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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斜的分数线
1999年，刘利华和赵星一起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同班同学。不过，来自湖南农村的刘利华的分数是610分，而来自京城的赵星却比她低了好几十分，这样的分数，在湖南最多能上个二类本科。
考卷一样录取分数线却不一样，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考生的录取分数低于农村，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招生录取制度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无数农村考生的痛处。2000年全国第一批高考录取分线，北京文科462分，理科469分；浙江分别为560分和573分，山西省为549分和544分。往往外地只能上专科的考生，在北京就可以上重点大学了。
最近，不少地区比如上海开始单独高考命题，表面上各地区的录取分数线之差将被掩盖。
杨东平说，“录取分数线的后面，真正起作用的是录取率，录取率决定了录取分数线的高低。”
除了由来已久的地区差距外，另一个差距——阶层差距在近年来愈发凸显。
因为获得此类数据相当困难，课题组只得到了北京某高校2003级不同家庭子女429名学生的高考录取分数，从这个局部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低阶层家庭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于高阶层的子女。总体而言，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大致相反。平均分最低的是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为571。3分，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38。8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层低35分，比工人阶层低26。2分。
可资印证的是长沙电力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余小波对某电力学院2000级学生的调查，结果也是，学生父亲的职业不同，其录取分数差异较大，农民子女的平均分数要高出干部子女22分，高出工人子女18分。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也很吃惊”，杨东平说，“这意味着农村学生只有考出更高的分数，才有可能在考试选拔中过关。而其他具有更多政治、经济、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可以通过较低的分数和走关系等非正常的手段实现入学。”
家庭背景影响教育机会
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后，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
建国之后，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政策一度有意识地向工农子弟重点倾斜。以北京大学为例，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比例，1957年为30。8％，1974年高达78。6％。在全国范围，1952年这一比例为20。5％，1965年达71。2％。但这同样也是一个非正常现象。
1977年恢复高考后，原先的政治标准被分数标准取代。工农子弟的比例逐渐回落，同时干部、知识分子子弟大幅增加。北京大学1978年新生中，工农子弟占27。5％；干部、军人子弟占40。6％，知识分子子弟为11。6％。1985年，工农子弟为44。6％，干部、军人子弟34。3％，知识分子子弟为12。4％。1991年，工农子弟为37。1％，干部、军人子弟为38。7％，知识分子子弟为13。6％。此消彼长，其中干部阶层的子弟增加最多。
这一趋势在近年继续得到了加强，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
北京理工大学1998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为，工农子弟占45。1％；出身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总比例为38。5％。“要知道，干部、知识分子在所有人中所占的比例仅在5％左右”，杨东平说。
而现有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中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更多集中在优势高校，而农民、工人和下岗失业阶层子女则更多集中于普通院校和大专院校。
杨东平说，“优势阶层的子女的录取分数线低于低阶层的子女，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习机会，较多地分布在重点学校和优势学科。”
课题组对此也有调查，在专业选择方面，农村学生偏向于农学、军事学、教育学等较为冷门的、收费较低的学科，而城市学生更倾向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热门的、收费较高的学科。而学科的选择，成为一种潜在的分层。
教育公平正当其时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认为，现代社会的分层是与一个人的教育水平相当的，教育水平基本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位置。“看谁走在前头，就看他受多少教育”。
社会的阶层分化是客观存在的，李春玲说，但教育不公平会加剧和加强社会的两极分化。
教育机会不均等，这种分化就通过代际传递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一辈子难以跳出，让弱者失去希望。因此，教育不公不仅危及社会公平，而且危及社会稳定。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通过教育改革来减少不公平，政策偏向弱势群体家庭。但一些趋势显示，我们这方面尚有不少欠缺。
“在社会不公平的现实面前，教育制度有三种选择”，杨东平说，一是主动维护社会公平，将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二是至少不去人为制造不公平；而最差的一种就是人为地制造差距与不公。
但当前的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杨东平举例说，1980年树重点中学，1995年又推动成立1000所示范高中。“这是劫贫济富，树起一个竿，倒掉一大片。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城市，而城市中又过于集中在重点中学。”
李春玲总结说，一方面是教育精英化，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另一方面是某些学校教育产业化，从小学到大学热衷搞经济创收，其招生规则自然就会偏向富人和有权者。
