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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内心，客气得也十分自然。
有一次，他在一部记录片中出现，身份是流浪北京的艺术家，地点是在东北旺还是上地什么的。他是主角，讲了讲在外面世界厮混，究竟什么才最重要。柳玉午在片中操着兰州话说：“北京这个球地方，啥都没有都成呢，女人没有也成呢，就是千万不能没有手机和传呼！我的传呼记下啊——94615，就是柳玉午啊……”他那时候有个兰州的传呼，但经常出问题，电信往往变成邮政的速度，早上的传呼有时到晚上才能收到。因为这个，耽误了几次挣钱的活儿，搞得他懊恼不已。有一次，某电台想请他去主持一档节目，说是他的声音有磁性，他就关在屋子里天天练习发音，光一个“喂，你好”就能练上几十遍，显然，他需要这个活儿来养活自己。可是约好的时间就是等不来那个该死的传呼，等到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对方，已经几天过去了，那个主持人的位子上已经有人了。传呼误人至此，罪当可诛。
外面的世界，世界的外面，那里究竟都有些什么呢？生活在兰州，开门即见莽莽苍苍的大山，不能看得更远。所有的梦想都直接冲动、雷厉风行而且缺钱少机会，人自然就要行动起来，去外面闯一下。这是我的一种解释。
所以，兰州青年嘴上流行着三个字，叫：闯社会。
温州发廊
似乎全中国的发廊都是温州人开的，我们这儿也不例外。街头巷尾温州发廊四处开花，粉色的门脸，暗红色的灯光，招牌上打出来的是洗头、踩背、休闲的旗号。看着便是一个暧昧的所在。有家规模大一点的发廊更绝，门口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铜牌，上书：为了开发西部建设甘肃，您辛苦了，请进来休闲。
温州发廊的坏名声不知由何而起，总之，正经人是不去那些地方的。若是两个相熟的人在发廊里撞上，那脸上会是有些不由分说的尴尬的，并且同时像是享有了共同的秘密。因为温州发廊的存在，休闲也成了新流行语中的一个“坏词”，大家总是开玩笑地问：“今天去哪儿休闲啊？”那时，媒体上或是人们口中出现的“休闲”二字，成了一种新的恶俗。
城里头有个东部批发市场，号称是西北五省最大的服装和小商品批发市场，积聚了大量的浙江人，每日里金钱流量甚巨。东部市场旁边，一条名叫文明村的小巷，因为有种隐蔽的僻静，渐渐发展成了发廊一条街。那些发廊的名字千奇百怪，或叫
芙蓉，或叫舒馨，或叫姐妹，或叫浪淘沙，但总牌子还是打着温州二字。文明村发廊一条街夜晚十分热闹，家家灯火通明，半透明的门内人影浮动来去，在这座城市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某次，根据社会上的闲人举报，警方大规模出动，对这里实行了雷厉风行的扫黄行动。所有发廊一律关门停业整顿，街道上顿时冷冷清清，整条街就像一根随便扔在地上的草绳一样粗糙而孤独。警方午夜扫黄行动经媒体大面积报道后，文明村一夜间更是名声大噪，勾起了更多人的休闲欲望。第二天，就有人发现市场对面的另一条街突然约好了似的又冒出许多家发廊来，于是便有休闲的人循迹而来。头上的生意，还是一样红火。
有个退了休的老同志，家就住在市场旁边，爱读报，有做报纸剪贴本的习惯。关于那次扫黄行动，他做了全部报道的剪贴。他平时总为找不到三元钱一次的理发店烦恼，这一次总算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一时来了劲头。他琢磨着，要是能调查清楚整个城市里有多少家这样的温州发廊，发廊里有多少不齿的勾当，那也是做了件大好事。于是他骑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见发廊就钻，走遍了全城。他最终没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眼睛和脑子都糊涂了，大约总有上千家吧。他在写给报社的信里，义愤填膺地向全市人民发出号召：把温州发廊驱逐出境。他还写到了一个细节：说是他进了一家发廊，小姐就要带他到小包间里休闲，手里还捏着一根筷子。他惊奇地问筷子何用，得到的回答是插门用。
老同志评论说：她们竟把吃饭用的筷子插到这种地方，真是道德败坏啊。
像颜峻一样有名
