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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而税之，宜其重於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
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
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
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田则出粟稻为租，身与户则出绢布绫锦
诸物为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则亦不殊元魏以来之法，而所谓
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後，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
不能禁其卖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
按籍而徵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又况遭安、史之乱，丁口流离转
徙，版籍徒有空文，岂堪按以为额？盖当大乱之後，人口死徙虚耗，岂复承平之
旧？其不可转移失陷者，独田亩耳。然则视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以定两税之法，
虽非经国之远图，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输其所有，乃计
绫帛而输钱。既而物价愈下，所纳愈多，遂至输一者过二，重为民困。此乃掊刻
之吏所为，非法之不善也。陆宣公与齐抗所言固为切当，然必欲复租、庸、调之
法，必先复口分、世业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贫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则两
税乃不可易之法矣。又历代口赋、皆视丁、中以为厚薄。然人之贫富不齐，由来
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
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缪？今两税之法，人无丁、中，以贫
富为差，尤为的当。宣公所谓：“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挟轻费转徙者脱徭税，
敦本业不迁者困敛求，乃诱之为奸，殴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
过，非法之弊。盖力田务本与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虽曰逐末者易於脱免，务
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犹富人也，不犹愈於庸调之法不变，不问贫富，而一概按
元籍徵之乎？盖赋税必视田亩，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贡、助、彻，亦只视
田而赋之，未尝别有户口之赋。盖虽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
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
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岂可以其出於杨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户口之数，三代以前姑勿论。史所载西汉极盛之数，为孝平元始
二年，人户千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东汉极盛之时，为桓帝永寿三年，户千六十七
万七千九百六十（此《通典》所载之数，据《东汉书·郡国志》，计户一千六百
七万九百六则多《通典》五百八十三万有奇，是又盛於前汉矣。）三国鼎峙之时，
合其户数不能满百二十万，昔人以为才及盛汉时南阳、汝南两郡之数。盖战争分
裂，户口虚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晋太康时，九州攸同，不可谓非承平时
矣，而为户只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运祚短促者，固难稽据，
姑指其极盛者计之，则宋文帝元嘉以後，户九十万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迁洛之
後，只五百馀万，则混南北言之，才六百万。隋混一之後，至大业二年，户八百
九十万七千有奇；唐天宝之初，户八百三十四万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两汉，
而户口极盛之时，才及其三之二，何也？盖两汉时，户赋轻，故当时郡国所上户
口版籍，其数必实；自魏晋以来，户口之赋顿重，则版籍容有隐漏不实，固其势
也。南北分裂之时，版籍尤为不明，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
苟避科役，是以户数弥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齿宜日富，休养生息莫如开皇、贞
观之，考之详莫如天宝，而户数终不能大盛。且天宝十四载所上户，总八百
九十一万四千七百九，而不课户至有三百五十六万五千五百。夫不课者鳏寡、废
疾、奴婢及品官有荫者皆是也，然天下户口，岂容鳏寡、废疾、品官居其三之一
有奇乎？是必有说矣。然则以户口定赋，非特不能均贫富，而以长奸伪矣。又
按汉元始时，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十六顷，计每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
六步有奇；隋开皇时垦田千九百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七顷，计每户合得田二顷有
馀。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户日削於旧，何也？盖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
是以乱离之後容有荒芜，而顷亩犹在。可损可益者户也，是以虚耗之馀，并缘为
弊，而版籍难凭。杜氏《通典》以为我国家自武德初至天宝末，凡百三十八年，
可以比崇汉室，而人户才比於隋氏，盖有司不以经国驭远为意，法令不行，所在
隐漏之甚。其说是矣，然不知庸、调之征愈增，则户口之数愈减，乃魏晋以来之
通病，不特唐为然也。汉之时，户口之赋本轻，至孝宣时又行蠲减，且令流徒者
复其赋，故胶东相王成遂伪上流民自占者八万馀口以徼显赏。若如魏、晋以後之
户赋，则一郡岂敢伪占八万口，以贻无穷之逋负乎？陆宣公又言：“先王制赋入，
必以丁夫为本，无求於力分之外，无贷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
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饰励
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此虽名言，
然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艺有智愚之不同；均营生也，而时运有屯
亨之或异。盖有起穷约而能自致千金，其馀力且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业而不
能保一簪，一身犹以为累者，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则以田定赋，以家之厚
薄为科敛之轻重，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贞元三年，时岁事丰稔，上因畋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
“不乐。”上曰：“时丰，何故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
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於税，诏书优恤，徒空文耳。”宪宗末年，度支、盐
铁与诸道贡献尤甚，有助军及平贼贺礼、上尊号贺物。穆宗即位，一切罢之，两
