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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制度似乎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旦被她看上，你很难逃出。
美国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轨距是4英尺8。5英寸，为什么是这样呢？它源自英国的铁路标准，因为英国人是美国铁路修建的指挥者。而英国铁路是从电车车轨中脱胎而出的，但电车车轨为何采用这一标准呢？原来最先制造电车的人是制造马车的，他们把马车的标准直接搬过来了，但这一标准又是谁订的呢？
真正的答案是古罗马军队。古罗马军队最早设计战车时，选择了两匹战马的屁股的宽度为标准，因为这更有利于战车的驰骋，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屁股会决定了铁轨的宽度。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锁眼现象”。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某种依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的现象。
专业的说法是，制度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制度能够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就比方说，只有你一个人拥有电话，那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足够多的人有电话，那么你有电话就有意义了，进一步，如果还有人想和你们通话，他就必须拥有同样模式的电话。
如果处于这样一个行业，一旦消费者买了你的产品，就被你锁定，如果他要转移到其他产品，成本非常高，那么这种产品就具有网络外部性，比如微软的产品，因此WPS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是微软，还有每个消费者的习惯。所以，在一个可以不断自我复制繁荣的产业，对于所进入的企业而言是幸运的；一个不断自我复制衰败的产业，对于此产业中的企业来讲是一种痛苦。
“锁眼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路径依赖。简单的说，制度在形成以后会相对稳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繁荣正是依赖于它固有的财政和金融体系，而今天这些往日的优点正在杀伤着日本的经济。日本的经济衰退，人们最终发现是体制的问题，路径依赖的问题。相比而言，美国人就幸运多了，美国经济200年来之所以富有朝气，市场经济之所以运行有效，与它的制度灵活有密切的关系。
是球员，还是奴隶？
在现代社会中，自由是每个人最基本的权利。即使最普通的人也明白，雇员拥有选择工作岗位的权力，如果没有得到雇员的同意，他们不能被从一个公司卖到另一个公司。
但是，现代社会中，竟然还存在着奴隶制度，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奴隶市场，这绝非骇人听闻的事情，它就在我们眼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曾经一针见血地说：“FIFA就是最大的奴隶市场，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人口买卖，买来穷国的运动员再把他们卖到其他国家，从一个俱乐部卖到另一个俱乐部，从一个国家转向其他国家，现在所有大洲都成了欧洲的人口基地，这样的活动应该停止。世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没错，看似风光无限的足球运动员的确像奴隶一样被买来卖去。在现代足球俱乐部中，每当球员转会的时候，这里更像是一个奴隶市场，无论摘牌还是倒摘牌，很多球员都不知道自己要被卖到哪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当今足坛最炙手可热的球星，2008年夏天关于罗纳尔多的转会案就让我们看清了一切，皇马俱乐部开出天价7000万英镑希望买入罗纳尔多，然而经过几轮较量，最终罗纳尔多现在的东家曼联俱乐部被激怒了，而在俱乐部的强硬立场下，罗纳尔多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愿。
从法律上讲，足球运动员的流动确实受到了严重限制，尽管运动员享有他们的专业运动技能，但是俱乐部独家垄断了这项能力的使用权。
1995年12月15日欧洲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裁定欧洲足联现行的球员转会制度与外援上场名额限制是非法的。而这次裁定的本质在于，确定了足球运动员是足球俱乐部的雇员而不是财产，但是这并未真正改变足球运动员的命运。
人权也是民主制度中的热门话题，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似乎是一个人权状况很好的国家，这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一名普通士兵带回美国，《拯救大兵瑞恩》似乎表现了美国对人权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1776年7月4日发布的《独立宣言》，美国认定的真理是“人人生而平等”。
可人们并不知道，直到1965年，美国黑人都没有选取权，这似乎与我们前面的话相距甚远，但请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美国宪法给出了这样的回答：美国黑人不是人。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其实很久以来它只是白人统治世界的民主。不仅如此，在1971年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就如同专利制度、保险金制度一样，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所有的民主都是有条件的。
进步的经济学
制度，是人类追求社会秩序的结果，这是人们力图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稳定的空间的体现。在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制度的出现，使得人们尽可能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从而拥有了更大的强制力。法律和经济，这两条看似无法相交的直线，在经济学家们的努力下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曾经说过：“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直受到忽视。”
尽管从凡勃伦、康芒斯开始，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们就对法律和经济这样深刻的问题开始了讨论，但始终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接纳，真正的改变是从科斯开始的，人们用交易成本和产权制度这些思想武器，明白了制度和经济的关系。人们通过交易成本的概念可以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活动等。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当然，人们对制度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现在的经济学家还不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他们正在努力着。
第十六章 伸向蛋糕的魔爪
（经济学中的公平和效率）
本章导读：
