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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苏东坡敲门都不应。我们看到他之前的诗，敲门都不应，就要发脾气了，可是现在就算了，他就走去听江水的声音，“倚仗听江声”。
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后，他觉得丑都可以是美。他开始欣赏不同的东西，他那时候跑到黄州的夜市喝点酒，碰到一身刺青的壮汉，那个人就把他打在地上说：“什么东西，你敢碰我！你不知道我在这里混得怎样？”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苏东坡，然后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忽然就笑起来，回家写了封信给马梦得说：“自喜渐不为人知”。我觉得是了不起生命的过程，他过去为什么这么容易得意忘形？他是才子，全天下都要认识他，然后他常常不给人好脸色，可是落难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另外一种包容，有另外一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酸甜苦辣咸百味杂陈最后出来的一个味觉是“淡”，所有的味觉都过了，你才知道淡的精采，你才知道一碗白稀饭、一块豆腐好像没有味道，可是这个味觉是生命中最深的味觉。
你会发现他在做官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清风徐来，但是从他的诗中看到，因为他不做官，才感觉到清风。
我觉得苏东坡应该感谢的是：他不断被下放，每一次的下放就更好一点。因为整个生命被现实的目的性绑住了，所以被下放的时候，才可以回到自我，才能写出这么美的句子出来。
他可以感受到：历史上那些争名争利，最后变成一场虚空。可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因为他回到自我。
我相信，美是一个自我的循环。美到最后不管你是富贵，或是贫穷，有自我，才有美可言，如果这个自我是为别人而活着，其实感觉都不会美。
所以这个“淡”是你经历酸、甜、苦、辣、咸以后，才知道淡的可贵。所以他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我回头看我走来的这一生，心很静，也就无所谓了。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把学校背上山的校长
作者：侯黎风 梅柏青
让山村孩子看到希望
1993年秋天，后坪乡中心完小的骨干教师刘恩和调回了自己的母校茨坝村小学，任校长。
三十多年的光阴，给这所山村小学留下的惟一的变化，就是学校更加破烂了。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宿舍，没有操场，仅有的几间教室，也是偏偏倒倒，四壁通透。外面下雨教室里就成烂泥塘，外面下雪课桌上就水淋淋的，房梁檩子腐烂得随时都可能掉下来，课桌板凳全是断胳膊瘸腿，黑板斑斑驳驳、坑坑洼洼。最难堪的是，一百多人的所校，却没有一间厕所，要解手，就只有按性别分批轮流，到附近的树林里解决。
看着娃娃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刘恩和这个44岁的汉子，忍不住流下了酸楚的泪水。
木匠老师刘恩和，又成了茨坝村小学的木匠校长。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修理，虽然可以改善一下学校的破烂状况，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修一座像样的教学楼”成了刘恩和心底的一个夙愿。然而，在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贫困山区，刘恩和的这个夙愿，只能是一个幻想。
1996年初，刘恩和心中的幻想，终于有一变成现实的一点儿希望：世界银行贷款资助中国贫困山区修建学校的项目下来了。刘恩和找到乡文教办领导，想争取在茨坝村小学立项。但由于茨坝村小学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要求，领导提出了这样一个条件：必须自筹1万元匹配金，10天内全部交清。若办不到项目就只能落到别的学校了。
刘恩和狠狠地点头：“我一定要办到！我5天内先交一半定钱，10天内全部交清！”
