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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为郎。选入之初，杂居三所，台省有阙，即用补
之。是则古之郎官皆以任举充选，此其明验也。魏晋以後，暨於国初，采择庶官，
多由选部，唯高位重职，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请而命焉。故晋代山涛为
吏部尚书，中外品员，多所启授。宋朝以蔡廓为吏部尚书，先使人谓宰相徐羡之
曰：‘若得行吏部之职则拜，不然则否。’羡之答云：‘黄、散已下悉委。’蔡
廓犹愤恚，以为失职，遂不之官。是则黄门、散骑侍郎皆由吏部选授，不必朝廷
列位，尽合简在台司，此其明验也。国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
已下，则并旨授。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
材授职，然後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吏部注拟选人，
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於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
至今不刊，未闻常参之官，悉委宰臣选择，此又近事之明验也。其後旧典失序，
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已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
者，则莫致焉。任众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近者，每须任使，常苦乏人，临
事选求，动淹旬朔，姑务应用，难尽当才。岂不以荐举陵迟，人物衰少，居常则
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欲令庶绩咸熙，固亦难矣。臣实驽钝，一无所堪，
猥蒙任使，待罪宰相。虽怀窃位之惧，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虚，终难上报。唯
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臣当谨守法度，
考课百官，奉扬聪明，信赏必罚，庶乎人无滞用，朝不乏才，以此为酬恩之资，
以此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
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
馀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於
除书之内，具В举授之由，示众以公，明章得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
赎金，亟得则α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
观其所举’，即此义也。自蒙允许，即以宣行。南宫举人，才至十数，或非台省
旧吏，则是使府佐僚，累经荐延，多历仕任。议其资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
能，又未闻於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陛下勤
求理道，务徇物情，因谓举荐非宜，复委宰臣拣择。崇任辅弼，博采舆词，可谓
圣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责成之道，听言考实之方，闲邪存诚，犹恐有阙。所谓
‘委任责成’者，将立其事，先择其人；既得其人，谨谋其始；既谋其始，详虑
其终。终始之间，事必前定，有疑则勿果於用，既用则不复有疑。待终其谋，乃
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协於初者，赏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赏
者无所与逊，见黜者莫得为辞。夫如是，则苟无其才，孰敢当任？苟当其任，必
得竭才，此古之圣王委任责成，无为而理之道也。所谓‘听言考实’，虚受广纳，
洪接下之规；明目达聪，广济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听之於言；欲辨言
之真虚，不可不考之於实。言事之得者，勿即谓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
者，勿即谓非，必穷其所失之理。称人之善者，必详考行善之迹；论人之恶者，
必明辨为恶之端。凡听其言，皆考其实；既得其实，又察以情；既尽其情，复稽
於众。众议、情、实，必参相得，然後信其说，奖其诚，如或矫诬，亦明罚。
夫如是，则言者不壅，听之不劳，无浮妄乱教之谈，无阴邪害善之说，无轻信见
欺之失，无潜陷不辩之冤，此古之圣王听言考实，不出户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
既纳臣而用之，旋闻横议而止之，於臣谋不责成，於横议不考实，此乃谋失者得
以辞其罪，议曲者得以肆其诬。率是以行，触类而长，固无必定之计，亦无必实
之言。计不定则理道难成，言不实则小人得志，国家所病，常必由之。圣旨以为
外议云：‘诸司所举皆有情故，兼受贿赂，不得实才者。’臣请陛下当使所言之
人，详陈所犯之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质於臣，臣复以事质於
举主。若便首伏，则据罪抵刑；如或有词，则付法阅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
者亦反其辜，自然宪典克明，邪慝不作。惩一沮百，理之善经，何必贷其奸赃，
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
圣旨又以‘官长举人，法非稳便，令臣并自拣择，不可信任诸司者。’伏以宰辅，
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
官，理须辗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倘如议者之言，所举多
有情故，举於君上，且未绝私，荐於宰臣，安肯无诈。失人之弊，必甚焉。所
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
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今又将徇浮言，专任宰臣除吏，宰臣不遍谙识，踵前
须访於人。若访於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其前辙之失也；若访於朝列，则是
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详择焉。恐不如委任长官，
谨简僚属，所拣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ウ谬之责。人之常性，
莫不爱身，况於台省长官，皆是久当朝选，孰肯徇私妄举，以伤名取责者乎？所
谓台省长官，即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
择辅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
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
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
求备於一人，无责人於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
择庶长，庶长择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
伦，则杜绝徼求，将务得人，无易於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於朝者，各委长吏
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