“多写，占有话语权，成为颜峻、许知远和谢有顺”——冯唐在对北漂文青胡纠纠作人生规划时，提了这样的建议。显然，颜峻在这时被用作了励志的范例。言下之意就是，你要像颜峻一样有名。
在兰州，有理想的人和喝滥酒的人一样多，想像颜峻一样有名的人也很多。这座城市里的几乎每个年轻人，他们要么是刚从某个地方回来，要么是在准备着往某地远行，这些人代表了对生活极大的、无休止的不满。颜峻就是放在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凭什么非得是他呀？我也要出头。下一回，轮也轮到我了。
颜峻的生活轨迹很简单：兰州到北京，从兰州安宁区十里店的西北师大一直到北京朝阳区十里堡的晨光家园，从兰州晚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到现在的著名乐评人，中间没费什么周折，像是抬抬脚就迈过去了一条小河。
以前相熟的同事只知道颜峻有名，但不知道他如此有名。
一次有个从前的同事入了旅行社的伙去
丽江旅游，晚上逛街，看见两个音乐青年蹲在道牙子上弹吉他唱歌。聊了聊，那两个音青听说他是兰州来的，又和偶像颜峻做过同事，于是两眼放光，无论如何请求引见一下。
那同事回兰州后讲了无数遍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连丽江这样的偏远地方都有人知道颜峻，这小子肯定混大发了。于是大家胡乱猜了猜颜峻现在可能的月收入，可能从事的高尚职业，可能出入的声色狗马的种种场合，可能开什么牌子的车。总之，大家都认为颜峻过上了理想的生活。若是知道颜峻现在无业，居家，就会替他发发愁。兰州，是个凡事求安稳的地方。离得太遥远的事物，就会在传言中变得没了模样。
有很多模样和心眼各个不同的文艺青年铁了心去闯世界，提着箱子，箱子里装着简单的外套仔裤，几双袜子，半打内裤，两三本书，一腔热情，还有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就走了。心里还想着，以前在一个酒桌上喝过酒的颜峻都混成了腕儿，那么熟悉的一个人现在如此有名，有什么呀，不就是个混么！
北京人都傻牛逼傻牛逼的，有个段子说是兰州人仰起脖子在北京数高楼有多少层，来了个北京混混，口袋里摸出个红袖箍，套到胳膊上就要罚款。说是首都的规矩，数一层楼一块钱。兰州人只好自认倒霉，说是刚刚数了八层，拍出八块钱来。等北京混混刚一转身，他便低声骂道：夯客（兰州方言，傻瓜）！我明明数了十八层哩！
这事儿渐渐成了笑谈，兰州不缺高楼也不缺牛人，缺的是些高楼林立精英怪人云集的气氛。就像颜峻说的，就是你有再奇怪的想法，在北京都能找出一堆人来臭味相投。想出名，你首先得有个人气儿啊。
羊皮筏子（1）
行为艺术
西省人做事向来直接生猛，做行为艺术的人也制造了几件狠事。
先是现在安家北京的刘新华，做了一件作品叫“新华制造”：就是拿一本《新华字典》用自己的男根蘸上红印泥往上盖戳儿。他名字里有个“新华”，以前又在一个叫“新华印刷厂”的地方上班，搞个“新华制造”出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有次在兰州大街上碰到他，然后伙在一大堆人里去吃火锅喝白酒，言谈中看着是个安静谦逊之人，咋就是个火辣辣的行为艺术家了呢？
再下来的是兰州籍行为艺术家杨志超，他在上海双年展上的作品是“种草”——即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割开背后一段皮肤，然后把一撮真正的青草种进去并且缝合。整个过程中，他都在龇牙咧嘴地忍着疼，听凭那撮青草粗暴地长在他的身体上。
我对行为艺术向无偏见，人总要表达自己的内心，哪怕形式上极端一点也是好的。况且，行为艺术家一般来说都比较有趣。马奇志是我在兰州认识的一个搞行为艺术的家伙，也是个有趣的人。有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从睡梦中被丁香花的气味“惊醒”，爬起来就立马准备了一场叫“赠送花香”的行动。他从床头一本书里翻出几百块钱（一般的，每月工资他都是这样随手夹在某本书里，说是无意中翻书总能带来惊喜），从杂货铺里买来长短粗细不一的各式麻绳，然后结成大小不等的圈。在学校的丁香园里，他把那些绳圈挂在树上，等待那些将被赠送花香的人。遇有人过来，他就摘下一个绳圈送给他，小的挂手上，大的套脖子上，郑重地对那懵懂的人说：“请把花香带回去。”过往行人围成一圈看他，有的女孩子一脸羞红地戴着他的绳圈，兴奋地对同伴说：“这是行为艺术耶！”而另外一些路过的人，要么目不斜视，也不接受凭空赠送的花香，脚下加速，一笑而过；要么从牙缝里冷冷地哼出一声 “傻×”，不屑一顾地走开。再后来，他拿把牙刷刷篮球场上的砖，拍市公安局拆迁重建的全过程，找一堆“托儿”在作品拍卖会上抬高自己的身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真正做到了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
