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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巴图每天晚上总会把战靴脱下来放在窗台上晾上一夜。他是个温和厚道的人，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心与人为善。只是，你要记住，有两点千万小心不要触犯他：一是不要说草原的坏话；二是不能说自己的酒量高于巴图。
那样做，准是出于巴图的骄傲！
谁能知道自己距离另一个人的骄傲有多远呢？
校园附近是座村庄，有厌倦集体生活的同学在村子里租了民房，左边的空屋里放着一口打好的棺材，右边的屋里租住着一个养骡人。知道巴图胆大，那同学刚租房的第一天拉了巴图过去同住壮胆。空棺材当然吓不住巴图，他倒是推杯换盏地和那养骡人交成了朋友。那养骡人的生计是每天早上拉着三头骡子去桥上帮菜农拉车，他不知道巴图一眼便盯上了他的骡子。据说，巴图大概和那人喝了整整一个星期的烈酒后羞涩地开了口。他很想借头骡子在校园里骑上那么一天，哪怕是小半天也成，那能让他重返一个骑手的形象，也能让同学们知道他在草原上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果真，巴图好梦成真。他骑着一头骡子在校园里溜达了一个早晨，被大家当了一个早晨的英雄。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被大家当成一个传奇故事来不断延续。那天早上，巴图脸上凝固着堪称经典的骄傲笑容，眼睛一直看着慢慢发亮的天空。显然，那是一个在做梦的人才会有的表情。
有一年寒假过完，返校时就听说巴图死了。传播这个消息的人，像是在讲一个传奇故事。
那么大个块头，铁打般的身体，菩萨般的心肠，说没了就没了。据说，那个冬天里，他没有回家。大部分的人为了过年全都奔波在路上，车票也难买，巴图不愿凑这个热闹，想着到了暑假再回去看看青色的草原。一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他碰上两个藏族兄弟，自然是要大喝一场的。都是平素以酒为傲的人，自然谁也不服谁。于是便连喝了三天。那三天里，他们三个人共喝了一百多瓶啤酒外加数瓶烈性白酒，困了就睡，醒来继续喝，却是没人醉得不省人事。
最后一天，巴图终于喝跑了两个难得的酒友，自己心满意足地准备好好睡一觉。点上一枝烟后，他便沉沉睡去。烧着的烟头引燃了蚊帐，浓烟积聚在密闭的房间里，巴图在昏睡中窒息而死。等学校保卫处的人打开门时，一脚踩在滚满一地的啤酒瓶上，差点摔破了头。
半个兰州
一条大河从城市中间切割而过，兰州被纵向切成两半。
半个兰州，河南的繁荣与河北的荒芜形成强烈对比，城市的形态因此而不完整并让人有所期待。
半个兰州，精神的左岸是连片的清真寺，是川流不息的大河上飘来的声声唤拜；物质的右岸是隐隐约约的繁华，是城市亮
化工程之后夜晚的很多灯。兰州，是那种正在成形的、粗糙的、硬朗与温软杂糅、悲情与狂欢共伴的城市。
经济不发达，与周边的城市都离得比较远，没有形成城市群，它的基本生态还是现代城市链条中的一个孤岛。兰州是一个移民城市，这就决定了它的城市性格具有某种模糊和语焉不详的特点，城市中因此会形成一种“野蛮”的力量：他们有向上生长的渴求，有冲劲但又略显盲目，有梦想但又常会失落，有追求但又总觉得结果不理想。他们觉得，在兰州生活太慢，生活是停滞不前的，自己几乎没有耐心等待它的变化。这样一个人群的心态基本如此，他们似乎一直在寻找离开兰州到外面发展的机会。
有看风水的人说兰州“北山高而南山低”，是“旺客抑主”之地。很多外地人在兰州做生意都赚了大钱，光浙江人在兰州就有20万之巨。曾有温州商人过年回家包了两架飞机，成为各媒体爆炒的对象。浙江商人张国芳在兰州开了国芳百盛购物广场，余汉平则建起了
义乌商贸城，兰州东部批发市场跻身国内十大批发市场，其主体人员仍是浙江人。“新移民”正成为兰州的“新贵一族”。
去年春节，从外地回来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说到兰州的变化，一致的感觉是：兰州似乎正在兴起一个有文化、收入稳定、保持了年轻心态、追求品位和独立精神的阶层，他们不仅仅是咖啡和盗版DVD的消费者，更是生活方式的旗帜、媒体和传播的操作者，也是从根本上否定权力社会关系、激励多元文化的力量。这个阶层的人数不算多，但力量却不可小视。
