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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於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
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
同已者取，异已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异端。
若已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
至於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
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
元四年四月十九日敕，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
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
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就，不愿再有
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
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多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
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
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
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浮虚，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
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後，所学文词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
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
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
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
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
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
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於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
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
欲乞朝廷参详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
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後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
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贴黄：“诗赋进士亦自
兼经，非废经义也。”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
察以闻。各用其州解额，无其人则缺之。
司马光奏：“乞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应经明行修科，与进士并置。程
试一如进士，惟於及第後推恩优异，以劝勉天下举人，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
学之意。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於所举人违犯名教及赃私
罪，必坐举主，有所赦，行遣三五人後，自皆谨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
士之居乡居家，独处ウ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谨，惟惧玷缺有闻於外矣。所谓不
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王觌言：“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挤，若经明行修科本用其州解额，虽名实孚应，
众必合意诋之。此科本以厚风俗，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乞创额以消争进。”
权知贡举苏轼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试，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
八九百人。祖宗旧制，礼部已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至嘉中年，始尽赐出
身，近岁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
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
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皆定著於令，递升一甲，则是法在有
司，恩不归於人主，甚无谓也。”轼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约已
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进望，
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後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
闻於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
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
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
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馀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
选限，免使积弊之极增重不已。”
八年，中书言：“御试请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三题。且言：士子多已
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馀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可见习赋者多。
於是诏：“来年御试，习诗赋人复试三题，专经人且令试策，自後概试三题。”
绍圣元年，礼部已定御试三题条约，至三月，诏仍试策。又诏进士罢诗赋，
