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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活，呼吁塞尔维亚人对自已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2O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O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引致了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然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O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断层统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构成成分时”，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表10．4）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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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的外部冲突 内部和外部冲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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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当代冲突 地理邻近互不相容 好战│
│当代冲突 受害者地位 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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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核心国家│
└───────────────────────────┘
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已人中间展开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力相对于穆斯林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一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眼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已的国家时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
动的重要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标。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