从最能显现一个城市活力的夜生活来看，兰州出现了北滨河路、甘南路两条著名的酒吧街，大大小小的酒吧在两年时间内迅速开张了500多家。许多外地正流行的娱乐消费方式被引入兰州，麦乐迪量贩式KTV、东尼热舞会所、焦点俱乐部、新天地西餐咖啡、东方国际会所等场所都受到人们的追捧。“新的就是好的”，几乎成了一个流行法则。
兰州的总体消费能力并不高，而餐饮娱乐却过度繁荣，生活方式还很单一。餐馆酒吧的门口总是停满着车，里面猜拳行令之声不绝于耳。“娱乐基本靠酒”，兰州人一年喝倒一个酒牌子，酒吧里也能见到有人大声划拳，这就是这个城市的粗陋之处。
兰州是那种很多时候办事都得靠关系的小圈子社会，关系网密布，人与人相连，很多事情只有在酒桌饭局上才能搞定，所以很多投资采取了隐蔽的方式，所谓“闷声发大财”，老板们多不愿过分张扬，以免惹来麻烦。
兰州晚报曾主办过一场“吕思清小提琴音乐会”，并公开征集百名琴童与吕思清同台演出，报名者云集，因为这样的音乐会在兰州并不是常有。兰州学音乐的孩子很多，钢琴的家庭拥有量在全国各城市里属于前列，家长们都希望孩子能有一技之长，能有很好的未来。画廊的生意大多清淡，以兼做装潢、广告等养活自己。兰州的艺术气氛相对却很活跃，从前的很多音乐人如今成了酒吧老板，会主动做一些艺术活动来满足自己也吸引顾客。显然，城市里的新生阶层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强烈，他们需要更多的文化资讯来滋养身心，他们有更强烈的渴望来改变自己。
多数人的朋友圈子并不大，交往目的也简单，在一起也无非是吃吃饭喝喝酒，有些人因此成了酒桌上的明星，一晚上能赶三四个场子。在各种场合，都有可能碰上熟人朋友，城市的中心集中在城关区中心的某一片区域，每个人都在往里扎。往往是你说起一个人，对方就会告诉你这人是他的朋友，于是皆大欢喜，一切好说。非常功利主义的交往在这里不太多，人们以义气和玩乐为重。
兰州的生活压力不是太大，但这个人群里的人会给自己施压，就像贾樟柯电影《任逍遥》里表现的那样——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却能方便地得到大量来自外面的资讯，对自己的生活因此相当不满意，有极强的愿望去改变。他们会像一根被压服的弹簧一样积蓄自己的力量，一旦有机会便强烈地释放出来。他们会很直接地谈论自己的理想，描述却很简单——不同于现在。
被曝光的爱情
现实生活凶险无比，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无处可逃。有一天，一对情人的隐秘生活被一张报纸莫名其妙地公之于众，恐怖就这样发生了！
兰州素来是个瓜果城，每年春天都有花事发生：东边是什川的梨花会，西边是安宁的桃花会。被曝光的爱情事件，发生在那漫天皆白百里飘香的梨花会上。
他和她，是两个过着平淡生活的中年人，激情不再，心已蒙尘，都已经厌倦了多年婚姻的平庸与无味。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之后，他们心头都萌动着一种久违了的新鲜激动。春天下面有两条虫子在动，这就是那个成语了：蠢蠢欲动。那个春天里面，他们像两条幸福的虫子一样，总想钻到黑暗而甜蜜的地里去。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待在一起，又不想让认识的人看到他们，整日里东躲西藏。梨花会在乡下，是个不错的去处：风景好，游人少，花香就在空气中飘，农民们木讷而淳朴，吃农家饭，睡农家炕。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一对情人幽会的了。
那天，他们像两个过“六一”的孩子一样，带着矿泉水、面包、火腿肠什么的赶到了梨花会现场。在一棵生机勃发的大梨树下铺开报纸和塑料布，摆上带来的食物饮料，甜甜蜜蜜地靠坐在一起，你喂我我喂你，在阳光中蠕动着身体，享用这生命中温馨的日子。梨花会上，像他们这样的情侣很多，满脸写着幸福与温馨。还有很多人提着照相机四处拍照，走来走去攀高下低的，很专业的样子。这其中，正走动着一个某报的摄影记者。他花着公家的钱，不太心疼胶片，端起相机像端着一挺机关枪，逮着个什么图景就喀嚓喀嚓地拍上一堆。那对
