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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人的奋斗就没有了意义，不如趁早休息；这客则表示，尽管明知道前面是填充，奋斗没有好结果，但仍然要往前走，他觉得前面有一种“声音”一直在呼唤着自己。过客的态度，也是鲁迅自己的选择。
当人们不满意于自己的现实处境时，还有一个去处，就是“过去”，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怀旧”，这些年来，老同学聚会颇为流行，我就经常接到参加这样的聚会的邀请：从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直到研究生同学。而且似乎有一个规律，最喜欢回忆“当年如何如何”的同学，他的现实处境往往不太好，人们还喜欢请老将军作报告，我也发现了一个特点：所有的报告人，都是眉飞色舞地回忆“当年事”，却从没听说有人讲当年如何打败仗，怎样狼狈不堪的。难道他们真的就是百战百胜吗？不是的，有的人恐怕还是打败仗的时间更多，只是他们今天不愿回忆罢了。仔细想想，这也是人之常情：（或者说大多数人）本性是软弱的，总喜欢“避重就轻”。在回忆往事时，对过去生活中的痛苦与欢乐，错误与正确，丑与美，重与轻……，总是选择，突出、强化后者，而回避、掩盖、淡化前者。这大概是一般人所难以避免的。但是，鲁迅则不同，他的选择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在《野草》里，有一篇《风筝》，是回忆童年生活的，但他所回忆的，正是人们所最不愿回忆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一天，他发现小弟弟躲一个角落里，用纸与竹片扎风筝，就拿出大哥哥的“权威”，不由分说地把风筝撕毁了。鲁迅不但以他特有的严峻态度，写下了这件事，并且称之为“精神的虐杀”，而且不给补偿的机会：后来我特地约小弟弟再放一次风筝，但这时两人都已有“有了胡子了”。而当我向小弟表示歉意时，小弟已全无记忆了。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这童年的“罪过”不但不能弥补，也是无从宽恕的，这样的“回忆”是相当严格的；鲁迅在文章的结尾特意表示，他不愿沉湎于“春日的温和”，却要“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他其实也是要求我们读者，要正视（而不是回避）生活（生命）中一切严峻的方面，包括我们在“过去（童年，历史）”所犯的一切过失，不要在回忆中把它美化（理想化）了。
这样，鲁迅在无情的粉碎了关于“未来”的种种神话的同时，也粉碎了关于“过去”的种种神话，但人们还在寻求“精神避难所”，这回找到的是“死亡”。但鲁迅质疑，“死后”会怎样？这又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式”的问题，鲁迅总是喜欢追问“以后，”“黄金世界”会怎么样？娜拉“走后”会怎样？现在是“死后”会怎么样？
《野草》中的哲学（3）
《野草》里就有一篇《死后》，这可说是篇奇文。鲁迅发挥了他的奇特想象：如果人死了，他的运动神经失去了作用，但感觉神经还在，那将会是什么样？不知同学们设想过样问题没有？鲁迅设想，“我”死了，躺在地底下，一辆独轮车从我的头边推过，大约是载重的，压得我牙齿发酸——你们看，这种感觉写得多真切？
又听见几个人走过来了，大概是来参加来追悼会的罢，一个表示惊讶：“死了”？一个“哼”了一声，另一个叹一口气，“唉！”这还不算，又有几个青蝇停在我的眉毛上了，跨一步，我的毛根就一摇，还有一个从鼻尖跑下，用冷舌头来舔我的嘴唇，你想这有多恶心，多难受！，可我又不能动，无法把它赶走。好不容易飞走了，临走前，还有“嗡”得叫一阵，说是“惜哉”！我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后来，旧书店的小伙计也跑来了，要推销什么“明版书”，生意竟然做到棺材里，真叫人哭笑不得，我终于明白，死亡也许并不是人地的灾难的结束，而是更大的痛苦荒谬的继续。
你们看，鲁迅就是这样无情地堵住了一切精神避难所（“过去”，“未来”，以至“死亡”），他的目的就是要人们面对“现在”，勇于正视一实生活中的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在《野草》里，他创造了一系列的“形象”（“意象”）深刻揭示了这样的困境。
这是“死火”。——“我”在梦中，在冰山间奔驰。突然跌入冰谷里，我看见在一片青白冰上，有无数的红影，像珊瑚网一般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死火”。于是，我与死火之间，有一场谈话，死火告诉我，他被遗弃在冰谷里，如果再得不到温热，就将“冻灭”。我表示愿意将死火带出冰谷，让它永得燃烧。死火回答说：“那么，我将烧完！”这就是说，死火所面临的是一个“冻灭”与“烧完”的两难选择。应该怎样理解这样两难选择象征意义呢？坦白地说，这一直是研究这篇《死火》的难点，我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还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的一番话启发了我。有一天，王先生对我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要什么事都不干呢，那就是”坐以待毙“，我如果还继续拼命，说得好听点是发挥余热，其实呢，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听了这话，受到很大的震动，并且立刻联想起来鲁迅的这篇《死人》，终于恍然大悟；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冻灭”（“坐以待毙”）与“烧完”（“垂死挣扎”）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努力奋斗（“烧”、“挣扎”），还是什么事也不做（“冻”、“坐”），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灭”、“完”），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幻想。那么，这是不是说，“冻灭”与“烧完”两种先择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区别呢？不是的。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是“灭”（“完”），但在“烧”的过程中，毕竟发出过灿烂的光辉，并给人类带来光明，那怕是十分短暂；而“冻”的过程中，却是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价值与意义，不在于“结果”，而体现在“过程”中。因此，死火最后作出的选择是“我就不如烧完”；王先生也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这是一种重视“过程”（的意义与价值），而不顾“结果”（结果总是没有意义的）的人生哲学（与选择）。而只能在“冻灭”与“烧完”两者间作出选择，这本身也是揭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无奈与悲剧性的。