杨东平认为，在国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的情况下，提出教育公平正当其时，必须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价值基础。“完全可以实现好的教育、相对理想的教育，把优质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如何改善和促进教育公平，课题组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如北京市正在修订相关教育政策，将首次取消城乡之别，实行教育资源配置的城乡一体化，使城乡居民享受平等的教育待遇；二是改变重点中学制度，改善正在扩大的阶层差距，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这是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阶层差距的关键所在；三是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不仅要改变目前偏重大城市的招生名额分配，逐步过渡到大致按照考生数平均分配各地招生名额，而且要革除那些可能成为腐败温床的制度和政策，如保送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加分等政策。
“政府应当是维护和促进教育公平的社会主体，政府行为的底线，至少是不人为地制造差距和扩大不公平”，杨东平说。
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作者：麦子
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starbucks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从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与你有了天壤之别，因为我只能报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如果我长大以后一直保持农村户口，那么我就无法在城市中找到一份正式工作，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甚至连选举权都不如你们多。
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非要到城市来？农村不很好吗？空气新鲜，又不像城市这么拥挤。〃可是农村没有好的医疗条件，这次sars好像让大家一夜之间发现农村的医疗保健体系竟然如此落后；物质供应也不丰富，因为农民挣的钱少，贵一点的东西就买不起，所以商贩也不会进太多货。
农民没有职业发展规划，因为农民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类似种族一样的天生的阶层。农民没有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在为基本的生存而奋斗，春节联欢晚会中买得起等离子彩电的农民毕竟是个别现象。
于是我要进城，而且要摆脱我的农民身份，我要通过自己的奋斗获得你生下来就拥有的大城市户口，考学是我跳出农门唯一的机会。我要刻苦学习，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学，我在独木桥上奋勇搏杀，眼看着周围的同学一批批落马，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窄，我这个佼佼者心里不知是喜是忧。
激烈的竞争让我不敢疏忽，除了学习功课，我无暇去顾及业余爱好，学校也没有这些发展个人特长的课程，进入高中的第一天起，校长就告诉我们这三年只有一个目标―高考。于是我披星戴月，早上5：30起床，晚上11：00睡觉，就连中秋节的晚上，我还在路灯下背政治。
而你的升学压力要小得多，竞争不是那么激烈，功课也不是很沉重，你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爱好，去读课外读物，去球场挥汗如雨，去野外享受蓝天白云。如果你不想那么辛苦去参加高考，只要成绩不是最差的，你可以在高三时容易地获得保送名额，哪怕成绩最差，也会被〃扫〃进一所本地三流大学，而那所三流大学我可能也要考到很高的分数才能进去，因为按地区分配的名额中留给上海本地的名额太多了。
我们的考卷不一样，如果考卷一样我们的分数线就不一样，但是当我们都获得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所交的学费是一样的。每人每年6000元，四年下来光学费就要2万4千元，再加上住宿费每人每年1500元，还有书本教材费每年1000元、生活费每年4000元（只吃学校食堂），四年总共5万元。
2003年上海某大学以〃新建的松江校区环境优良〃为由，将学费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这就意味着仅学费一项四年就要4万元，再加上其他费用，总共6万6千元。6万6千元对于一个上海城市家庭来说也许算不上沉重的负担，可是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这简直是一辈子的积蓄。 由于剪刀差、地少人多不成规模经济等众多原因，农业仍然是不赚钱的行业。我的家乡在东部沿海开放省份，是一个农业大省，相比西部内陆省份应该说经济水平还算比较好。可是现在的农产品收购价太便宜了，除去各种农业种植成本和名目繁多的税费，一年辛苦劳作剩不了几个钱。以供养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为例，除去各种日常必需开支，一个家庭每年最多积蓄3000元，那么6万6千元上大学的费用意味着22年的积蓄！前提是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不能生大病，而且另一个孩子无论学习成绩多么优秀，都必须剥夺他上大学的权利，因为家里只能提供这么多钱。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东拼西凑加上助学贷款终于交齐了第一年的学费，看着那些握着录取通知书愁苦不堪全家几近绝望的同学，我的心中真的不是滋味。教育产业化时代的大学招收的不仅是成绩优秀的同学，而且还要有富裕的家长。
我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在大学校园里汲取知识的养分！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假期打工挣点生活费，我实在不忍心多拿父母一分钱，那每一分钱都是一滴汗珠掉在地上摔成八瓣挣来的血汗钱啊！
来到上海这个大都市，我发现与我的同学相比我真是土得掉渣。我不会作画，不会演奏乐器，不认识港台明星，没看过武侠小说，不认得mp3，不知道什么是walkman，为了弄明白营销管理课上讲的〃仓储式超市〃的概念，我在麦德隆好奇地看了一天，我从来没见过如此丰富的商品。
我没摸过计算机，为此我花了半年时间泡在学校机房里学习你在中学里就学会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我的英语是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我的发音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听不懂，这也不能怪我，我们家乡没有外教，老师自己都读不准，怎么可能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发音？基础没打好，我只能再花一年时间矫正我的发音。 我真的很羡慕大城市的同学多才多艺，知识面这么广，而我只会读书，我的学生时代只有学习、考试、升学，因为只有考上大学，我才能来到你们中间，才能与你们一起学习，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目标。
我可以忍受城市同学的嘲笑，可以几个星期不吃一份荤菜，可以周六周日全天泡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可以在周末自习回来的路上羡慕地看着校园舞厅里的成双成对，可以在寂寞无聊的深夜在操场上一圈圈地奔跑……我想有一天我毕业的时候，我能在这个大都市挣一份工资的时候，我会和你这个生长在都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做一个上海公民，而我的父母也会为我骄傲，因为他们的孩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