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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这三年里却一次也未同父亲吵架，她怕在新媳妇面前丢面子。妻看得明明白白．她对全家人很谦让，彼此相处一直很和谐．大家生活在美好的希望中．
希望有一日．我能归来。
我回来了，偕妻儿定居北京，生活条件并不好，工作中更多苦恼，但很快便将母亲接到北京同住。陪她参观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她回乡后对人讲
北京时，最得意的便是皇帝家里都去过_了。她住不惯北京．黄沙弥漫．大杂院里用水不便．无法洗澡，我和妻又日日奔忙工作．她看不下去．决定同到僻静的老
家，她离不开家门前的那条小河，她长年饮这条小河的水．将一切污垢洗涤在这条小河里。她曾第二次来过北京．还将我第二个孩子带州故乡找奶妈，皇帝的
家已看过．她不留恋北京。
苦难的岁月折磨我们．我们几乎失落_了关怀母亲的间隙和心情，我只在每次下江南时探望一次比一次老迈的母亲，儿不嫌娘丑，更确切地说是儿不辨娘是美
是丑，在娘的怀里．看不清娘的面目。我的母亲有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人人夸奖，但晚年白内障儿近失明，乡人说她仍摸索着到河边洗东西．令人担心。我的
妹妹接她到镇江动了手术．使她重见天地，延续了生命。父亲早已逝世，年过八十的母亲飘着白发蹒跚地走在小道上．我似乎看到了电影中的样林嫂．而她的未
被狼吃掉的阿毛并未能慰藉她的残年。
摘自《读者》2005年第20期
萍水相逢
作者：孙绍振
那一年春节前夕，我在上海得到通知：华侨大学解散，教师务必迅速回校，下放到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冠以神圣的“蹲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但我的心情仍像上海的天气一样阴沉起来。上了火车后，我就发现钱包不见了，这下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搜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总算找到了l元钱和几张毛票，心里稍许安定了些。好在火车到达漳平的时候，我要下车到同事家去拿两个樟木箱（那时结婚，福建的樟木箱是上等嫁妆），可以借一点钱。樟木箱挺大．力气比我大得多的同事抢着为我挑到火车站。我向他借了5元钱，算一算到厦门住一夜旅馆1元钱，吃一顿饭5角钱，到泉州的汽车票票是2元5角左右，再花l角5分钱，乘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学。 “多乎哉．不多也。”孔乙已的喟叹冒出我的嘴边，心情也为之一振。
可量樟木箱一上火车，乘务员说太大，要补托运费，一下花去了两元多。火车上一顿饭起码要3角钱，全部财产只剩下不到2元钱了。买一张汽车票到泉州，是绝对不够了。
到厦门时，已是下午6点了。
我挑着两个大樟木箱．从台阶上走下来．满头大汗，顾不得心疼箱子不断被磕花。
虽然是极“左”的时代．厦门人的生意头脑还相当灵活。车站前的一群小伙子，推着自行车，帮助运送行李。我的狼狈相马上引起其中一个的注意。
他推着车子过来兜揽生意。
我老远就嚷嚷： “别来找我，我身上没有钱。”
真是一分钱逼死英雄汉。早知如此，向同事多借5元钱，也不至于狼狈如此，我的心情真是糟透了。
虽然语气有点凶狠，小伙子仍然从容地把车子朝我这边推过来。
我绝望地望了他一眼：“我连住旅馆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呢。”
他把车子支起来说： “没关系．我不要钱。”
他那闽南人的豪爽使我震惊了。
他穿着那时甚为罕见的皮夹克，很鲜亮，可以闻到一种新鲜的皮革昧道。车子也崭新，没有侨汇券的人，有钱也买不到。那时家里有一辆自行车，相当于今天有了一辆桑塔纳，挺神气的。
