园内惟一的男同志就责无旁贷了。那两天晚上，我将学生们的小床挪到楼下，但躺到上面怎么也睡不着，就差没被蚊子吃掉。
这中间还有一件事特别让我感动。去年５月２７日，每所幼儿园都要选节目参加湖滨区教委六一儿童节活动，我园因为中间很长时间没对外参加活动，选送的节目出场时，全场的掌声响的时间特别长。结果选送节目被选中，还得了一等奖，这对我园的教师是一个极大的激励。随后，我园各年级教师又在业余时间加紧排练，自办了一台晚会。当时，我把我园的前四任园长都请到了，看到这个一度沉寂的幼儿园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四任园长都高兴得哭了。大环境变好了，幼儿园学生也由原来的８０多人上升到现在的５００多名。
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也比较大，虽然我在园里工作，但接送女儿的事情都是我父亲代劳的。我的爱人平时工作也很忙，她还是市级优秀教师呢，有些主意都是她帮我出的，幼教上比我还有经验。在为幼儿园小班起名字的时候，她建议用各类水果名来替代原来枯燥的数字。当我把各班的名称公布后，老师们都说有意思，小朋友们也都高兴得直拍手。
幼儿园对于男同志来说，是一个新天地。在管理工作上，我什么绝招也没有，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地维护它。
（记录：常启武 王普进）
第五卷人生聪明写字始
王志钦，男，４９岁
巩义市第六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２年４月５日
从教以前，我在县副食品公司当合同工。公司里有个老会计，我们在一个科室，夜里盘账，他左右手各拿一个算盘，双管齐下，我念一遍，他劈里啪啦就是两遍，很少出错。他有时一手打算盘，一手记账，好不悠闲。我羡慕极了，不自觉地跟着学起来，渐渐地，竟然也能“左右开弓”了。
１９８１年，我从开封一师毕业，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教书。一天下课，一些学生围着我开玩笑说：“老师，您有特异功能？”我说：“此话怎讲？”他们说：“您站在讲台上，说着一件事，还能写着另一件事，竟然不出错。”我当时想，这可能跟当年练的“左右开弓”有关，用于讲课，未必是好事。
学生留意我的书写，也让我注意了自己的书写。刚毕业的时候，我的粉笔字写得也不好。我在纠正自己的书写习惯、书写方式的时候，也注意学生的书写问题，几乎学生的每一篇作业，都有我对他们书写方面的批语。
１９８７年，我已经调到了巩义十一中。有一天上作文课，我见讲桌上有几篇活页作文没有发下去，问课代表，才知道上面没写名字，大概是我进来得急，没拿到作文的学生也不敢上来认领了。我拿起那几篇作文，正所谓“见字知心”，一个不错地发了下去，令不少同学唏嘘不已。后来，有学生就故意在活页作文上不写名字，而我总是把作文准确地发到他们手上。我曾经同时教过３个班的语文课，可以说，３个班１００多个学生的字，我都能认出来。
１９８７年，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对学生书写更加重视了。那年，全市的语文教师集中起来，在郑州批改统考的语文试卷。一位语文老师，在改作文的时候，总是只看学生的卷面书写，就给学生的作文打分了。这位老师的做法，让我很吃惊。虽然我觉得他太不负责任，但我知道，如果我和我的学生面对这样的事，都将无可奈何，我只能在平时严格要求学生的书写。于是，我经常给学生讲河南大学张仲良教授的一句话：“学生在卷子上‘铺铁轨’，怎么能得高分？”“铺铁轨”就是在写错的字上面划两道，很多学生都有这样的毛病。
由于对学生书写过于重视和严格，有时不免会急躁。有个女生书写一直不好，我就在她的周记上批了这样几句话：“文如其心，字若其人，字不端，人如何？”不料这个学生反批道：“字端，则人亦端，端字乃有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