羊皮筏子 生活在兰州这样一个两山夹一河的地方，总会遭遇狂想，很多事情到后来就近乎于一件行为艺术作品。背冰上山种树算一件，移走大青山也算一件，很多人携带着各种各样的想法来回奔走，只为让自己与众不同。
醒酒屋
套句现成的话——醒酒屋曾经是西宁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西北苦寒之地，大众文化生活不太丰富，娱乐基本靠酒。西宁是青海省省会，青海有个青海湖，水是咸的，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人开玩笑说，一年总得喝掉半个青海湖吧。这个说法或许会有些夸张，但西省酒风之盛，酒精耗量之大，多少也让人震惊。青海人嗜饮青稞酒，无酒不欢，若再佐以粗犷的烤羊排和冰抓（凉的手抓羊肉），则浑身顿生豪气，直顾得叫喊：“拿酒来！”
就像海子诗里说的：“青稞酒在草原之夜流淌/这些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他们都不懂得我此刻的悲伤……”那些摇摇晃晃游走在西宁街头的醉汉想必也是如此，醉眼看人，定是觉得没人懂得他找不到酒喝的悲伤。有个段子这样讲，说是有个醉汉在街头横行被汽车撞进道沟里，在沟里头看着上面汽车的大灯还在嘟嘟囔囔：“你以为你的眼睛喝红了就喝过我了？”等把这头破血流的家伙送到医院里，他还坚持让医生给他挂一瓶酒，声称：“我头破了不要紧，就是胃缺酒！”还有另外一个醉汉，从酒馆里出来摇摇晃晃摸到自行车，发现车座子让人给拔了，气不打一处来，使出蛮劲儿也卸了一个车座子，出了一头汗被风吹得稍稍眼亮，才发现刚才卸掉的才是自己的车座子。车子没办法骑，只好步行回家，在自己家周围转了一晚上也没找到家门。解开皮带小便，握着皮带的一截半天没动静，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操，把家伙都喝扁了！”
针对这些街头游魂般的醉汉，醒酒屋应运而生了。往往是一条街上就有数个这样的小屋，挂着招牌，里头放着若干张小床，备有浓茶、水果、热毛巾、输液器材等物。那些不堪酒力的家伙会被扛进小屋内，最通用的办法是让他好好睡一觉，醒来喝茶吃果子热毛巾擦脸，醉得太狠的就输上瓶液。天亮的时候再通知家属来领人，有点像成人托管所。此屋与那些街头常见的茶屋洗头屋不同，不是纯服务机构，带着那么点强制措施，收费也奇贵。一斤苹果可以收费三十元，一杯热茶十元，一条毛巾十元，一张床要五十元。
那些酒后醒来的人，多半暗自正羞愧得紧，不知酒后都做了些什么，往往一声不吭迅速埋单，然后匆匆散去。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就是生活中不可更改的铁律。
录像机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大概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一个闭塞单调的年代。一台录像机出现在那个年代里是一件很突兀的事，就像是表面平滑的玻璃上凸起了一个毛刺，怎么摸怎么不舒服。这个故事与录像机有关，与黄色录像有关，也与一个谎言和一起盗窃事件有关。
兰州城区西部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区，天永远灰蒙蒙的，电厂的烟囱顶端总是燃着不熄的火焰，空气里隐隐飘荡着化学的气味，人们走在街上看起来都心事重重。大厂的青工们都住在宿舍区里，就是那种老式的居民楼，几个青工住一套单元房，每人享有其中一个房间，类似于今天的合租房。那都是些刚刚长成的热血青年，对异性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