他从容不迫地把樟木箱往他车子加长的后架上绑牢，就领着我到了一家小旅店。他用厦门话向一个小老头诉说我的闲境，那小店负责人显然是他的朋友，显得颇为动容，表示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床位看好以后．他就拿出登记本来，要工作证。可是我的工作证被小偷连钱一起偷走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很紧张， “清殚阶级队伍”进入高潮，阶级敌人无孔不入，革命的警惕性成为人生第一要务。那小伙子向他说情：人家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白面书生，你看看他哪…一点像外逃的阶级异已分子？年纪轻轻的，哪一点像反革命？
他说得振振有词，可他的朋友无动于衷。两个人在我是否可能是坏人的问题上，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小伙子反复说，怎么可能！连我都觉得我那萍水相逢的朋友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论证很软弱。就拉拉他的手。他却越来越火了，加大了嗓门，显出闽南人特有的忠于朋友、忠于自己感觉的固执。然而，那老头子也是闽南人．也忠于自己的感觉。小伙子冒火了，闽南人使用频率最高的骂娘的话，时不时地冒出来。
我看得出来，小伙子最大的愤怒．倒不在于他的朋友不信服他的论证．而是，居然不信任他所信任的人。这种不够肝胆的表现，是不可容忍的。
最后，他绝望了．用最清晰的语调．一字一顿地把最脏的字眼讲了出来。老头子气得直翻白眼．一时像被鲁智深拳打的镇关西，只有出的气，没有入的气。没等他反应过来．小伙子已经拉着我的手走了。
我非常不好意思，向他表示歉意。都怪我破坏了他们的友谊。他用闽南腔极重的普通话说：“没有关系．这种人，不是人．不肝胆。老子再理他，是你儿子。”
他很快恢复了情绪，把我带到厦门汽车站．找到当时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一个中年妇女。他们大概认识吧，她显然很信任他．因而也就很同情我。还没有听完他的叙述，她就叫食堂工友给我打了一碗饭，还有一份花菜，上面居然还有一点猪肉。
我本来只指望她让我在候车室坐上一夜．没想到她竞主动提出让我到工会办公室去。那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说，正好有8个复员的海军士兵经过这里，没有买上今天的车票，你们做个伴吧。
我本来以为，女人都比较小气．然而，在厦门，居然有女人超过了男人．而且超过了韩信遇到的“漂母”．不但有一饭之德，还有一屋之恩。
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长沙发上有紫色的棉布套子，我睡的那一头，弹簧已经瘪下去了。但是．当时沙发是很少见的．就是住旅馆也不能享受弹簧的柔情。可是．我仍然不能安眠。因为我的口袋里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到泉州的票。那小伙子看出我的忧虑．主动提出：有什么东两可以
拍卖吗？
我吓了一跳．身为读书人，习惯于清高．对于金钱的盘算，从童年时代就觉得．不是好事。再说．叫我到大街上叫卖．怎么开口呢？他说：“没有关系，你这样的白面书生，往那儿一站就是招牌，我替你叫好了。”
总不能从厦门走到泉州吧．一想到这．我就顾不得什么资产阶级劣根性了．惟一的选择就是提起旅行袋跟他回到火车站。
说起来．我那旅行袋里也真可怜，除了一包上海的大白兔糖果以外．只有几件衣服。他就把大白兔糖果鲜艳的包装露在外面．大声叫卖起来．马上就引来一堆围观的人。可惜，没有人对糖果感兴趣。叫了半天，只有一个搬运工模样的人，把我的旅行袋打开来仔细翻看．拿出了我十年前做大学生时穿的、已经褪了色的绒衣，正面反面反复抚摸后。问我多少钱肯卖。我想十年前3元6角钱买的．现在最多只值1元钱。但是，l元钱，加上我口袋里的钱，仍不够到泉州的车票钱。我狠狠心，让我那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发作了一下：l元5角钱。那搬运工马上就要掏钱。可
是小伙子嚷嚷起来：l元5角怎么行！这么厚的绒衣，起码要5尺布票，1 尺布票就要l元钱的。