专习经义，仍除去《字说》之禁。又诏礼部，取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籍，遇试，
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
而以其半及他经。既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又罢之。
时有建言请於《诗》、《书》、《周礼》三经义中出题以试举人者。朝廷下
其议，有司承意，谓为可行。既而右正言邹浩言：“三经义者，所以训经，而其
书非经也。以经造士，而以非经之题试之，甚非先帝专用经术之义。”後出题讫
依旧法。
徽宗崇宁三年，诏曰：“神考议以三舍取士，而罢州郡科举，其法行於畿甸，
而未及郡国。肆朕纂图，制诏有司讲议其方，成书来上，悉推行之，设辟ń於国
郊，以待士之升贡者，又与临幸加恩博士弟子有差，朕劝励学者至矣。然州郡犹
以科举取士，不专於学校。其诏天下，将来科场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
及试礼部法并罢，庶几复古。”自此岁试上舍，悉差知举如礼部试。
四年，诏：“将来大比，更参用科举取士一次，辟ń太学其亟以此意谕达远
士，使即闻之。”时州县悉行三舍法，当官者子弟得免试入学，而士之在学者积
岁月累试乃得应格，其不能辍身试补者，仅可从狭额应科举，不得如在籍者三舍、
解试兼与而两得，其贫且老者尤甚病之。时人议其法曰：“利贵不利贱，利少不
利老，利富不利贫。”故诏书及此而加以审订，未遽废科举也。
大观元年，诏举八行。
自元仿古，创立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艺文，取礼部试黜之士附恩
科，其时御史既已咎其无所甄别矣。及八行科立，专以八行全偏为三舍高下，不
内外，皆不试而补，则往往设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可厌，至於请徇
私，尤难防禁。大抵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著见，与名格相应者。
而八行又有甚弊。士子斥弛，公私交患苦之，不能谁何，乃借八行名称，纳之
学校，使其冀望无罚应贡，则稍且自戢，而长史实恐缪举从坐，故宁使之占额不
贡。以是知略实艺而追古制，其难盖如此也。
政和二年，亲试举人，始罢赐诗，改赐箴。先时，御史李章言作诗害於经术，
自陶潜至李、杜皆遭讥诋。诏送敕局立法，宰臣何执中遂请禁人习诗赋。又诏士
毋得习史学。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先是，崇宁以来，专意王氏之学，士非三经、
《字说》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议不以为是，蔡嶷为翰林学士，慕容彦逢为吏部
侍郎，宇文粹中为给事中，张琮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时务策并随事参
以汉唐历代事实为问。”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事，本末该贯，乃称通儒。
可依所奏。今後时务策问并参以历代事实，庶得博习之士，不负宾兴之选。”未
几，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李彦章言：“夫《诗》、《书》、《周礼》，三代
之故，而史载秦、汉、隋、唐之事。学乎《诗》、《书》、《礼》者，先王之学
也；习秦、汉、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学也。今近臣进思之论，不陈尧舜之道，
而建汉唐之陋，不使士专经，而使习流俗之学，可乎？伏望罢前日之诏，使士一
意於先王之学，而不流於世俗之习，天下幸甚！”奉御笔：“经以载道，史以纪
事，本末该贯，乃为通儒。今再思之，纪事之史，士所当学，非上之所以教也。
况诗赋之家皆在乎史，今罢黜诗赋而使士兼习，则士不得专心先王之学，流於俗
好，恐非先帝以经术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挥更不施行。”时政和元年三
月戊戌也。
按：尊经书，抑史学，废诗赋，此崇、观以後立科造士之大指，其论似正矣。
然经之所以获尊者，以有荆舒之三经也；史与诗之所以遭斥者，以有涑水之《通
鉴》、苏黄之酬唱也。群忄佥借正论以成其奸，其意岂真以为六籍优於迁、固、
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诏罢天下三舍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惟太学仍存三舍，
以甄序课试，遇科举仍自发解。
六年，礼部试进士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额，差知举官五人。
是年，赐第八百馀人，因上书献颂，直令赴试者殆百人。有储宏等隶大阉梁
师成为使臣或小史，皆赐之第。
先是，大观三年，宦者梁师成中甲科。政和四年，以邓洵武之子、鸿胪寺丞
雍进颁文可采，特令直赴廷试。自後此类颇多。
政和八年，嘉王揩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升次名王昴为首。
按：太宗时，李、吕蒙正之子御试入等，上以势家不当与孤寒争进，黜之，
颜明远等四人以见任官举进士，上惜科第不与，特授近蕃掌书记，盖惟恐权贵占
科目以妨寒也，今亲王得以为状元。又按：端拱二年，有中书堂後官及第，上
夺所授敕牒，勒归本局，诏今後吏人无得应举，盖惟恐杂流取名第，以玷选举也。
今阉宦与其隶皆得以登甲科，盖至是祖宗之良法荡然矣。
王氏《挥麈录》曰：“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
已，盖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别立分数，考校
五路举子，以北人拙於词令，故优取。熙宁三年廷试，罢三题，专以策取士，非
杂犯不复黜。然五路举人尤为疏略，黄道夫榜，传胪至第四甲党卷子，神宗笑
曰：‘此人何由过省？’知举舒信道对以五路人用分数取末名过省，上命降作第
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广。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试至八百五人，盖燕€免
省者既众，天下赴南宫试者万人，前後无逾此岁之盛。”
钦宗靖康元年，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赐出身 凡士不繇科举若三舍，而赐进士第或出身者，其所从得不一路：遗
逸、文学、吏能、言事，或奏对称旨，或试法而经律入优，或材武，或童幼而能
文，或边臣之子以功来奏，其得之虽有当否，总其大较，要有可考。熙宁四年，
太子左赞善大夫吴安度试舍人院已八等，有司以安度所试《绿竹诗》背王刍古说，
而直以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记》叙载淇园之竹，正卫产也，安度语
有据。”遂赐进士出身。五年，祝康、李举之试经书、律令大义，而有司考之入
优，遂以令赐明经出身。其後梁子野、黄葆光赐出身，遂同进士。七年，王韶破
木征，使其子淳来献捷，帝喜甚，遂以赐之。其後赵迩在政和擒蛮卜漏，编次
用兵首末，授其子永裔来奏，永裔亦得赐。八年，章荐大理寺丞欧阳发有史学，
又得赐。九年，中丞邓绾荐遂州布衣冯正符受赐，己而绾败，正符亦坐附会追夺。
元符元年，承务郎李景夏召对；三年，上舍生何太正应诏言事，皆特赐。崇宁二
年，又赐右司郎官林摅、苏州进士俞焘等。明年，蔡京子攸亦与焉。四年，宋乔
年察访熙河称旨；大观四年，开封少尹张叔夜皆以职事赐。政和中，小学生曹芬、
骆庭芝以能文赐。自此达官贵胄既多得赐，又上书献颂得之者多至百数，不胜纪
矣。靖康新政，惩奸臣蔽塞，凡行义有闻、议论忠谠，悉加赐以示好恶。张炳、
雷观、陈东、尹享、邓肃相望得赐，而天下知所乡矣。
●卷三十二·选举考五
○举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