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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史、内史、外史。而诸侯之国，亦置其官。又《春秋》、《国语》引《周志》
及《郑书》，似当时记事，各有其职。秦有太史令胡母敬。至汉武始置太史公，
以司马谈为之。卒，其子迁嗣。卒後，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
之职，以他官领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己。自汉以前，职在太史（直《太
史局》）；当王莽时，改置柱下五史，记疏言行，盖效古“动则左史书之，言则
右史书之”。自後汉以後至於有隋，中间唯魏明太和中史职隶中书，其馀悉多隶
秘书。唐武德初，因隋旧制，史官属秘书省著作局；至贞观三年间十二月，移史
馆於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於门下
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开元二十五年，宰臣
李林甫监史，以中书地切枢密，记事者宜其附近。史馆谏议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
书省北，其地本尚药局内药院。
致堂胡氏曰：“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
信於後世。其次则如贞观之制，史官日随仗入，随事记之，犹为近古。自李义府、
许敬宗不许史官闻仗後事，以行其私，姚乃建令宰相撰时政记，意欲迷眩千古。
令韦执谊又奏令史官撰日历。日历云者，犹起草也，将加是正而润色焉耳。苟数
人者诚无私意，何用为是纷纷？以其请建之纷纷，则其诬上行私之心欲盖而益彰
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为言语文字可以变移白黑，淆乱忠邪，故义府、敬宗、
执谊之恶，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宋制，监修国史一人，以宰相为之。修撰、直馆、检讨无常员，修撰以朝官
充，直馆、检讨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历及典司图籍之事。凡国史，别置院於宣
徽北院之东以藏之，谓之编修院。《东京记》云编修俗呼为史院。天圣修《真宗
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为提举，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为修史，其同修史则以
殿阁学士以上为之，编修官以三馆、秘阁校理以上及京官，史毕即停（《续会要》）。
元丰改官制，日历隶国史案。每修前朝国史、实录，则别置国史、实录院，国史
院以首相提举，翰林学士以上为修国史，馀侍从官为同修国史，庶官为编修官。
实录院提举官如国史，从官为修撰，除官为检讨（《麟台故事》）。元复置国
史院，隶门下省，明年又置国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绍圣复以国史院归秘书省
（《宰辅三馆题名》）。中兴即秘书省复建史馆，以修神宗、哲宗两朝实录，选
本省官兼检讨、校勘，以侍从官充修撰。绍兴五年，又移史馆於省之侧，别为一
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实录》，乃即史馆开实录院；明年，以未修
正史，诏罢史馆，并为实录院（绍兴初，实录、国史皆寓史馆。後罢史馆，遇修
实录，即置实录院；遇修国史，即置修国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历（《中兴会
要》）。宰相监修，但提大纲。检讨官搜阅、校对。惟修撰实专史职，只据所送
到时政记（唐长寿中，姚请仗下所言，宰相撰录，号“时政记”，自始。五
代以来，中书、枢密院皆致时政记。枢密院，直学士编修。太平兴国八年，苏易
简为参政，自是中书皆参政编录，唯吕蒙正尝以宰相领其事。端拱以後，枢密院
事皆送中书，同修为一书；及王钦若、陈尧叟始乞别撰，不关中书，直送史馆）、
起居注（事见《左右史门》）铨次其事，排以日月，谓之日历（《圣朝职略》）。
绍兴十八年，诏置修国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又有提举修敕令，
天圣、庆历、嘉、熙宁编叙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举，详定官以侍从之
通法令者充。史馆又有校勘、检阅、校正、编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该洽者为之。
玉牒所提举、监修，亦以宰相为之（见《宗正司》）。
欧阳修《论史馆日历奏》：“臣伏以史者，国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恶功过
与其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後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故自前世有国者，莫
不以史职为重。伏见国朝之史，以宰相监修、学士修撰，又有两府之臣撰时政记。
选三馆之士当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为不重矣。然近年以来，员具而
职废。其所撰述，简略遗漏，百不存一，至於事关大体者，皆没而不书。此实史
官之罪，而臣之责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据诸司供报，而不敢书所见闻故也。
今时政记，虽是两府臣僚修纂，然圣君言动有所宣谕，臣下奏议事关得失者，皆
不纪录，惟书除目、辞见之类。至於起居注亦然，与诸司供报文字无异。修撰官
只据此铨次，系以日月，谓之日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虽欲书而不得书也。
自古人君皆不自阅史，今撰述既成，必录本进呈，则事有讳避，史官虽欲书而又
不敢书也。加以日历、时政记、起居注例皆承前，积滞相因，故纂录常务追修累
年前事，而岁月既远，遗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详於见闻者，又以追修积
滞，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则前後相因，史官永无举职之时，使圣朝典法遂成
废坠。臣窃见赵元昊自初叛至复称臣始终一宗事节，皆不曾书；亦闻修撰官甚欲
纪述，以纂修後时，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诏修时政
记、起居注之臣，并以德音宣谕、臣下奏对之语书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据
诸司供报编次除目、辞见，并须考验事实。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侬智
高，文彦博破王则之类；其贬某职者坐某罪，如昨来麟州守将及并州庞籍缘白草
平事，近日孙沔所坐之类。事有文据及迹状分明，皆备书之，所以使圣朝赏罚之
典可以劝善惩恶，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赏罚不当者，亦得书以为警戒。
此国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并许史所据所闻见书之。如闻见未详者，直
牒诸处会问。及臣寮奏异同，朝廷裁置处分，并书之。以上事节，并令修撰官逐
时旋据所得录为章卷，标题日分，於史院躬亲入柜封锁，候诸司供报齐足，修为
日历。仍乞每至岁终，命监修宰相亲至史院点检。修撰官纪录事迹，内有不勤其
事，隳官失职者，奏行责罚。其时政记、起居注、日历等，除今日以前积滞者不
往追修外，截自今後，并令次月供报，如稍有迟滞，许修撰官自至中书、枢密院
催请。其诸司供报拖延，及史院有所会问，诸处不画时报应，致妨修纂者，其当