然而，这件事做起来太难了。1万元钱，对刘恩和来说，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在这人均年收入只有400元的极度贫困山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哪儿去筹集1万元啊！
他到信用社去贷款，但村级小学不是独立法人，不能贷。他就用工资和住房作抵押，以个人名义贷。而个人贷款只能贷3000元，他就把家中所有的钱凑起来，凑了1000元。他当时的月工资是110元，1000就是他9个月的收入。最后，定钱还差1000元，刘恩和便想到了家中仅有的一笔存款。那笔1300元的定期存款，是全家人多年省吃俭用存起来以防不测的。3年定期还差两个月就到了，此时的刘恩和已不顾提前支取的利息损失，咬牙取了出来。
5000元的匹配金交了上去，还差5000元，刘恩和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他找到了村支书田景钊，要求发动村民集款。然而，由于去年村里刚刚集资修电话，村民们都有上当的感觉，大家都怕再吃亏。这一次，大家要求刘恩和做担保。刘恩和说：“我用房子和牲畜抵押，事情黄了，你们扒我的房子，牵我的猪和牛！”就这样，总算将5000元凑齐，终于争取到了这个项目。
真情让施工队长动容
世界银行贷款8万元，加上匹配金1万元，共9万元。这个项目的要求，是按照上面统一的图纸，修6间教室。刘恩和动了心思，打算多修两间，一间做图书室，一间做实验室。而茨坝村“三不通”，所有建材只能运到十几公里以外山下的石界村，要花钱请人背上来，用的水，也要到几里以外的河里去背。算下来，9万元根本不够用。
这样的赔本工程，根本找不到愿意承建的施工队。乡广教办先后找了3个施工队，都没有人愿意接。刘恩和决定找董长兵师傅试一试。董长兵长期在后坪乡包工，与刘恩和较熟悉。刘恩和便翻山越岭找上门去。
然而，董长兵也是头摇得像波浪鼓，这样赔本的买卖谁愿干呢？刘恩和拿出了“三顾茅庐”的劲头，每次离开时，都留下一句话：“董师傅，我还要来找你。”
最后，董长兵说：“刘校长，我仔细算了，你那个工程，我至少要亏3万你再想办法追加1万吧。”
刘恩和见有希望，忙说：“行！董师傅，追加的1万我私人给5000，另外的5000，我用劳动抵。你放心，凡是我们能做的，都我们自己做，建材我们负责背上来。我也是木匠，除了上课、吃饭、睡觉，我全部时间都给你打下手，我们学校的老师也是随喊随到。我们尽全力缩短工期，尽量减少你的损失。而且，我立下字据，就是几年的工资不要了，这5000块也不会黄了你的！”
只有抬不动的山，没有请不动的人！董师傅的眼圈红了：“刘校长，你自己都投了那么多钱进去，而且这把年纪了，还翻山越岭跑了那么多趟来找我。这个工程亏本我也接！我要是还不接，我就不是人啊！”
刘恩和把董长兵感动了。董长兵反过来把刘恩和感动了。
“背蒌校长”把学校背上山
从石界到茨坝十几公里的崎岖山路上，每天的早晚，都能看到刘恩和背钢筋水泥和石灰的身影。满脸的皱纹，花白的头发和胡子，拄着竹竿，弓着腰杆，紧咬牙关，一点一点地挪，一步一步地走，风雨无阻。
贫困的山区，人们每天只吃两顿饭。每天夜里，刘恩和就煮好一锅土豆，第二天带在身上，边走边吃，这就是他的早饭。他要赶在上课之前背回来一趟，绝对不能迟到。下午放学后，又去背一趟，回家后才能吃晚饭。
那个在山路上身负重荷，艰难前行的身影，逐渐打动了山民们。山路上，同样身负重荷的身影越来越多。到后来，全体山民都出动了。
背建材历时4个月，刘恩和磨破了5双胶鞋。仅他一人，就背回来十七吨多，行程达两千多公里。有一次，他背完水泥后累得回家倒在床上就睡了，第二天起来，才想起昨晚上忘记了煮土豆。路上没有早饭吃，背完建材又上了一整天的课，课刚上完，刘恩和就错倒了。
8月底，两层的教学楼修好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还差两年才50岁的汉子刘恩和，花白的头发和胡子，就全白了。人们都说，“背蒌校长”刘恩和的家是最贫寒的，而他的学校却是最现代的。
永久的无私资助
现在刘恩和的月工资是1041元，这在贫困山区算是很高了。但他却一直省吃俭用地生活，从来没穿过皮鞋，从来没穿过毛衣，甚至从来不抽烟、不喝酒。他说：“我省下100块，就可以资助一个贫困生，说不定就能改变一个山里娃娃的命运哩。”
刘恩和把自己工资的80％都贴给了贫困娃娃，而且把他这些年获得的国家、省、地、县的各种奖励共十几万元奖金，也全都用来建学校了。二十多年来，他资助过四百多名贫困生，八十多个面临失学的孩子在他的资助下，考上了大中专院校。茨坝这个贫困山村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都达到了100％。而他自己的儿女却无力支付学费，是靠贷款和借钱完成学业的。
