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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_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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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如果人们在历史上共有少数基本的价值和体制,这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却不能阐明或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人类被划分为一些次群体——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称为文明的更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韦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然而,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把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作“文化”或“次文明”,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
* 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原书脚注
其次,“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当然,这是18世纪时这一词的独特含义,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普世文明正在出现,它使各种人类学家和其他带着惊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说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逐步扩张,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第四,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8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关于普遍大众文化的论点稍微复杂些的版本,一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而是集中在传媒上,集中在好莱坞而不是可口可乐上。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
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正如迈克尔?弗拉霍斯所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第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此外,到90年代初,非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正在导致出现一些迎合那些社会独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区的传媒业。例如,到1994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估计它拥有
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长预测,其英语广播可能最终会吸引2%-4%的市场。这样,地区的(即文明的)网络将会出现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为西非)和其他语言的广播。三位学者得比结论说:“建立全球统一的新闻编辑室仍然是一个空想。”罗纳德?多尔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员中出现的全球知识文化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对被强化了的通讯的影响作出了一个非常有限度的结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不过他补充说,“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确会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人们常常提出普遍语言的要求。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所提出的,“世界语言是英语。”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论点。它可以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说英语。但不存在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无可否认它们不可能非常精确)恰好显示了相反的情况。所能得到的涵盖了 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见表 3.1〕。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讲汉语普通话,大约两倍于讲英语的人口,而且还有另外3.6%的人口讲其他形式的汉语(见表3.2)。
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 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munication)(LWC),也可以这么说。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表3.1讲主要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
年度 1958 1970 1980 
1992
语言
阿拉伯语2.72.93.3 3.5
孟加拉语2.72.9 3。2 3.2
英语 9.89.18.7 7.6
印地语5。2 5.3 5。3 6.4
汉语普通话 15.6 16.6 15。8 15.2 
俄语 5.5 5.6 6.0 4.9
西班牙语 5。0 5。2 5。5 6;1

*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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