大家都在排队打水，如果有人愿意花钱雇人排队，你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吗？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面车道的车速也会下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博尔特在百米跑道上没有全力冲刺，经济学家有办法让他全力冲刺，你知道其中的秘密吗？
今天，政治经济学全部的精力都在研究一个问题：效率与公平，本章将为你揭开公平与效率之争的答案。
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奥肯
开学第一天
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宣布期末的考试分数会重新分配，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拿C以上的分数，那么结果会怎么样？
经济学家的回答是：班上会没有人再努力了。
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原本可以在考试中得到A，可现在他们不得不将成绩贡献出来，用以提高D和F的学生成绩。当然得到B的学生只需要拿出一点点分数。那么原本只能会得到C和D的学生会怎样做呢？他们会更加努力的去玩，因为他们知道不通过努力学习他们也能够获得C，因为好学生会给他们“奖赏”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无论好学生还是坏学生都不再努力学习，如果他们努力学习，获得的奖赏将变少，进一步，老师的努力也会落空，因为班上没有人学习了，整体的成绩也会下降。
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一对深刻的矛盾：公平和效率。
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尽管效率和公平是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一旦两者很难分开。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贫穷，而在贫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进步，当然，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超越了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经济学家更多地从市场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观点，经过理性的思考，经济学家们把公平划分为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
结果公平则是由人类社会的整体性所决定的，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每个人都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即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结果公平更加注重人的差异性，它是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对于弱者给予补偿，个人所得税、奢侈品税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财富转移支配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结果。
相对而言，机会公平表达了人们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从这种意义上说，机会公平也就是规则公平。机会公平所奉行的是激励原则，它充分尊重主体的选择，最大限度地激发主体的活力。被视为近代保守主义鼻祖的柏克就认为人类的平等应该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不是平等的东西。” 机会公平是通过激励的方式促进效率，结果公平则是通过补偿的方式促进效率，这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机会公平还暗含着这样一个信念：一旦提供了平等的通道，个人就能够通过付出努力抵达平等的彼岸。比如，市场经济就是在机会公平的原则下鼓励平等竞争，以此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最终实现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这样就实现了通过机会公平最终实现提高社会财富的目的。
不过，关于机会公平的论述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指出：机会平等其实只是一种错觉，除非它能够提供结果公平。普通人的孩子都能够上大学，并不是“机会”更公平了，而是他们父母的生产力提高了，能够支付更多的闲暇时间和更大的智力投资资金，事实上，这时候的财富分布的差距，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
看起来，今天的人们比我们的先辈拥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今天得到的“最终产品”绝对增加了。无论机会公平是否真的是海市蜃楼，至少经济学家为我们描绘了美丽的场景，人们把关注这一系列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福利经济学，它的核心思想是从福利观点对经济体系的运行给予社会评价。
下面首先让我们从漏桶原理开始最早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思考得。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分别集中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每天分给东部和西部同样多的粥。东部富人这边人很少，粥相对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西部穷人那边人很多，很多人吃不饱，因此穷人们都认为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轻不平等程度。政府的愿望很美好，只不过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买粥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增加很多开支，更不幸的是，政府用的那个桶破了个洞，成为一个漏桶。这样，等粥到了穷人那里，一路上漏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开支，甚至丧失了公平，这就是效率的损失。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由此提出了著名的“漏桶理论”，奥肯曾形象地说：“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漏桶原理告诉我们公平与效率的交替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漏桶原理暗含了很多实际的情况，比如，如果对富裕家庭征收一定的附加税，来资助贫困家庭，那么，贫困家庭得到的资助总量一定小于富裕家庭所缴纳的税收总量，因为这笔资助在转交过程中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这需要花费成本；同时，这种政策又会对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储蓄和投资等产生影响。这样，这种政策就成了一个漏桶，而这种漏出则代表了效率的损失。不过，有趣的是，真正最富的人似乎反应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敏感。2001年当美国总统布什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作为最大“受益者”的富豪们却提出了最强烈的反抗，盖茨、巴菲特等人甚至打出了：“请向我们收税！”的口号。
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