税外加率一钱以枉法赃论。然务姑息，赏赐诸军不可胜纪，用不能节。
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时四十年。当时为绢二疋半者
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帝亦以
货轻钱重，民困而用不充，诏百官议革其弊。议者多请重挟铜之律，户部尚书杨
於陵言：“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铅铁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
砂、象齿，今一用泉货，故钱不足。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
送使钱，悉输以布帛粟，则人宽於所求，然後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
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宰相善其议。由是
两税、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丝纩，租、庸、课、调不计钱而纳布帛，惟盐
酒本以榷率计钱，与两税异，不可去钱。
时货轻钱重，与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
赋於人。裴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
其所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方许徵於支郡、其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故疲人
稍息肩。
会昌元年，敕：“今後州县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额为定，不得随年检责。数
外加有荒闲陂泽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垦辟耕种，州县不得辄问所收苗子，五年不
在税限，五年之外依例纳税。於一乡之中，先填贫户欠阙，如无欠阙，则均减众
户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额，不得随田加率。仍委本道观察使每年收成之时，具
管内垦田顷亩及合徵科斗数，分析闻奏。数外有剩纳人户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惩
贬。”
大中二年，制：“诸州府县等纳税，合先差优长户车牛，近者多是权要富
豪悉请留县输纳，致使贫单之人须雇脚搬载。今後其留县并须先饶贫下不支济
户，如有违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两税之外，不许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台纠察。其所徵两
税疋段等物，并留州、留使钱物，纳疋段虚实估价及见钱，从前皆有定制。如闻
近日或有於虚估疋段数内实徵，估物及其分数，亦不尽依敕条、宜委长吏切守，
如有违越必议科惩。又青苗两税本系田土，地既属人，税合随去。从前赦令，累
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县觉察，如有此比，须议痛惩，地勒还主，
不理价直。”
按：两税不徵粟帛而徵钱，吏得为奸以病民。穆宗时尝复旧制徵粟帛矣，今
复有此令，岂又尝变易邪？计货徵钱，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虚实之异。舞文如此，
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复粟帛之徵，则自不能多求於定数之外也。
昭宗末，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与其弟荆南留後匡明委输
不绝（详见《国用门》）。
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
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己。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
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馀人，乃於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
一旗一榜，於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
“屯副”，民之来者绥抚之，除杀人者死，馀但加杖，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
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於农隙
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关市之赋，迨於无籍。刑宽事简，远近趋之如市。
五年之後，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
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明察，人不能欺，为政宽简，出见田畴
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
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
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则召邻里责之曰：“彼诚乏人
牛，何不助之？”由是邻里有无相助，比户有积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
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於民
者所不如也。贤哉！
後唐庄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诸场务课利欠负者。而租庸使孔
谦悉违诏督理，更制括田竿尺，尽率州使公廨钱。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税日
少。
容斋洪氏《随笔》曰：“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詈，然轻
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其语云：‘梁祖之开国也，属黄
巢大乱之馀，以夷门一镇，外严烽候，内辟莱，厉以耕桑，薄其租赋，士虽苦
战，民则乐输，二纪之，俄成霸业。及末帝与庄宗对垒於河上，河南之民虽困
於辇运，亦未至流亡，其义无他，盖赋敛轻而邱园可恋也。及庄宗平定梁室，任
吏人孔谦为租庸使，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民产虽竭，军食尚亏，加以兵革，
因以饥馑，不三四年，以致颠陨，其义无他，盖赋役重而寰区失望故也。’予以
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
吴徐知诰为淮南帅，以宋齐邱为谋主。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民
甚病之。齐邱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请蠲人口钱，
自馀税悉收帛纟由绢，疋直千钱者，税三十。知诰从之，由是旷土尽辟，国以
富强。
容斋洪氏《随笔》曰：“自用兵以来，民以见钱纽纳税直，既为不堪，然
於其中所谓和买折帛，尤为名不正而敛最重。偶阅大中祥符太常博士许载著
《吴唐拾遗录》，所载多诸书未有者，其《劝农桑》一篇正云：吴顺义年中，差
官兴贩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一顷税钱二贯一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
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见钱不足，许依市价折以金银。并计丁口
课调，亦科钱。宋齐邱时为员外郎，上策乞虚抬时价，而折纟由、绢、绵本色，
曰：‘江淮之地，唐季以来战争之所，今兵革乍息，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