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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乱固未必由乐，然若欲议乐，必如师旷、州鸠、万宝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
之妙，岂有法之可传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强为议论，究律吕於黍之纵横，求正
哇於声之清浊；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埋没销蚀之尺量，而自谓得之，何异
刻舟、覆蕉、叩、扪烛之为？愚固不知其说也。作《乐考》第十五，首叙历代
乐制，次律吕制度，次八音之属，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尽古今乐器之本末，
次乐县，次乐歌、次乐舞、次散乐、鼓吹，而以彻乐终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
为师，五师为军。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练之数也。《司马法》：“地方一里
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
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调发之数也。教练则不厌其多，故凡食
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虽至小之国，
胜兵万数可指顾而集也。调发则不厌其简，甸六十四井，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
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调发其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计之，五百
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调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调发方及一人
也。教练必多，则人皆习於兵革；调发必简；则人不疲於征战。此古者用兵制胜
之道也。後世士自为士，农自为农，工商末技自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时
不识甲兵为何物，而所谓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
有征战，则尽数驱之以当锋刃，无有休息之期，甚则以未尝训练之民而使之战，
是弃民也。唐宋以来，始专用募兵，於是兵与民判然为二途，诿曰教养於平时而
驱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则兵数愈多而骄悍，而劣弱，为害不浅，不惟足以疲国
力，而反足以促国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叙历代兵制，次禁卫及郡国之兵，
次教阅之制，次车战、舟师、马政、军器。凡十三卷。
昔汉陈咸言：“为人议法，当依於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盖
汉承秦法。过於严酷，重以武、宣之君，张、赵之臣，淫刑喜杀，习以为常，咸
之言盖有激也。窃尝以为劓、耳刂、、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
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汉魏以来遵之。以贤圣之君而不免袭乱虐之制，由是观之，
咸言尤为可味也。汉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
笞法过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钳，进髡钳
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比，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
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
刑。所欲活者傅生议，於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翦其毛；所欲陷者与死比，
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
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
不可偏废也。若夫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
俾无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赇贿者，无後患之可惕，则亦非圣人
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详谳，次赎刑、赦
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
《易》与《春秋》二经首末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
《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
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
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
俱未尝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
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
废也。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
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岂亦秦为之厄哉？昌黎
公所谓为之也易，则其传之也不远，岂不信然。夫书之传者已鲜，传而能蓄者加
鲜，蓄而能阅者尤加鲜焉。宋皇时，命名儒王尧臣等作《崇文总目》，记馆阁
所储之书而论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经、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则但有其名目而已。
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读书记》，直斋陈氏振孙有《书录解题》，皆聚其家藏之
书而评之。今所录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则采诸家书目所
评，并旁搜史传、文集、杂说、诗话。凡议论所及，可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
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者，则具载焉，俾览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阅木天
之藏。不特有其书者，稍加研穷，即可以洞究旨趣；虽无其书者，味兹题品，亦
可粗窥端倪，盖殚见洽闻之一也。作《经籍考》第十八，经之类十有三，史之类
十有四，子之类二十有二，集之类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始终。”盖讥世之学
者以空言著书，而历代统系无所考订也。於是作为《三代世表》，自黄帝以下谱
之。然五帝之事远矣，而迁必欲详其世次，按图而索，往往牾，故欧阳公复讥
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务多闻以为胜。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载，昭然
可考，始学者童而习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传世历年之延促，枝分派别之
远近，猝然而问，虽华颠钜儒不能以遽对，则以无统系之书故也。今仿王溥唐及
五代会要之体，首叙帝王之姓氏出处，及其享国之期、改元之数，以及各代之始
终，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历代所以尊崇之礼、
册命之仪，并附见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从始也。禹涂山之会，号称万国；汤受命时，凡三千国；周定
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至春秋之时，见於经传者仅一百六十五国，而蛮
夷戎狄亦在其中。盖古之国至多，後之国日寡，国多则土宜促，国少则地宜旷，
而夷考其故则不然。试以殷周土世言之，殷契至成汤八迁，史以为自商而砥石，
自砥石而复居商，又自商而亳。周弃至文王亦屡迁，史以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