婚外恋的情人不小心撞入了他的枪口，正是梨花人面相映，煞是好看的人间幸福。这记者像个杀手，为了报社的赏金，狙击了这对幸福的猎物。
第二天，某报头版刊发了这张照片，并冠之以“人面梨花相映衬，花开只为有情人”的标题。说老实话，那个一向水准不稳定只会骗骗女孩子的摄影记者，这张片子拍得真是不错，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心里都好像装着个小野兽。小野兽在干吗？动来动去呗。这的确是个恋爱的季节，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都不安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所有的人都这样说。
当天下午，那男人和那女人冲入报社。一个脸色苍白手指颤抖，另一个头发凌乱眼圈发黑。他们找到那记者，相当激动，费了半天劲才表示出他们的愤慨，并质问为何不经过他们同意就刊发照片。这城里几乎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看到了报纸，家里头乱了套，已经打闹成一团。他们的生活全被这张小报给毁了，这太意外了，他们完全想不到。
那记者见过些世面，迅速打断这对情人刚刚开始的愤怒讲述，极严肃地教育他们：
婚外情不利于社会稳定，也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你们犯错在先，怎么还能到报社里来大喊大叫呢？你们一定要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他先是掏出自己的工作证，接着掏出自己的记者证，证明自己无论从哪个意义上都有资格拍摄这样的画面。看他挥手激动说教的样子，几乎像是要拿记者证轻轻抽打那对不守规矩男女的脸了。
记者害人，此为一例。
出门是江湖
出门是江湖，江湖一场戏。
他再次准备出趟远门时，捏着一杯用一次性塑料杯装的啤酒，和大家虚碰了一下，随口说了这么两句。
那时我们坐在兰州的庙前街上，和港片里江湖打斗的经典地点庙街相比，这里也会聚着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这两句话的的确确来得恰到好处。庙前街上，每天也上演着尘世上的悲喜剧。前一阵子，有个川人低价从这儿收了台老爷车，转手就卖了几十万。还有门口的那个鞋匠，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却杀了隔壁那个卖大豆的女人，听说两个人是相好哩。那个吼秦腔的，一口痰卡在嗓子眼，死了，就差那么一口气……
现实像块石头，扯淡才有生命。所以，他才要出门，走得远远的，去天之涯海之角的海南。朋友交往了一二年，一起喝醉过若干次。那天，才听他大概说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江湖的感觉扑面而来。
大学外语系毕业，根据“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分配原则，他回到自己家乡山沟沟里一所中学教书。那儿是牧区，民风强悍，文明却是半开化状态。那儿的男人们，包括他的学生在内，离不开的两样东西是刀子和酒。刀子么，挂在腰间，主要是用来割手抓肉吃的。酒么，揣在怀里，做男人用的。山沟沟里，电视台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套，声音听个大概，影像看个意思。一到晚上，除了头顶的星星，周围漆黑一片。那许多个寂寞的夜晚，倒是让他认清了不少天相书上提到的
星座。除了教外语，他还兼语文和体育，学生们基础差也不爱学，上课时问怎么不拿课本，回答说是“丢掉了”。体育课相对气氛好些，却没人遵守规则，放羊一样地把个黑白皮球踢得看不见了踪影。
几个月后，他逃离了这里。
校方不同意他辞职，扣下手续户口不给。他就在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