还有“影”。《野草》的第二篇叫《影的告别》，构思与非常奇特而巧妙。大家知道，人的影子，在完全黑暗（黑夜）与完全光明（正午12点）的情况下，都要消灭；它只能存在于“半明半暗”之中。鲁迅抓住这样的自然特征，用来象征（揭示）像他自己这样的“历史中间物”的生存困境。他们身处在“黑暗”与“光明”两个世界的交接点，一方面，他们反抗黑暗，自然为黑暗所不容（“黑暗会吞并我”）；但他们生命的价值也正（而且仅仅）体现在与黑暗的搏斗中，可以说他们与黑暗是一个“共体”，没有黑暗，也就没有他们，光明真正到来之日，也正是他们的消亡之时（“光明又会使我消失”）。所以鲁迅经常说他的文字应该“与时弊同时灭亡”，如果人们还记着他（及他的文字），就恰恰正明时弊仍然存在，社会依旧黑暗。这样，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中间物”）就既存在于“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中，又在两面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彷徨于无地”的无所依托的存在。
还有“过客”。黑须，乱发，着黑色短衣裤，从还能记事的时候起，就一个不停的往前走。老人问他：“你是怎么称呼的？”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老人再问他：“你是从那里来的呢？”他回答说：“我不知道”。老人问他：“你到那里去？”他依然回答：“我不知道。”这同样寓意深长。人既不知道自己的来处——他是被自己不能把握的力量抛到人世间的；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去处——他是无所归宿的存在。而在我们前面已经讲到的《死后》里，又告诉我们：人“怎么死”、死“在哪里”（或许还有“什么时候”死，等等）也是“不知道”的，人“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这些结论（发现）都有相当悲凉的。
这正是鲁迅要我们正视的：人的生存的无奈，无依托，无归宿。鲁迅就这样堵塞了人们“逃避不完美的人生痛苦”的一切退路，把他的人的生存绝境的命题发挥到极致。由此提了了他的哲学，他拒绝“完美”，强调历史，现实，社会，人生，人性……都是不圆满，有缺陷的；他拒绝“全面”，强调历史，现实，社会人生，人性……都是有偏颇，有弊端的；他拒绝“永久”，强调一切都处于过程中，否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鲁迅彻底摒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关于全面，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神话，它固执地要人们相信，有缺陷，有偏颇，有弊病，有限，才是生活的常态，才是正常的人生与人性。要人们正视这一切，才能从中杀出一条生路。这正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这恰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特色。记得我的一位朋友说过，中国的文化有五大块，即儒家文化，道家（老庄）思想，民间道教，佛教，以及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前面四种文化思想，尽管彼此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在给人们提供某种精神避难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唯有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思想却要从根本上否定一切精神避难的努力。我以为，这位朋友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野草》中的哲学（4）
3，“我”与“他人”
下面，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鲁迅《野草》里的哲学。——鲁迅又把人置于和“他人”的关系中来考察（揭示）人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困境。这是一种横向的观照。鲁迅所关注的“他人”主要是“敌人（反对者）”、“爱我者”与“群众”。
先看“敌人”。“有一篇《这样的战士》，说战士举起投枪，向敌人掷去，”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战士”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什么叫”无物之阵？“就是你要做一件事，分明感觉到敌人（反对者，阻力）的存在，但却摸不首，抓不住，无从和它对垒交战，但你终是失败者，什么事也办不成。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鬼打墙“。人走在旷野上，明明看见有鬼，一拳打过去，却扑了个空；鬼又另一面出现，再出去，仍然扑空，鲁迅曾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中国办事之难，就难在到处都是”无物之阵“。恐怕每人中国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对此都有深切的体验吧，”无物之阵“是深知中国的鲁迅对国情的一个相当深刻的概括（与发现）。鲁迅认为，这种”无物之阵“是敌人（反对者）的一个策略、手段。所以他笔下的战士走进无物之阵时，”所遇的都对他一式点头。它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鲁迅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反对改革者，对于任何变革的努力，首先是”压“，压不住就变，变得仿佛与你一样，即所谓”咸与维新“，于是对者（敌人）突然消失了，满天下都是改革，改革，改革……，以至真正的改革者，反而羞于谈改革了。
但反对之心其实并没有变，一理有机会变会反冲例算，原来“改革一两”，现在就要“反对一斤”。中国的反对改革者其实是比改革者要有经验，厉害得多，也坚定得多，中国的改革者往往是过分的天真，也过分的软弱了。何况反对改革者还得到中国传统的支持。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的另一方面：这是千百年形成的，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鲁迅又称之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说：“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年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细菌并无恶意的侵入”。正因为反对（阻力）来自母亲、爱人、战友这样一些“爱我者”，而且又是无意的，出于善意的（至少是无恶意），这就既难以识别，不易防备，又无法公开对阵，其可怕之处也在这里。鲁迅还发现，无物之阵的可怕还在于它的“不明确，含糊不清”。鲁迅曾问过当时的年轻人：最可怖的鬼是什么？不知同学们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三头六臂”的鬼最可怕；鲁迅说，不，这样的鬼虽然有多头多臂，即使是三个，六个，或更多，毕竞有个数目，就有一个限度，也就不可怕，或者说，它的可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