我突然紧张起来．按当时的政策．买卖布票是违法的。
但是，我的舌头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听任小伙子作主，以5元钱成交。
当我拿着一把带着工人阶级体温的、沾着草屑和亏泥的毛票和硬币的时候，心里并不仅仅是兴奋和感激。当时来不及细想，只是本能地用最文雅的姿态和小伙子握手，对他表示感激，隐隐感到所有感激的语言此刻都显得苍白而空洞。
摘自《读者》2005年第20期P8
全球环境变化的思考
作者：丁林
一相比人们的自信，我许是有些悲观。而且，很不合时宜地，在美国南方一
个欣欣向荣的春天。
春天又来了，鸟儿在明亮地叫着。让我想起蕾切尔·卡逊的书，那本《寂静
的春天》。卡逊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一个柔弱女子，战胜庞大的“化学帝国”，
证明了ＤＤＴ危及鸟类生存、也在毁坏人类的健康与生存，最终使得ＤＤＴ在美
国禁止生产。ＤＤＴ的发明人，曾经获得诺贝尔奖。今天，人们提及此事，口气
之中，多半暗示那是发奖委员会的一个污点。好在，看上去愚昧和恶势力纷纷落
马，环境保护的概念从此发端。结局就像是一个灰姑娘的童话。
可是，王子和灰姑娘并没有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们的面前不是一个童话世界。ＤＤＴ是杀虫剂。当初发明、启用它，是为
了救森林庄稼于虫害，也是为了挽救生命。它扑杀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蚊子，蚊子
传播着可能致命的疟疾和各种疾病。从ＤＤＴ开始推广，到上世纪７０年代被禁
止，它拯救了至少５００万个生命。我回想多年前，自己被卡逊的故事深深打动，
却忘了问一声：ＤＤＴ停止使用，疟疾怎么办？
疟疾病例在回升。今天，每年有２５０万人死于疟疾，其中９０％在非洲。
在那里，每年有１５０万儿童死于由蚊子传播的各种疾病。ＤＤＴ因此在许多国
家恢复使用。在这些国家儿童的眼睛里，ＤＤＴ竟不是一袭黑色斗篷的恶魔，倒
是长着白色翅膀的天使。
善意的环保组织们不曾想到，他们推动全球禁用ＤＤＴ施加的压力，甚至被
贫国看做是富国的傲慢。因为，改用任何新型的、被认为是更安全的杀虫剂，价
格都在５倍甚至１０倍以上。他们根本用不起。
问题假如仅仅归结到钱上，也许还好办了。真正的问题是，新药物就安全吗？
在发达国家，停止使用ＤＤＴ之后，科学家发明了替代药物。人们相信科学
能解决问题，最终是因为相信人的认识和征服能力。可是，不论你是否承认，人
的能力有限。事实上，每一种新药物的产生，对它安全性的全面了解，永远慢一
拍。例如，广泛用来替代ＤＤＴ的仿雌性激素，２０年一过，待发现它对人类、
野生动物的生殖有危害，男人们的精子总数已经荒唐地下降了一大截。
那么，恢复ＤＤＴ吗？我问自己，难道还有这个必要，绕回４０年前卡逊已
经提过的老问题：危及人类生存的环境毒害又怎么办？
我们面前，要说是“两难困境”，也许都是说简单了。
二群体的困境，源于我们个人的困境。人性的弱点与生俱来。人有求生避祸
的本能。最近有一条新闻，在香港发现红火蚁。虽几经下毒，仍然止不住红火蚁
在香港蔓延。我不知香港居民是不是重视这条新闻。他们也许不知道红火蚁是什
么。我看着新闻却直摇头，红火蚁是美国南方的生存常态。
我们住在乡下，每年春天，家家户户至少要买两种杀虫剂，一种对付毒性很
大的黄蜂，另一种对付漫山遍野的红火蚁。它们对过敏体质的人都会带来很大危
险。
３年前，我们７０多岁的邻居杰米老头被黄蜂叮了一囗。他估计自己至少能
够坚持赶到５分钟车程以外的诊所，马上开车前往。结果，刚刚上路不久，蜂毒
发作。他突然昏迷。杰米的车子失控，冲出公路，连人带车翻进沟里。幸亏只是
车毁，人还是被抢救过来了。
我们刚搬到这里时，全然不晓厉害，直到也有了蜂叮蚁咬、休克后招救护车
急救的惊险，才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乡下人。第一课的教训，就是开春买杀虫剂，
救眼前燃眉之急。
美国警告大家，我们有６９００万个家庭在使用各种杀虫剂。每到春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