行手分，并许史院牒开封府勾追严断。其日历、时政记、起居注，并乞更不进本，
所贵少修史职，上存圣朝典法。此乃臣之职事，不敢不言。”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熙宁以前，秘书省无著作局，故置史馆，设修
撰、直馆之职。元丰官制行，有秘书官，则其职归於监、少及著作郎、佐矣。而
绍兴中复置史馆修撰、检讨，是与本省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
其职归於卿、丞矣。而绍兴中复差侍从为修牒，又以他官兼检讨，是与本寺为二
也。然则今有户部，可别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别置审官、审刑院矣。又玉牒
旧制，每十年一进，谓甲子岁进书，则甲戌、甲申岁复然。今乃从建隆以来再行
补修，每及十年则一进，以故不过三二年辄一行赏。书局僭赏，此最甚焉。”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曰：“自真庙以来，史馆无专官。神宗尝欲付曾子固
以五朝史事，乃命为史馆修撰，使专典领。其後子固所草具，不当神宗意，书不
克成。孝宗时修五朝史，而列传久未毕，遂召李仁父、洪景卢踵为之，皆奉京朝
不兼他职者，数年而史始毕。盖自开院至成书，凡二十有八年，秉笔者五十有馀
人。时景卢请通修《九朝正史》，上许之。景卢复言：‘制作之事已经先正名臣
之手，是非α贬皆有据依，乞命後来史官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然书未就而
景卢去国。淳熙末修《高宗实录》，以他官兼之，至绍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陈君
举直学士院，建请以右文殿、秘阁二修撰并旧史馆校勘三等为史官，自校勘供职
稍迁秘阁修撰，又迁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劳绩，就迁次对，庶几有专
官之效，无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检讨官三员，限一年毕。其後又七
年而《高录》始成。时当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实录，朝论竟无专官，始外召傅
景仁、陆务观为在京宫观，免奉朝请，令修史。於是务观还政久矣，乃落致仕，
以为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焉。”
○尚书省
昔尧试舜於大麓，领录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会，又其职焉（郑元注
《周礼》云：大司会，若今尚书）。秦时，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书，故谓之
尚书。尚犹主也。汉承秦置。及武帝游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
中间遂罢其官，以为中书之职。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
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
其任犹轻。至後汉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
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故
李固云：“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斗为天喉舌，尚书亦为陛下喉舌。斗
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赋，布也）。”令及左丞总领
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及右丞，分掌廪假钱（《隋志》曰：“令统领之，仆射
副令，又与尚书分领诸曹。”）。汉初，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及灵帝以侍
中梁鹄为选部尚书，於是始见曹名，总谓之尚书台，亦谓之中台（吴诸葛恪既定
山越孙权使尚书仆射综劳军，曰：“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之。”）。大事，
八座连名，而有不合，得建异议（自顺帝永建元年，初令三公、尚书入奏事。其
八座具《历代尚书》中）。二汉皆属少府（蔡质《汉仪》曰：“凡三公、列卿、
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
皆引车先相回避。卫士传不得避台官，台官过，乃得去。”至晋、宋以来，尚书
官上朝及下，禁断行人，犹其制也）。魏制中书省，有监、令，遂掌机衡之任，
而尚书之权渐减矣。晋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省交礼；迁
职，又解交，本汉制也。至於晋、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复解交也（梁陆果
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入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果至晚，不及时刻，坐免
官）。宋曰尚书寺，居建礼门内，亦曰尚书省（令右阙，则左仆射为省主），亦
谓之内台。每入座以下入寺，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凡尚书官，大
罪则免，小罪则遣出；遣出者百日无代人，听还本职（宋顾琛为库部郎，以顾硕
寄尚书张茂度闻名，而硕与同席坐，琛坐此遣出。又《宋志》曰：“今朝士诣三
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丞郎，并门下下车履，度门阈，乃纳履也。”）。
其令及二仆射出行分道之制，与中丞同。令、仆各给威仪十八人（说在《御史大
夫篇》）。自晋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监元年，诏曰：“自礼闱陵替，
历兹永久，郎署备员，无取职事。糠秕文案，贵尚虚闲。空有趋墀之名，了无握
兰之实。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诏：“尚书中有疑事，先於朝堂
参议，然後启闻。”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唯朱异卒，特赠右仆射，武帝宠之故也
（考周舍问刘杳：“尚书官著紫荷橐，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
“《张安世传》云：‘持囊簪笔，事武帝数十年。’注云：囊橐也。近臣簪笔，
以待顾问。”）。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以疏远。至
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己。後魏
天兴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
各有属官。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置，令大夫主之（崔元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
仆统事）。四年，又复尚书三十六曹。天赐元年，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
修勤二职，分主省务（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至神元年，始置仆射、左
右丞及诸曹尚书十馀人，各居别寺（旧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