自岐而丰。夫汤七十里之国也，文王百里之国也。然以所迁之地考之，盖有出於
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为吴，鬻绎之为楚，箕子之为朝鲜，其初不
过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国传世。窃意古之诸侯者，虽曰受封於天子，
然亦由其行义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归之，故其子孙因之，遂君其地；
或有灾否，则转徙他之，而人心归之不能释去，故随其所居，皆成都邑。盖古之
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已私，而古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已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
非如後世分疆画土，争城争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
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已有，再传而後，刘项与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诛项
氏之後，凡当时诸侯王之自立者，与为项氏所立者，皆击灭之，然後裂土以封韩、
彭、英、卢、张、吴之属，盖自是非汉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数年之後，反者九起，
异姓诸侯王多已夷灭，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亲属，如荆、吴、齐、楚、淮南之
类，盖自是非汉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传而後，贾谊、晁错之徒，拳拳有诸侯
强大之虑，以为亲者无分地而疏者Τ天子，必为子孙之忧。於是或分其国，或削
其地，其负强而动如七国者，则六师移之。盖西汉之封建，其初则剿灭异代所封，
而以畀其功臣；继而剿灭异姓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继而剿灭疏属刘氏王，而
以畀其子孙。盖检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汤武虽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
周惟灭国者五十，其馀诸侯皆袭前代所封，未闻尽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虽
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与国咸休，亦未闻成康而後，复畏文武之族Τ而必
欲夷灭之，以建置已之子孙也。愚尝谓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
於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於私心，则忌疏畏
Τ，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於
是诸侯虽有君国子民之名，不过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则汉
虽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
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馀习，故不久而遂废。逮汉之亡，议者以为
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势。然愚又尝夷考历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诸弟，帝子受
封有同幽絷，再传之後，主势稍弱，司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无顾惮。晋武封
国至多，宗藩强壮，俱自得以领兵卒，置官属，可谓惩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难，
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衅。宋、齐皇子俱童孺当方面，名为藩镇，而实受制於
典签、长史之手，每一易主，则前帝之子孙歼焉，而运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国最
久，诸子孙皆以盛年雄材出为邦伯，专制一方，可谓惩宋、齐之弊矣，然诸王拥
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难，然则魏、宋、齐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晋、
梁崇奖宗藩，亦不能救乱。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复议，而王绾、李斯、陆士衡、
柳宗元辈所论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废矣。今所论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国
名之见於经传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风氏，以至邶、、樊、桧之类
是也。春秋十二列国，既有太史世家详其事迹，不复赘叙，姑纪其世代历年而已。
若诸小国之事迹，见於《春秋》三传、杂记者，则仿世家之例，叙其梗概，邾、
莒、许、滕以下是也。汉初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泽侯，则悉本马、班二
史年表，东汉以後无年表可据，则采摭诸传，各订其受封传授之本末而备著焉。
列侯不世袭始於唐，亲王不世袭始於宋，则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
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时，俱有太史，其所职掌者，察天文、记时政，盖合占候、纪载之
事，以一人司之。汉时，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纟由史记、金匮、石室之书，
犹是任也。至宣帝时，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其修撰之职，以他官领之，
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盖必二任合而为一，则象纬有变，纪录无遗，斯
可以考一代天文运行之常变，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废离隔，不相为谋，盖已
久矣。昔《春秋》日食不书日，而史氏以为官失之，可见当时掌占候与司纪载者
各为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尝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鲁定
公十五年至汉高帝之三年，其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传，书日食凡七而已，
然则遗缺不书者多矣。自汉而後，史录具在，天下一家之时，纪载者递相沿袭，
无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国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
陈後主祯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开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
《南史》所书日食仅三十六，而《北史》所书乃七十九，其年岁之相合者才二
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苍也，食於北者其数过倍於南，理之所
必无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岂天有二日乎？盖史氏之差谬牾，其失大矣。悬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虽庸奴举目可知，而所书薄蚀之谬且如此，则星辰之迟留、
伏逆、陵犯、往来，其所纪述，岂足凭乎（按：汉哀帝以日无精光、邪气连昏之
事问待诏李寻，而寻所对，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严光入禁中共卧，而太
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见於李寻、严光传中，而以《汉志》考之，终哀帝时不言
日无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证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广
异闻耳。天文志莫详於晋、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为简明。宋《两朝史
志》言诸星去极之远近，《中兴