为了留住教书的人才，刘恩和又开始谋划修建教师宿舍。这期间，他只请了一个师傅。他自己既是木工，又是泥水工，更是搬运工。甚至拿出了准备给女儿出嫁用的木料，总共修建了14间老师宿舍和一间食堂。
2002年，钢仁地区表彰了刘恩和，他用奖励给他的2万元修了学校的篮球场。2003年，省里表彰了刘恩和，他用奖励给他的5万元再加上自己节省下来的工资8000元，在原来的两层教学楼上，又加盖了一层，还修了学校的水泥地面和花坛。2003年，省里又拔给他10万元，他修了学校的大门和围墙。这期间使用的钢筋、水泥、石灰等材料共计六十多吨，也是大家去背回来的。刘恩和除去上课时间，照样去石界背建材，去山上打石头，在工地上唱主角，不减当年。
这时候，刘恩和已经54岁。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诚实从自身做起
＇美＇谭小能 李 伟 译
几个星期之前我在中国做了一次关于应聘工作的演讲，我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说：“近些年来，中国人很不幸地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不诚实的名誉和评价。”我用“很不幸”这个词来形容，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极大地危害着中国社会并伤害着中国人民。在我结束陈述之后，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我说：“你刚才说现在所有中国人都是不诚实的。”我当时认为他不赞同我的观点，于是我向他澄清：“我从未说是‘所有的’。”但他说：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想不少中国人是不诚实的。”
谈论这样敏感的道德话题一向非常艰难，但我认为“缺乏诚信”作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被记录下来。不诚实的人通常会这样说：“如果我不那样做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竞争，因为其他的人都那样做。”我感叹，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这种想法，那么不需要过多久这个社会就可能自我毁灭掉了。
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他们是因为种族的原因，但就我的观点，这种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人的不诚实。
我首先见识到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在大学授课时。在一次小测验之后，我发现学生们的答题纸上有着太多相同的答案。显而易见，一些学生抄袭了其他学生的答案。我感到非常气愤，我给了所有学生零分。除非他们能够证实他们在考试中没有进行过欺骗。可是，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向我证明了他们没有作弊。那次经历后不久，我听到其他外国教师说作弊在中国很常见。此外，我们还经常看到在校园里张贴的提供替考服务的广告。我不知晓学生们是否已经从作弊的行为中尝到了很多甜头，但我知道一些国际性的学校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制定了严厉的规章制度。
只发生在中国的另一种现象就是贴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办证书的手机号码。在美国，我从未看到过这种小广告，每个人都清楚，一旦事情败露，你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失去来自于其他人的信任，这个污点将永远存在于你未来的生活之中。所有经理人都不会怀疑申请人学位的真实性，但如果一个经理人到中国来，他们会很快明白，在中国，不能够相信证书之类的文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当他们雇佣中国人时，他们并不怎么相信应聘者的证书，他们经常让应聘者参加公司的测试，来检验这些应聘者是否具有能力适应工作。
当然，不诚实不仅仅存在于学生和职员中间。我们都还记得可怕的2003年的夏天。SARS戏剧性地在亚洲蔓延，当时的两位官员掩盖事实的丑闻狠狠地让中国人丢了面子。它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