矣；才德兼茂，历事不逾者，然後人主将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夫求才贵广，
考课贵精。求广在於各选所知，长吏之荐择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责实，宰臣之序
进是也。求不广，则下位罕进；下位罕进，则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则惧旷庶职；
惧旷庶职，则苟取备员，是以考课之法不暇精也。考课不精，则能否无别；能否
无别，则砥砺渐衰；砥砺渐衰，则职业不举；职业不举，则品格浸微，是以贤能
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广求人之道，而务选士之精；不思考课之行，而望得人
之美。是以望得弥失，务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见其可。臣欲详惩旧说，伏虑听
览为烦，粗举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则天太后践祚临朝，欲收人心，尤务拔擢，
洪委任之意，开汲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
所荐必行，所举辄试，其於选士之道，岂不伤於容易哉？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
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太后不
惜爵位，以宠四方豪桀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
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才真贤，故当时有“把推碗脱”之语。而一时所得，如
姚崇、宋辈，皆足以建开元之太平。事见《则天传》）。此乃近於求才贵广、
考课贵精之效也。陛下诞膺宝历，思致理平，虽好贤之心有逾前哲，而得人之盛
未逮往时。盖由鉴赏独任於圣聪，搜择颇难於公举，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拣之
方。遂使先进者渐益凋讹，後来者不相接续，施一令则谤沮互起，用一人则疮
立成。此乃失於选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资猜忌，用人太精，东省闭
阁累月，南台惟一御史）。则夫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
失士。是知虽易於举用，而不易於苟容，则所易者足广得人之资，不为害也；
不精於法制，而务精於选才，则所精者足梗进贤之途，不为利也。人之才行，
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
则天下无不弃之士。加以情有憎爱，趣有异同，假使圣如伊、周，贤如杨、墨，
求诸物议，孰免讥嫌？昔子贡问於孔子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恶之。’盖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恶君子，亦如君子之恶小
人。将察其情，在审其听，听君子则小人道废，听小人则君子道消。今陛下谨选
宰臣，必以为重於庶品；谨择长吏，必以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献规，长吏荐士，
陛下则但纳横议，不稽始谋。是乃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且又不辨
所毁之虚实，不校所议之短长，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将使人无所措其手足，
岂独选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贞元四年，吏部奏：“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
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诈欺。分见官者谓之‘擘名’，承已死者谓
之‘接脚’，乃至制、敕、旨、皆被改张毁裂。如此之色，其类颇多，所以选集
加众，真伪混然。谨具由历状样，乞委观察使、诸州府县，於界内应有出身以上，
合依样通状发到所司攒勘，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
贞元九年，御史中丞韦正伯劾奏称：“吏部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
已授官总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铨试，选授官告；又按选格铨状自书，试日书迹
不同，即放；殿选违格文者，皆不复验；及降资不尽，或与注官。伏以承前选
曹，乖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贫乏待阙，奸滥以贿赂成名，非陛下求才审官之
意。”由是刑部尚书刘滋以前任吏部尚书，及吏部侍郎杜黄裳皆坐削阶。
韩愈《赠张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经举於礼部者，岁至三千人。始自
县考试定其可举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州若府总其
属之所升，又考试之如县，加察详焉，举其可举者，然後贡於天子，而升之有司，
其不能中科者，不与是数焉，谓之‘乡贡’。有司总州府之所升而考试之，加察
详焉，第其可进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
身’，能在是选者，厥惟艰哉！二经章句仅数十万言，其传注在外皆诵之，又约
知其大说，繇是举者或远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三千之数，而升於礼部矣；又或远
至十馀年，然後与乎二百之数，而进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
不在是限，有终身不得与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说，则知唐选举之法，州府所升者试之礼部，礼部所升者试
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礼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选十不及一，可谓难矣。然观
御史韦正伯所劾奏贞元七年冬京兆府逾滥解送之人，已授官总六十六人，则似未
经礼部者径入吏部。又《会要》称太和元年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
如有文学，抵合於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
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
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则知唐中叶以後，法度大段隳废紊乱矣。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见《考课
门》）
杨於陵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别诏官参考，齐抗当国，罢之。至是，
尚书郑馀庆移疾，乃循旧制。於陵建言：“他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员，有司计
员为留遣之格，事不相谋，莫如勿置。”於是有诏三考官止较科目选，至常调悉
还吏部。又请修甲历，南曹置簿相检实，吏不能为奸。
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牍疑议，试其断割，而观
其能否，此所以为“判”也。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
采经集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